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童润夫,是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先驱之一,也是一位爱国纺织科技专家。他于1896年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的一个书香门第。我祖父童米荪清末任上海华亭县知县,生前教导子女要崇实为民,革新图强,这些维新思想对叔父一生学习及事业成就影响颇大。
立志实业救国
清末,时政腐败,爱国青年纷纷起来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叔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怀报国之志,考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立誓要走实业救国道路。当时,
中国民族纺织工业虽有所发展,但外国资本在中国所设纺织厂的纱锭和布机,也还分别占到46.7%和59.2%。叔父目睹日商排挤打压华商的
社会现状,决心进一步学习专业技能,为振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作出贡献,因而东渡扶桑。他在日本国立桐生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习纺织专业,并于1921年学成回国。
虎穴探秘
当时,上海日商纱厂无论在资本、技术、组织管理上都较华厂先进,但技术上对外采取保密和高层管理的办法,不让华人涉足。叔父回国后,决心深入日商纱厂,一探究竟。遂应聘于日商大康纱厂,深入实际,不求“参议”的高薪,宁从练习工程师做起,以便于深入各部门,心记手动,不耻下问,深入钻研日商纱厂技术管理之奥秘。积累了丰富的纺织实践和管理经验,尽得日商合理化工作法的精髓。在此基础上,叔父编译出版了《纺织标准工作法》一书,再编成通俗讲义,给华厂作教材。这套合理工作法后来在鸿章纱厂被广为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鸿章”起死回生
1929年春,上海鸿章纱厂因受日商纱厂资金与技术挤压,濒临倒闭,民族资本家郭企青代表鸿章敦请叔父出山,并委其全权管理,以求起死回生。叔父欣然受命于危难之中。他主持鸿章后,励精图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行科学管理。叔父入鸿章是有合约的,资方要求他三年内扭亏为盈。他去后,亲自
培训工人和职员,手把手地教,将合理化工作法进行讲解和推广,终于取得显效,第一年即扭亏为盈,在全国纺织界引起轰动效应,开启了华商纱厂实行先进技术管理的先河。1931年《纺织周刊》上刊登出他写的一篇《如何才能打倒日商纱厂》的论文,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创办中国第一家纺织科研机构
1933年,叔父作为纺织科技专家被全国
经济委员会所属棉业统制委员会聘任为技术专员兼技术主任。在任期间,他做了一件对纺织工业发展极为有益的大事,即在1934年初,代表棉业统制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多次洽商,集双方力量,合作创办一所“中国棉纺织染实验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家纺织科研机构,叔父作为该馆的创办人和领导人之一,负责技术筹划和领导工作。实验馆在筹建和初期工作中,呈现出很多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振兴实业必须先抓科学的先进思想:首先,他认为研究工作的根本是人才问题,因此他聘请了众多有真才实学的归国
留学生,起到了骨干作用;其次,实验馆在建筑设计与结构配置力求先进,如全馆实施空气调节,机器设备全部为单独马达传动,这在1930年代的
中国纺织工业界是极少有的;第三,广泛征集、收购国内外的先进仪器与设备,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收回“北洋”、“恒源”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大肆侵华,包括经济侵略,一心想掠夺我国的棉业(纱厂与棉花产业),民族纺织工业受到很大打击,许多华厂生存岌岌可危。当时由中南、金城两银行投资的天津北洋、恒源两纺织厂已负债累累,日商欲以低价购买,已与北洋纺织厂签定草约,眼见成交在即,形势十分危急。叔父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行径深恶痛绝。而当时中南、金城两银行正想将投资的厂收买自办,极需纺织工业技术专家协助进行管理。为挽救民族纺织工业不致落入外商之手,1935年春,叔父毅然接受中南、金城两行之托,去天津代表两行所设诚孚信托公司行使权力。他到天津后,经多方游说,说明利害,从北洋老股东手中收买股权,然后召开股东大会,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反对与日商所签的草约,他的倡仪获得了全体股东的一致通过,一举击败了日商的收买企图,保全了两厂,北洋、恒源分别被胜利收回。
发挥科技专家 管理企业特色
在收回北洋、恒源两厂后,叔父又为诚孚有限公司接管了上海新裕纺织一厂、二厂,在上海设立了诚孚总公司,天津改为分公司。在有了这一段合作经历后,他认为诚孚有两行民族金融集团为后盾,有投资办厂的诚意,又重视技术人才,于是在1937年春,正式辞去了鸿章的工作,全身心投入诚孚信托有限公司,继续实现他实业救国、科技兴业的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