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敬
刘敬，原名名娄敬，刘邦赐他姓刘。生卒年不详，西汉初齐国卢（今山东省济南长清）人。
关于娄敬的身世背景，史书没有记载，但从他出道以后的言行事迹来看，他的出身应该很不一般。他对天下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又通晓历史和兵法，工于心计，擅长言辩，是一个带有明显纵横家色彩的儒生。刘敬这人很有个性，他不是刘邦故旧，在汉高祖五年的时候才开始跟随刘邦，但是他谋划的都是大事，定都长安、和亲匈奴、移民关中，每件事都关系到汉室天下的长治久安。
“乱世出英雄”，这几乎是一个真理，因为乱世是一个缺乏秩序的时代，缺乏了秩序，就为各色人等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因此，每一次乱世都会造就大量英雄。秦末当然是乱世，许多英雄应运而生，不足为奇，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敬居然能抓住乱世的尾巴，奋力成为英雄，终至封侯，就不能不让人叹服了。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项羽自刎于乌江，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2月甲午日，汉王刘邦在定陶登基称帝。定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所谓的“地中”，民殷物阜，水陆交通便利，原有的城防设施也可资利用，但地势低洼，周围又无险可守，决定了定陶不适合做帝国首都。
都城是一个帝国政权的中枢和心脏，为国之根本。选得妥当与否直接关系着天下的兴亡和长治久安。那么，赢得了楚汉战争的西汉王朝准备在哪里建都呢？
当时，在踌躇满志的群臣们看来，首都非洛阳莫属了。其理由为如下四点：一洛阳是周公在周朝建国之初所建立的东都，周平王东迁后即位于洛阳。定都洛阳，无疑可以表明汉朝是直接承续周朝而来的，可以表明汉政权的合法性；二是洛阳有现成的宫殿可用；三是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东面是成皋，西面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前面是伊河、洛水；四是高祖君臣是清一色的关东人，洛阳地处关东，以洛阳为首都，也是人心所向。
于是，当年三四月间，高祖在诸侯大臣的簇拥下迁都洛阳，住进了洛阳的南宫。5月，高祖下达了士兵各归原籍复员为民的诏令，天下自此仿佛就太平无事了。随后刘邦于洛阳发布诏书，大设酒宴招待群臣，意欲在此建都。
面对这样的状况，西汉的文武大臣们却大多沉醉在夺得政权的胜利之中，或争功夺爵，或广置田产，满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在如何建设和巩固西汉政权这个更为艰巨的问题面前，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地加以考虑。
然而，一个身穿羊皮袄、前往陇西戍边的戍卒使刘邦改变了主意。
当年的6月，被征调去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戍守的娄敬拉着车子路过洛阳。听说刘邦正在此地，此时娄敬做了一个重大人生决定。在娄敬看来，自己饱读诗书，尽知天下大事，如果作为一个戍卒死于边陲，不能建功立业，那真是最大的悲剧。
此时娄敬穿着破旧的羊皮袄，拉着大车，看见虞将军在不远处。他突然扔掉拉车子用的横木，大声喊道：“臣愿见上言便事！”
当时刚刚经过楚汉战争，刘邦招揽天下能人志士的制度还没有废除，虞将军有责任引见能人。但是他看到娄敬穿的太破，毕竟是自己引见的人，就找了件好衣服给娄敬换上。此时娄敬表现的相当有自尊心，他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这就是娄敬。
于是穿着粗布衣去面见刘邦，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建都洛阳一事切陈利害，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
刘邦见到穿着破皮袄的娄敬，心生一丝感慨，先赐给他食物，然后问他有何赐教。娄敬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这正是刘邦心中所想。刘邦自然说：“然。”
刘敬为刘邦分析了周朝的先祖取得天下的原因、途径和经过，论证了周天子治理天下的手段、方法和特点，然后对比了刘邦取得天下和周朝取得天下的不同之处，最后详细论证了建都关内的重要意义。
娄敬随即指出刘邦要定都洛阳这种想法其实有相当的危险性。娄敬深刻地指出汉朝和周朝根本比不了，周人品德高尚，经过十多代人苦心经营，终得天下，而刘邦起兵沛县，征杀数年，使父子暴尸荒野，使人民肝脑涂地，到如今哭泣之声未绝，伤夷之人未起，统治天下纯属强力，和品德高尚没有一点关系，洛阳地处天下中心，四面受敌，“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所以定都洛阳，只适合周朝，不适合汉朝。娄敬的话句句在理，但刘邦听着实在不太入耳。
刘邦反问娄敬说：“那依你之见，定都在那里比较合适呢?”
娄敬继续分析说：“秦国的关中地区，有峻山险河为屏障，四方关塞稳若磐石。有急难时，关中的户口也可很快集结百万雄兵，秦国当年便因其独有的地利和丰富的生产力，而达到空前的强盛境界，因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陛下若能人关中以为京都，即使山东(指函谷关之东)地区发生叛乱，关中地区仍可保持安定。两人相斗，最好的办法是扼住对方喉咙、压住对方背部，这样对方便无法抵抗了。陛下如能定都关中，控制关中，无疑是得到了扼天下之喉、压服天下之背的优势。”
娄敬这个比喻打得好，与人打斗就要顶住他的后背，掐住他的喉咙，这样才能全胜，刘邦入主关中，就相当于顶住了天下的后背，掐住了天下的喉咙。
定都是件大事，非同小可，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召集群臣商议。刘邦手下的“群臣皆山东人”，全都不愿定都关中，他们争先恐后地告诉刘邦说：“周王朝有数百年之福祥，而秦王朝只有短短的二代就灭亡了，可见关中的地利根本无法保证政权的稳固。洛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崤山、泥池之峻岭，北有黄河。东有伊水及治水，地形非常有利。”
群臣一番话说得刘邦再次迟疑不定，退朝后他又私下询问他一向非常信任的谋士张良。张良从洛阳和长安的地理形势着眼为刘邦分析道：“洛阳虽然也有地利，但其中心腹地不过百里，而且生产力薄弱，四面平原，容易受到包围，的确不是用武之国也。而关中左边有崤谷及函谷关，右边有陇中、蜀中，沃野千里，南有生产丰富的巴中、蜀中，北有可以同畜牧的胡人进行贸易的国境。三面均有阻挡，易守难攻，向东一面又可居高临下，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时，可以利用黄河及渭水运输便利，将天下财货、贡品供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又可方便供应讨逆军粮。陛下难道忘记了，我们不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才最终战胜了项羽吗?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所以臣以为娄敬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经过反复的利害权衡，刘邦力排众议，决定采纳这个刘敬的建议，而且“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原秦都咸阳已毁于战火，所以成阳是不能再作为都城了。刘邦最后决定在秦都咸阳的附近，距离周朝都城镐京不远的地方重新修建一座新城，作为大汉王朝的都城。新都城定名“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
娄敬首倡迁都之议深得刘邦的赏识：赐姓刘氏，官拜郎中，号曰“奉春君”。关于“奉春君”三字的含义，古人张晏的解释是正确的。他说：“春，岁之始也。今娄敬发事之始，故号曰‘奉春君’也。”以之喻汉王朝之始，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从娄敬开始，说明了刘邦对他的欣赏和肯定无以复加。
西汉王朝建都长安，是巩固政权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在这个问题上，固然说明刘敬胸怀全局，颇具政治眼光；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刘邦慧眼识人，不以人废言，能择善而从，确也难能可贵。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席卷中原的时候，被秦朝大将蒙恬打败而北徙的匈奴人，乘“诸侯畔秦，中国扰乱”之机，又迁回故地并开始不断向外扩张。他们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灭东胡、收河南（今内蒙河套及伊克昭盟地区）。在其北部地区的丁零、屈射、浑庾、薪犁等小部落纷纷屈服在匈奴人的武力之下。接连的军事胜利使匈奴势力大增，他利用当时楚汉相争、中原内乱的时机，南越长城，侵扰现今的冀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对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造成莫大的威胁。
匈奴大肆向外扩张的时候，正是整个中原疲惫于兵革之时，当时，不论是从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实力来看，汉朝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刘邦开始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春，驻守在马邑的韩王信因遭受汉高祖的猜疑而投降匈奴，引导匈奴的军队攻下了太原，抵达晋阳城下。由于他对汉朝的北部边防诸如山形地势、兵力部署、后勤供应等情况都非常熟悉，并多次引匈奴兵南侵，因而对汉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出击匈奴。当时天寒地冻，汉军适应不了这种环境，十分之二三的汉兵冻坏了手脚。
驻军广武后，刘邦依次派了十名使者去观察匈奴的动静，但冒顿单于老谋深算，暗暗把勇猛善战的兵士和肥牛壮马隐蔽起来，故意把老弱兵士和瘦弱牲畜暴露在外。使者回报都说匈奴并没有那么强大，甚至虚弱可击。。为了慎重起见，刘邦派刘敬再去一次。刘敬回来报告说，在二国相争的时候，一般都夸张兵力，以求在心理上威慑对方。而臣此次出使，只见老弱羸瘠，匈奴如此不掩饰地暴露弱点，其中必有阴谋，现在不宜发兵。
但是此时二十万汉军已经兵临前线，刘邦为防止士卒泄气，就骂刘敬，说：“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把刘敬关押起来了。
刘邦也是急于取胜，就迫不及待地率兵过了句注，结果掉入了匈奴的预设的埋伏圈内。刘邦被围的地方时称“白登山”，所以，历史上称这次战役为“白登之围”或叫“平城之围”。
当时的平成就是如今的大同。
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匈奴骑兵西面的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汉书·匈奴传》记载：“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结果刘邦被冒顿单于包围在了平成白登山，七天七夜才解围。刘邦回来路过广武时，他亲自释放了刘敬，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算是道歉，并加封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西汉政权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结束之际建立的。由于秦王朝残酷的剥削和沉重的徭役，已经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上接踵而来的六年之久的争战，社会经济更加凋敝。致使西汉政权统一全国以后，面临着“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夷者未起……”的残破局面。田地荒芜，人烟稀少。连身为皇帝的刘邦，在外出时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有的大臣和将军们上朝，也只能以牛车代步。
白登之围后，匈奴不断南下侵扰西汉，刘邦束手无策，亲自向娄敬询问对策。娄敬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汉书·娄敬传》）。他在分析了双方的形势后，正式向刘邦提出和亲的建议。他建议，刘邦把嫡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认为冒顿在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不致与外祖父相抗。以后每年再派辩士带一些匈奴人日常缺少的物品出使匈奴，宣传汉朝的礼仪和制度，这样可以缓和边患，赢得巩固政权的时间。军队可以无需作战而逐渐使匈奴臣服。刘邦决定采纳这个建议。刘邦立即想把鲁元公主嫁给匈奴。但吕后坚决反对，日夜向刘邦哭诉：“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 最后只好选用家人子冒充长公主，远嫁匈奴。
公元前199年，刘敬作为和亲大使护送皇室女并携带大量絮、缯、酒、食物等礼品来到匈奴驻地，代表西汉与匈奴冒顿单于结为兄弟，订了“和亲约”，双方交战的局面暂时结束。此后七、八十年间，历代西汉统治者均继续实行“和亲”政策，又先后六次将汉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
关于“和亲协定”的有关情况，《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及卷112《主父偃列传》都有汉高祖派刘敬到匈奴“结和亲之约”的记载。
“和亲协定”主要包括五项条款：一是汉朝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二是汉与匈奴划疆立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三是“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成为兄弟之国，享有平等地位；四是汉朝“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而匈奴不再侵扰汉朝；五是双方进行一些“通关市”活动。
由此可见，“和亲协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战争，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使双方人民都能得到实惠。
和亲后，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这在刘敬往结和亲之约后便实行了。当时通过关市，匈奴从汉族地区换得了不少物品和金属器具，特别是铜。故文帝六年贾谊上疏，有控制铜器和铜矿出塞以挟制匈奴的对策。后来关市在后元六年因匈奴大举侵扰而一度中断，至景帝元年恢复和亲又重行开放。开放关市，有利于汉匈两族人民的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这一时期的和亲，意在以汉匈姻亲关系和相当数目的财物来换取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
刘敬是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以来，第一个提出和亲政策的人。尽管在主观上他提出和亲不是出于诚意，但在客观上，这个政策促成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匈奴族的进步和发展。在当时，和亲政策的提出，是有积极意义的。
匈奴当时处于比西汉落后的社会形态，需要的是肥沃的牧场和众多的奴隶。因为匈奴是一个随逐水草、迁徙无常的游牧民族，加上地处边陲，气候寒冷，物产贫瘠，除了畜牧业之外，其他东西均需仰给于人。而当时西汉的物质文明水平高于匈奴，这就比较容易刺激匈奴对中原财物的贪欲。因为“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且游牧民族的最大习性就是，“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明以战功为事”，“行盗侵所以为业”。因为他们所要求的，是“把肥沃的土地和人烟稠密的居处变为牧场”。这就决定了西汉王朝不能靠战争解决汉匈关系，只有采取和亲这种政策。
刘敬对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可谓殚精竭虑，娄敬前往漠北与匈奴议和行程中，，发现河套一带的匈奴人距离长安只不过几百里的路程，匈奴的轻骑兵只须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而那时的关中地广人稀，无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不足以抵御匈奴人的侵扰。
而此时西汉政权初建，经济凋敝，加之异姓王的不断反叛，使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一时还不能完善地建立起来。而有强大宗族势力支持的六国旧贵族后裔，不仅在经济上有力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为巩固统一，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那是一次大举动，惊动天下富豪。可是由于关东六国贵族豪富的抵制，迁徙政策并未完全落实，秦朝就灭亡了。可是在秦末反秦起义的风暴中，关东原六国旧贵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齐国的田姓各支和楚国的昭、屈、景三姓，更是反秦起义的领导力量。他们的势力在秦汉之际进一步壮大，在地方上拥有许多的支持者，有着很强的号召力，这对于新建的汉朝中央政权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面对这种外患不息、内乱不止的局面，他向刘邦献策，把齐国的田姓诸支，楚国的昭、屈、景三姓和燕、赵、韩、魏四国的后代以及其他的豪杰名家，迁徙到关中一带，来充实关中。如果迁六国旧贵族后裔及中原一带势力较大的豪绅大族到关中来，既可以加快关中经济的发展，防备北部边患；又可以在关中有变时作为东伐的力量。刘敬称之为“强本弱末之术”，实质就是巩固中央政权的一举二得之策。
这是个强本弱枝良策，刘邦十分赞同娄敬的建议，并让他主持迁徙之事，结果，关东原六国贵族富豪十多万户被强行迁到关中。这一“迁豪令”的推行，既有效地削弱地方分裂势力，又充实了急待加强的边防力量，真可谓一箭双雕，成为巩固中央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因其行之有效而屡被后世所效法。
数十年后，汉武帝就曾接受过主父偃的建议，将天下豪杰兼并之家迁徙于茂陵。其目的，用主父偃的原话说就是：“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明朝人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九十九就《史记·刘敬列传》评论道：“按传内迁都、使虏、和亲、徙大姓，皆汉初大事也。太史公只叙此四事，而敬之功业自见矣。”
司马迁写人物很有章法，可以不记其生，但不会不记其死，至少会写到一个人的晚年，从而暗示其死。但是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对刘敬这人处理的完全不同，《史记》的记载到刘敬贡献迁豪之计就戛然而止，但事情显然没有结束。
定都长安一事使刘敬惹恼了了开国功臣们，，不击匈奴一事使刘敬损害了使者，和亲一事使刘敬伤了吕后，可能刘敬觉得做得还不够，他还要再伤了天下人。迁豪这个计策对汉室天下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移民搬迁利益很难平衡，比现在的拆迁还难，势必造成民怨沸腾。似乎刘邦已经看出了问题，他派刘敬负责迁徙山东六国十万多人来到关中。
刘邦不但需要别人为他出谋划策，更需要别人替他承担责任，他也好对群臣、对吕后、对这十多万移民有个交代。刘敬，这个外来户，只知做事，只知道忠于刘邦，忠于大汉，但是他终于自己吗？
刘敬到底怎么死的？现在已经无案可查。但在司马迁对刘敬的评论中似乎有所暗示，在此司马迁写了很长一段话， “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司马迁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一句“智岂可专邪”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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