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纺织工业的百年沧桑

 

天津市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交通枢纽和工业城市。天津的近代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更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天津也是我国大型的、极具历史渊源的纺织生产基地。

撩开历史的帷幔，拂去岁月的尘埃。据文史资料记载：天津纺织工业自清光绪24年（1898）年由吴懋鼎创办天津机器织绒局开始，到周学熙受袁世凯委托出任直隶工艺总局、并开设实习工场以来，逶迤至今，已历时118年之久。期间，天津纺织工业几经风雨、几经磨难、几度兴衰，演绎并由此折射出天津纺织工业历久弥坚、百折不回、负重前行的历史沧桑。

十九世纪中叶后，天津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是近代机器工业的诞生。天津地区在当时社会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京畿之地，交通便利，原料充足，精英荟萃，腹地辽阔和西方技术传入较早等便利条件。

二十世纪初，天津有幸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基地。并开始出现了具有官方色彩的直隶工艺总局和实习工场，还出现了当时北方最早的较大规模的机器纺纱厂。1903年，袁世凯委任时任天津候补道台的周学熙来津总办直隶工艺总局。到任后，周学熙积极倡导开办实业并筹办实习工场，被普遍尊为当时北洋实业界的奠基人。历史上与清末实业家张謇先生齐名，当时在实业界有“南张北周”之说。（张謇，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近代棉纺工业开拓者）在此期间，天津华新纱厂（1915年创建 后称三环集团）、裕元纱厂（1915年创建 后称棉纺二厂）、恒源纱厂（1917年创建 后称恒源毛纺织厂）、北洋纱厂（1920年创建 后称天鼎公司）、宝成纱厂（1920年创建 继之与裕大合并 后称棉纺三厂）、裕大纱厂（1921年创建 继之与宝成合并后称棉纺三厂）六大纱厂相继建成。由此，天津近代纺织工业初步形成。在20世纪初，天津地区不仅出现了直隶工艺总局，及实习工场，还出现了最早的针织业、丝织业，建立了当时在天津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六大纺纱厂，新型机器织布工厂布局有了新的、较大面积的增长。随着纺织工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天津地区开始出现并逐步建立了机器针织业，提花业、帆布业、线毯业、织带业、地毯业、毛巾业等共计12个专项织造门类。1912—1928年之间天津纺织厂家数已达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05万元，占当时天津地区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强。无论是厂家数，还是资本数额，都居天津各行业的首位。天津的纺织工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在布局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多为临河而建。这样的布局，既为方便运输，又能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当时，海河——北运河——新开河——金钟河一线成为天津民族纺织工业带。

近代天津纺织工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严格讲主要涉及几个大的棉纺织工厂。而几大棉纺织厂的演变过程也凸显了天津民族工业曲折前行的发展历史。

华新纱厂：华新纱厂于1916年在津建厂，1918年华新天津纱厂正式投产。资本总额为200万元，厂址位于小于庄（现河北区）。30年代初华新纱厂转卖给日本中渊纺织株式会社，改为公大七厂。建国后，改为国营天津印染厂。

裕元纱厂：裕元纱厂由天津金城银行总董事王郅隆(死于日本东京大地震)、安徽督军倪嗣冲及安福系军阀和官僚投资创办，王郅隆任总经理。1918年4月正式投产，资本总额为556万元，厂址设在小刘庄海河沿（现河西区）。裕元纱厂是当时天津规模最大、获利最丰、实力最雄厚的纺织纱厂，开近代天津大型纱厂之先河。30年代初因日资控制，裕元纱厂转卖给日本中渊纺织株式会社，改为公大六厂。建国后，改为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

北洋纱厂：北洋纱厂由天津敦庆隆号洋布庄的民族商业资本家纪锦斋联合隆顺、隆聚、瑞兴、同义兴、庆丰义等七家棉布商号，并连同百元以上小股东200余户集资创办。创办人范竹斋、卞继昌，资本总额300万元。1921年9月开工生产，厂址：挂甲寺南北大街。1966-1976年间更名为四新纱厂，后改为天津第六棉纺厂。

恒源纱厂：由官办直隶模范纱厂与恒源帆布公司合并组建恒源纺织有限公司（恒源纱厂），创办人章瑞廷，发起人为曹锐、章瑞廷、王鹿泉、田中玉、鲍贵卿、冯伯崇、边守靖、宋文轩等。开办时有137户认股，资本额400万元。1919年在农商部注册，1920年8月正式开工，厂址西窑洼（现河北区天纬路）。建国后，曾更名为天津市第一毛纺织厂。

裕大纱厂：裕大纱厂创办于1920年，1922年开工生产。创办人陈承修，专务董事王克敏。股东多为有一定政治背景的金融界人士、军政要人及个别社会名流，如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王克敏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等，资本总额号称300万，实际134万元，厂址位于河东郑庄子。30年代初，裕大纱厂转卖给日资大福公司，大福公司成立天津纺织公司，将宝成和裕大合并为天津纱厂，建国后，为国营天津第三棉纺织厂。

宝成纱厂：宝成纱厂创建于1920年，1922年下半年开工生产，创办人刘伯森，第一任经理吴敬仪，资本总额300万，厂址河东郑庄子。刘伯森受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张謇影响投资工业，在沪建有宝成第一、第二两个纱厂，在天津建立的纱厂与沪厂统排，称“天津宝成第三纱厂”。30年代初宝成转卖给日资大福公司，大福公司成立天津纺织公司，将宝成和裕大合并为天津纱厂。建国后，为国营天津第三棉纺织厂。

1930年2月间，时任宝成纱厂经理的吴敬仪鉴于十二小时工作，“实疲神而生产绌，劳资两害”，密定章则，毅然在该厂推行八小时工作制，此举为中国劳动界之首创。

1931年，仁立毛纺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英租界建立，朱继圣时任总经理。创建仁立公司的过程中，朱继圣采用国外比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改进企业管理，使企业得到较快发展。该厂从最初生产地毯逐步扩展到生产粗纺毛呢和精纺毛绒，到1937年已成为粗纺、精纺、织造、染整全能厂，是华北第一家民族资本毛呢厂，也是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毛纺企业之一。

朱继圣（1894—1972年），纺织企业家，字道贤，浙江鄞县人。1915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习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1922年任北京仁立公司副经理。1926年升任总经理。1931年天津仁立毛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任总经理。朱继圣是一位爱国的新型企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继圣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等。抗美援朝时期，朱继圣还捐献了一架飞机支援我军前线战场。

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1932年建成投产，宋棐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建东亚过程中，宋棐卿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采用儒家“文治教化”之道，制定了厂训、厂歌，提出了东亚的“四大主义”和“四大目的”，以“东亚铭”规定了东亚公司宗旨和员工做事为人的准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企业文化，影响至今。东亚铭集东亚企业文化之大成：规定了主义、公司之主义、做事、为人、人格等，提出：不忠于己者，焉忠于人；不忠于夫妇者，焉忠于友；不忠于亲族者，焉忠于社会；不忠于家者，焉忠于国。至今读来，依然感慨如斯。

东亚公司以生产“抵羊”牌毛线，创国货品牌而闻名，产品行销全国。东亚公司的历史是近代天津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抵羊”商标的确立，深刻地体现了“东亚文化”的爱国精神。为了抵制当时在天津盛销的日本“麻雀”牌毛线，在商标上采用了抵制洋货的“抵”和山羊的“羊”，图案的两个羊是中国羊占东半球，另一只羊占西半球，东半球的羊略高而且雄壮有力，表示已占上风，西半球的羊则略低，而且有被抵得后退的样子。抵羊商标意味深长，颇受国人欢迎，一直沿用至今。当时，产品曾供不应求，1933年抵羊牌已成为全国名牌。

宋棐卿（1898—1955），山东益都人，近代著名实业家。早年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1920年转赴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兼修化学课程。1922年回国后，历任济南德昌洋行和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经理。1932年在天津创办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亲笔撰写了“我的梦”，就东亚公司未来发展提出了诸多设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加速在我国扩张侵略势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三省，随后侵入华北，并加紧在华北地区的经济侵略。“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地区很快沦为日军的占领区。日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全面控制了华北地区的棉花生产、销售和贸易，对中国企业实行了强化管理，并以商品倾销、资金控制和直接投资企业三种形式对天津民族工业进行大肆的掠夺和统治，当时，天津纺织业几乎全部被日本垄断。

1933年日本工商界纷纷涌入华北进行投资，以赚取超额利润，并随之建立了一批纺织企业。当然，其根本目的在于掠夺我国的资源，打压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其侵略战争提供军需物资。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工场：1936年，日资在天津建立。建国后，为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工场：1936年，日资在天津建立。建国后，为国营天津第四棉纺织厂。

双喜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工场：1936年，日资在天津建立。建国后，为国营天津第五棉纺织厂。

大康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工场：1936年，日资在天津建立。建国后，为国营天津第六棉纺织厂，后改产改名为玻璃纤维厂。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控制下，天津民族纺织企业苦撑危局，艰难抗争。日资收购四大纱厂后（先后收购了华新、裕元、裕大、宝成），也想收购恒源和北洋。但恒源和北洋两厂不愿被日资收购，其中恒源纱厂股东章瑞庭出于民族气节，明确提出“宁愿少卖钱，也要卖给中国人，而不能卖给外国人。”在民族资本家的抵制下，恒源和北洋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为金城和中南两家银行组成的诚孚信托公司接管，成为金融资本直接控制的企业。银行财团对纱厂的控制，不仅扭转了两厂负债累累的状况，而且逐步改变了纱厂落后的管理方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天津的纺织企业，并随即成立：

中纺一厂（原裕丰纱厂，后棉纺一厂）。

中纺二厂（原公大六厂，后棉纺二厂）。

中纺三厂（原天津纱厂，后棉纺三厂）。

中纺四厂（原上海纱厂，后棉纺四厂）。

中纺五厂（原双喜纱厂，后棉纺五厂）。

中纺六厂（原大康纱厂，后玻璃纤维厂）。

中纺七厂（原公大七厂，后国印）。

天津第一机械厂（现天津纺织机械厂）和部分丝织厂。

以上企业组成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该公司所属各厂的设备是当时我国纺织工业中最先进的。系大型、大规模国有企业的开端，民营企业不在其列。（当时民营纱厂较大的有恒源、北洋、达生三个纱厂）。

这个时期纺织工业是天津工业的主体部分，在全国纺织行业中占第二位。1947年统计，天津纺织工业大、小工厂共计1158家，占全市工厂总数的25%。职工人数为31975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30%，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4.74%。

抗战胜利后由于政局动荡，战火连绵，交通受阻，通货膨胀，工业品价格猛跌，原料奇缺，生产极其困难。纺织工业由于原棉缺乏，生产异常困难。1946年七个棉纺厂的设备仅开动40%。由于国内原棉供应不足，中纺各厂只得依赖美棉， 1948年美棉调入比1947年减少一半，各厂不得不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各厂每周只能维持开工3天，产量下降一半以上。1948年天津共有织布机8867台，正常运转的仅有4867台。

天津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通过接管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及手工纺织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广泛开展技术革新，纺织工业迅速恢复崛起。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及所属八个厂，并迅速组织恢复生产。1949--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市政府将官僚资本的棉纺厂、纺织机械厂、毛织厂等14个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成为天津纺织工业的骨干。同时，对遗留下来的老设备进行改造，改革了旧的管理制度，改善了生产和劳动条件。到1952年末，从业人员达84539人，工业总产值达73632万元，实现利润9210万元，是1949年的9.6倍。

195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刘再生为纺织部华北纺织管理局局长的任命书。这在当时非常少见，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央对天津纺织工业的重视程度。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天津纺织工业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1200多家私营纺织企业和手工纺织业合并、合营改组为140个中小型工厂，确立了公有制的基础，并逐步形成了由棉纺、印染、色织、织布、毛纺、丝绸、针织、日用棉织、器材等行业组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为今后的大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60年代，全国掀起技术革新热潮，天津纺织系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与合理化建议活动，对原有的纺织设备实施技术改造，提高了设备的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使广大职工摆脱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涌现了大量技术人才。至60年代末，天津纺织系统实现技术革新项目达17000余项，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纺织工业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国内外纺织建设的号召，连续数年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等2900余人支援北京、石家庄、邯郸、保定、榆次、包头、新疆等地纺织重点项目建设。先后将四个纺织厂部分设备和人员成建制迁往山西、河北等地，并承担了国家支援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干达、缅甸等国纺织工业建设任务，为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曾与上海、青岛共享 “上、青、天”美誉。

由此可见，天津近代纺织工业形成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今天我们深入了解天津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原因、特征,对正确认识天津在中国纺织工业的历史地位，促进天津的工业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