有關漢字起源各說的歸納
任何一個現存或曾存的事物，作為過程，都有一個起源的問題。漢字作為中華民族偉大歷史的一個重大的文化現象，自然不能例外。關於漢字起源問題的討論，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來概括，還顯單調；用“五花八門，奇形怪壯”去形容又顯鄙薄。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類型：
一種是“倉頡造字”說
倉頡造字說，始見於戰國時代的傳世文獻《呂氏春秋·君守篇》、《韓非子·五蠹篇》、《廣韻·九魚》、和西漢《淮南子·本經訓》，其提法是“倉頡作書”。到了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才有了兩段比較詳細的說法：“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他是說倉頡將“依類象形”的文，按“形聲相益”的造字法則來造字，這些字著於竹帛就叫作“書”。許氏沒見過甲骨文，金文接觸的也不會很多，因此就少了一句“刻於龜甲獸骨謂之契”。
“倉頡之初作書”證明倉頡之先就存有獨體象形的“文”，倉頡將“文”整合為“字”，說倉頡造字也是說得過去的。但作為文字發展中的兩個階段，“文”先於倉頡而存在，說倉頡造字是文字的起源，顯然是不夠的，也是不確切的。
一種是“結繩”起源說
《易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這裏說的是國家統治方式的轉換，並未說結繩轉換為文字，或文字源於結繩，更沒說結繩就是文字。將結繩與文字相提並論，最早見於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用《九家易》：“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從這種相提並論中，也看不出“文字起源於結繩”的意思，也品不出“結繩就是文字”的味道。看來結繩是絕對結不出“字”來的。
一種是“史官採集”說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中這樣寫道：“……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是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採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來由，恐怕逃不出這例子。”周先生的上述臆說，正如他的“門外”文談。真正文字起源的那時，恐怕鐵還尚未出現，何談“刀柄”；人還穴居洞處，或厂（音罕）广（音掩）茅茨，何來“門戶”？想當然耳。“恐怕逃不出這例子”似有武斷之嫌。
一種是“勞動人民”說
郭沫若在他的《奴隸制時代》中說“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起來的”。“勞動人民說”從本質講沒有大錯，因為包括伏羲在內歷代創造文字的人們，也是勞動者的一部分。但是，慢說缺乏相對統一、相對固定理念的“勞動人民”是創造不出文字來的，就是武則天那樣神氣十足的女皇，由她所生造的那些文字，個個盡患“四六瘋”，僅存活的“曌”字，也不過是“照”的重複，出了洋相，鬧了笑話，還遺臭萬年。何況又將文字起源扯進了語言的範疇，仍然免不了落入臆度的窠臼。何況“人民”的概念只是在近代才出現。
一種是“起一成文”說
宋人鄭樵在他的《通志·六書略》中有一“起一成文圖”，實則是一段關於文字起源的論述。他是將“一”作為一條柔軟的繩子，可以隨心所欲，任意彎曲變成各種形狀的“文字”，除楷書的“ ”（點）之外，似乎都能與“一”拉上關係。
“起一成文”說，從文字構形的角度，似乎有某些道理，可是漢字是表意文字系統，他這裏將“一”是作為純符號來對待的，這個“一”既缺乏學理性的支持，又沒有音韻上的配合，在這裏毫意義。因此“起一成文”說，也是站不住腳的。
一種是“起源二元”說
楊建芳先生在他的《漢字起源二元說》：“在古代黃河流域，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字體系。一種是指事文字，另一種是圖畫文字或意符文字，這兩種文字的出現都相當早而且流行不同的地區。……到了商代中期，圖畫文字系統融合一部分指事文字，形成商周流行的六書文字，也就是早期的漢字。原來盛行于中原地區的指事文字逐漸消失，但在甘、青地區仍然較長時間地被運用。客觀事實既然如上所述，那麼，漢字起源並非一元，而系二元，應當是比較合理的結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1981第三期）
楊氏的論述更加離奇，嚴格地說漢字隊伍中指事字就數不上幾個，即使“傳播到山東一帶”能成什麼氣候？再者，圖畫從本質講，就不能歸屬文字的範疇，它有形、有意卻無聲，所謂的象形文字，它其實是已被抽象了的圖畫。既然不存在圖畫文字，何來“圖畫文字體系”？
一種是“圖畫起源”說
“圖畫起源說”，是當代文人的想象，其流布甚廣：“有人不講衛生，隨地小便，於是有人就在不應該小便的地方畫上一個烏龜，表示禁止，這雖然是個‘以毒攻毒’的惡作劇，但從這個惡作劇中也可以想像漢字起源於圖畫的道理。”
圖畫與文字雖然有著某種聯繫，但是圖畫畢竟是圖畫，圖畫雖有形、有意、有理，卻無聲，一般是不能進入“文”的系統的，尤其不能進入“文”的線形系統。文字是音、形、意、理相統一的表意系統，圖畫不經抽象、演繹、賦音終究是不會自然轉換為文字的。因此“文字起源於圖畫”的論點是不全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在文字起源的論壇上，難有立錐之地。
一種是“語言需要”說
上世紀初，受西方“語言中心主義”的影響，有學者說,“由於記錄和傳達語言的需要，各個群體的人們分別在創造著各自的書寫符號”。李萬福、楊海明二先生在他的《圖說文字起源》中更是明確地說：“文字從產生之日起就徹底按照語句方式排列全部符號，並且符號排列方式的革命與字元的大量產生同步。……詞比較清晰的語言為文字的產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文字的產生，是受伏羲《易八卦》宇宙觀理論系統的指導，已是被抽象了的符號表意系統，是傳承人的重要理念的產物。沒有一定相對統一的理論和方法，各自書寫的符號缺乏統一理念，一般是無用的。文字是領管語言，昇華語言，匡正語言的工具。文字不只是因語言需要而產生，何況中國語言派系繁多，你能說出哪种語言產生了文字？語言不能產生文字，這應該是個定論。
文字從本質上講，最先是從轉換符號、符號異構逐個賦音而來的。由符號異構賦音轉換為文字，就決定了華夏民族語言是一詞（字）一音（個別多音）的，這就從根本上和域外通行的拼音語言劃清了界限。是一詞一音的清晰文字為漢語語言系統的產生提供了優越條件，而不是“清晰的語言為文字的產生提供了優越條件”。語言的產生雖然先於文字，但語言不產生文字，尤其不能產生文字系統。
提起文字起源，有人總愛把文字與語言扯在一起，並說語言產生了文字，這是文字研究的大忌，也是文字研究的死胡同，更是迄今為止文字研究的悲劇所在與漢字遭殃，中華文化遭劫的原因所在。
一種是“神話起源”說
“從漢字的大量起源史料看，古漢字的原始系統，正是從上古神話傳說時代的土壤中滋生出來的，在古漢字的渾身上下，五臟六腑，筋骨血脈，靈魂氣魄，都充满了上古神話傳說時代的種種‘神素’。”（陳文敏《漢字起源與原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版）。說“古漢字的原始系統，正是從上古神話傳說時代的土壤中滋生出來的”，是有它的正確性，因為神話“既不是騙子的謊言，也不是古人的譫語，其中必有真實的歷史內核”。可是“滋生土壤”是個寬泛的概念，而且論者把漢字起源的突破點選在六書的象形——專注上，就未免偏頗。
以上這些觀點，最使中國人傷透自尊心的還是“漢字西來”說。“漢字西來說”是個神話，就是這個神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一些號稱無神論者在“打神”的同時又被迷信給迷住了。
一種是“八卦起源”說
“八卦起源說”是本書要重點闡揚的主旨。
文字起源於八卦，這是一個帶有顛覆性的觀點。最早見於《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後來，東漢許慎在他的《說文解字》敘中開門見山第一句：“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這一段話作為《說文》的開山之斧和全文立論，至少透析以下觀點：
⑴八卦是文字產生的肇始,符號是字形的準備和基礎；
⑵從源頭講，文字的創造與八卦同步；
⑶文字創造的理路與八卦同軌；
⑷八卦才是揭開文字起源的唯一謎底。
可是，許慎卻為歷史留下了千古遺憾。文字起源於八卦這個大題目由他提出後，卻淺嘗輒止，莫能劃上句號。他雖然在許多漢字的解釋上，運用了《易八卦》的理念，例如《說文解字》始“一”終“亥”，用的就是陰陽五行、天干地支的理念運作：“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等。可是，極不徹底。更為遺憾的是，近兩千年以來的文人碩士，巨擘大筆，訓詁釋家，包括歷代許氏的追隨者也忽略甚至排斥了許慎的這些解釋，卻在許慎那些誤解的泥坑裏不遺餘力地挖掘、發揮、闡揚。他們走不出許慎的鮒轍，並以宗教的虔诚，相濡以沫，聊以自慰。不要說漢字起源的正确答案，就連漢字的釋解也走進了牽強附會的尷尬和俗解戲說的怪圈。
當然，探索漢字起源，其實是探索中華文明發端的重大課題。八卦和文字是中華民族最古老、最重要的兩件精神產品，它帶著一路的人類最高智慧向我們走來。古今的人們有責任與義務去叩問漢字：君從何處來？但是，在甲骨文被埋入地下一千多年、金文又很少出土的東漢，缺乏多種文體作為參照系的情況下，許氏僅按小篆形體所作的解釋，出錯肯定是難免的，而要他拿下文字起源這個題目來，也真的有點難為許老先生了。然而，在漢字王國裏，甲骨文未出土以前的時代，“漢字起源”沒有解密，那是情有可原的，而在殷墟甲骨文出土一百多年以後，周原甲骨又相繼出土的今天，此謎不揭那真的就有些愧見祖先和難對後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