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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的一百种死法

在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影响下,街区与街道被视为城市的生产功能和效率的对立面,逐渐开始解体。《城市街区的解体》通过19世纪奥斯曼街区、韦林田园城市、荷兰贝尔拉格规划、法兰克福新住区和光辉城市的样板,展示街区在解体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

巴黎 / 城市切口

Paris

巴黎大改造 

工业革命的爆发不仅为巴黎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产生包括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空间狭小等城市问题。

改造前的巴黎城市风貌

时任塞纳省省长的奥斯曼男爵试图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化空间来组织,目标是一个依据中产阶级逻辑的空间构型,营造一种「公平」的空间。历经17年的巴黎大改造不仅重组了巴黎的城市空间, 也刷新了巴黎人的生活习惯,使得巴黎转型成为国际化的现代都市。

 城市的「切口」 

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分为「切分」和「干预」,将既有空间重新组合成为新形式。在宏观层面,奥斯曼用道路将城市空间切割开,同时联系起广场、车站及其他主要的纪念性建筑,这种改造模式被称为「切口系统」。

这些切口的存在,使大型建筑物与纪念性建筑物的地位更加突出,突出了巴黎的文化标识,同时切割开破败的老街区,疏通城市交通,使得新建的街区空间更加开敞。最终,这套「切口系统」使巴黎城市格局呈现以纪念性建筑为中心向外放射的格局。

在奥斯曼的蓝图中,街区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干预单位,街区所要解决的问题被抛回到了城市层面。例如,城市切口产生的斜向道路中的沿街建筑中,奥斯曼更加关注临街建筑的新旧缝合,而不干涉背街的私人空间。

 奥斯曼街区 

城市切口产生许多三角形的地块,同时增加了街区边缘和临街面。边缘与临街面带来了更多公共空间,也使得改造后的街区尺度变得更大。

巴黎西岱岛

尽管空间的形状更加灵活,但街区功能却逐渐单一化。L型、U型和T型的建筑物围合城庭院牺牲了内部的私人空间与受保护的面积,更加强化公共,弱化私人。街区的消失从内部开始向外蔓延,最终导致不同功能的街区相互孤立。


构成奥斯曼街区的建筑单元类型

尽管在城市层面上,奥斯曼试图营造公平性,但在微观层面仍然反映出对「街区自治」的不信任。朝向街区内部的空间体现了围合庭院使用权的等级秩序,并不是人人都有权享受庭院内部的休憩空间。


对街区历史遗迹和文脉的破坏使新街区成为陌生场所,大拆大建破坏了原街区中居民的生活模式,并造成了文化的断层。诸如西岱岛等「超级街区」的诞生,都导致了碎片化的城市与街道文脉。改造后的西岱岛以纪念性建筑和公共设施为主,与周边的空间秩序缺乏联系,并逐渐被孤立。

西岱岛改造规划图

伦敦 / 田园城市

London

逆城市化 

19世纪后半叶,在工业革命将农村人口推向城市的同时,金融和商贸的快速发展也促使城市核心人口向外围转移,城市空间开始向郊区蔓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城市增长方式,即「卫星城」,试图构建一个城乡一体、和谐自足、自我平衡的新城。这些新城大约能够容纳3万人口,占地规模6000英亩(24平方公里)左右。

「田园城市」的出发点是城市功能的有机疏散,体现了人们在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城市问题时的理想生活。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自1903年开始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践。1919年开始建设的韦林(Welwyn)是第一个综合霍华德的理论与规划师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实践方法的田园城市。韦林距离伦敦22km,成为大伦敦规划中新市镇环带的一部分。

韦林田园城市

 街区的简化 

由于远离城市中心,田园城市的空间更加灵活,这也导致了街区的简化。居住空间模式没有发生显著改变,而改变更多体现在公共交往空间的存在方式

韦林田园城市道路系统

田园城市反对格栅式的道路规划,而推崇树状、曲线形的道路系统。尽端路将道路简化成为服务道路,孤立与其他道路体系。由于过分强调「田园」的特质,韦林与莱奇沃斯两座田园城市中传统街道存在明确的等级体系,但仅仅体现交通的作用,道路功能逐渐衰退,成为了单一工业产品。

田园城市邻里单元

街区的简化和树状道路带来「邻里单元」的诞生,一个邻里中心通常包含商业、行政、学校、交通等城市功能。田园城市的规划思想认为,邻里中心可以推动公共生活的活跃,促进邻里间联系的发生。通常邻里单位的人口规模在3000~5000人左右,需要满足一所小学的设置,并围绕小学设置各种公共设施。

 公共与私密的边界 

街区的简化还模糊了集体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严格来说,田园城市中的私密性是「带有集体色彩的私密性,并拥有向公共性蔓延的趋势」。

围合失去了分隔公共与私人界线的功能,单纯成为了联排住宅的组合方式,尽端路则慢慢变成了「死胡同」。而相同住宅的重复出现在围合之中,导致街区丧失了特色,反映了一种对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否定,最终围合加速了街道与街区的消失。

田园城市的多样围合形式

阿姆斯特丹 / 新旧连结

Amsterdan

 「运河-城市」肌理 

1865年~1875年北海运河计划成为阿姆斯特丹城市现代化的起点。由于阿姆斯特丹的海拔低于海平面,因此,以市政设施为导向的建设导致了阿姆斯特丹清晰的城市结构。等级化的运河体系极大地影响了阿姆斯特丹城市空间秩序。类似于奥斯曼街区的「切口」,切开密集的城市肌理。

20世纪初城市向西部和南部扩张中,贝尔拉格方案推动了南部新城的建设,并形成新城与老城的界线。

阿姆斯特尔运河

 贝尔拉格方案 

阿姆斯特丹的南拓带来大量的住房建设需求,其中贝尔拉格方案是充满理性色彩的新城规划,恰当地处理了与阿姆斯特丹老城的关系。

在田园城市理念的基础上,贝尔拉格方案更加注重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摒弃了「同心圆+放射线」的规划结构,而使用更加自由的几何模式,使用大尺度的路网重构了类似运河的空间秩序。

东部鹅掌型与西部Y型城市肌理

新老城区通过纪念性轴线保持连续性,同时通过阿姆斯特尔运河沿岸广场的改造反映出一定的纪念性。


 逐渐消失的差异 

公共属性以及强烈的非个人主义,导致街区的差异性逐渐消失。主干道上转角的处理保证立面的连续性,但也强化了街区的同质性。

统一的建筑立面朝向和风格不仅是建筑师共识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政府的干预。 1905年市政府颁布细则规定新城建筑层数为五层,避免高密度公寓的出现。

阿姆斯特丹南部住区肌理

贝尔拉格的多种围合结构是对伦敦田园城市中「围合」概念的重新阐释。田园城市中围合内部大多是私人花园,而阿姆斯特丹住区围合内部则成为公共通道,并且切断与周边街道的联系。差异化的消失来自于私人空间的妥协,私人花园萎缩成为简单的阳台,叠拼和独栋住宅整合成为多层公寓。

阿姆斯特丹住宅之间的共享空间

法兰克福 / 瓦解边界

Flankfurt

标准化与理性建构 

一战后德国大量建筑损毁,住房严重短缺,1918年法兰克福的住房建造量已不足战前的百分之一。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德国政府开始出资参与住宅的规划建设,试图建设大规模社会住宅以解决社会问题。

新法兰克福大型住区

(https://ernst-may-gesellschaft.de/das-neue-frankfurt/wohnsiedlungen/siedlung-westhausen.html)

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梅在新法兰克福规划中采取工业化和标准化的设计方式。由于受到田园城市规划思想中「邻里单元」概念的深刻影响,梅尝试将住宅与工作、教育等社会功能结合起来。同时,恩斯特·梅试图将建设过程转化为社会实践,通过建筑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社区氛围。

法兰克福

恩斯特·梅的新法兰克福建设目标包括:

■在有限资金范围内提高住宅数量;

■购买低价土地,减少维护开销;

■设计小面积的住宅单元等等

新法兰克福住区预制构件

(https://ernst-may-gesellschaft.de/das-neue-frankfurt/wohnsiedlungen/siedlung-westhausen.html)

大量的住宅建设需求推动了住宅预制构件的推广。在新法兰克福住区的建设中,标准化为建筑类型化奠定了基础,在住宅产品化的基础上,针对特定人群推出特定组合的住宅类型。

 均质的行列式住区 

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产生的大型住区是包含多个住区集合而成的住宅区。为了避免出现早期法兰克福由于践行奥斯曼时期规划理念而导致阶级分化的现象,新建的大型住区不仅提供居住功能,还配备完善的基本设施以创造公平的生活居住环境。

römerstadt住区

(https://ernst-may-gesellschaft.de/das-neue-frankfurt/wohnsiedlungen/roemerstadt.html)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行列式大型住区为法兰克福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答。简洁的模数化平面将光线、空间和自然资源均等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空间的丰富性,从而创造特有的民主生态。 

行列式住宅标志着与田园城市的决裂,消除正立面与背立面中公共和私密的差异,私人空间进一步被公共空间挤压

römerstadt住区

大型住区中住宅单元在不断重复,由于过于强调内部逻辑,且独立于场所文脉,无法融入既有的城市秩序。街区特有的痕迹被逐渐抹去,外部空间与建筑的联系也随之减弱。

恩斯特梅提出的20世纪街区演变过程

光辉城市 / 垂直街区

Radient City

 肌理的简化 

「光辉城市」是一个工业时代背景下,以城市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城市空间模型。理想的光辉城市可以提供三百万人工作生活,完全忽略传统设计观念中的美学原则。传统城市中街区的概念被完全移除,取而代之的是12~15层竖向发展的垂直城市。尽管「光辉城市」没有实际建成,但巴西利亚提供了一个「光辉城市」思想的实践样本。


巴西利亚


为了疏通城市交通,建筑底层全部架空,并改造成为停车场,切断了与街道的联系,街道不再属于行人。最终逐渐将立面从承重功能中解放,同时也导致了立面的退化。



马赛公寓

肌理的简化还表现在仅仅对于建筑纪念性外表的保留,场地被归结为单纯的自然条件,而居住者则被视为「1.13米,2.26米」的尺度单元。400x400的街区尺度扼杀了任何街区层面的化学反应。

 功能至上 

光辉城市与田园城市对于街区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光辉城市中,柯布西耶将城市分为商务、住宅和生产仓储三个主要功能区。城市空间被稀释成为主干道,而道路也全部依据车流量和工程量划分为快速路、干道和支路等

功能的分化带来人群的钟摆型运动,导致区域活力的缺失。对于城市机器的迷恋以及为了应对城市病,「光辉城市」而将城市推向另一个极端。作为街区衰退的最后阶段,街道、边缘、庭院、尽端等赋予城市肌理的元素都被彻底抛弃

街区形态的意义

Blocks

 街区的理性化 

街区的消解是理性化的过程。城市秩序中「理性」的出现通常需要快速建设大量建筑的必要与机会,并有一个机构能够担负责任。理性化的街区通常代表了「所允许建设容量条件下最大回报的结果」,但也伴随着地块自主性和自治性的丧失。

阿姆斯特丹给出了街区理性化最完美的样板,在「光辉城市」中,理性化带来空间同质化,并转变成「一种单元类型的模块化复制」,使得建筑不再需要表达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开放与封闭 

街区的解体还体现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关系的失衡,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多样走向单一。开放的空间给城市中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互相混合的环境,使得街区开始自我适应并自我演化


柯布西耶300万人现代城市规划

 肌理与文脉 

「街区与地块的关系奠定了城市肌理的基础」,城市肌理是道路、地块划分和建筑三个层面逻辑的交织,同时也是城市日常和普通经验的体现

历史城市中的街区大多有趣、多样,街区功能服从于周围的经济逻辑,并体现了独特的城市文脉。如果将街区肌理简化为单一的围合建筑,城市肌理的复杂性与文脉的独特性都将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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