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但却被民间视之为包公式的人物,民间轶闻颇多,著有《石庵诗集》。
刘墉的书法的取法路径在包世臣《艺舟双楫》是这样总结的:“文清少习香光,状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说明刘墉早年学的是董其昌,壮年追求苏东坡,与古稀之年复精研北朝碑版这样一个由碑入帖的学习书法过程。
这里包世臣也肯定了刘墉书法因学识丰足而呈现的超凡脱俗的书法艺术境界。在康熙乾隆时代,董其昌和赵孟頫的书法为帝王所钟爱,天下莫不以此为主流认同,但刘墉的书法,明显不固守董其昌和赵孟頫的藩篱,特别是中年之际,以其相对成熟的艺术思想,断然改师法苏东坡、颜真卿,跳出了董其昌的淡墨为书和用笔轻巧的技法,反而出现一种粗壮浓肥的笔情墨趣,因此与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并驾齐驱,成为时代的一面书法旗帜,也因此得到“浓墨宰相”的雅称。
刘墉的书法不走董其昌和赵孟頫的唯美书风,乍看肥粗绵软,甚至聚墨成图,时常笔姿不清,唯见笔势。但是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刘墉的书法不能发现,其书明显可见颜真卿和苏东坡书法意韵,笔墨丰肥而筋骨内含,气象雍容儒雅又有意兴悠然之况味,也似乎还有几分慵怠的精神状态在其中,这也许正是刘墉古厚简单的用笔所体现出的那种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的人格理想和智圆行方的处世宗旨。
从整体上看亦或历史上的评价,没有人说刘墉的书法是馆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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