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治淮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春天，明媚怡人。汉代，人们在正月初七“人日”到郊外踏青，正月十五元宵节去观灯、舞龙，三月初一寒食节去蹋鞠。在唐代，则有盛世空前的拔河活动，“常以正月望日为之”（《封氏闻见记》）。唐、宋的寒食、清明节期间，则“蹴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唐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明清时，元宵观灯、清明荡千、郊游踏青、舞龙舞狮、放风筝、博棋弈……节令活动令人目不暇接。春天，是中国古代民俗节令活动最丰富多彩的季节。
春游晚归图 绢本设色 宋 佚名 24.2×25.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郊游活动由来已久。《论语·先进》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八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结伴郊游已是人们的一大乐趣。虽然郊游的时间历代不尽相同，但春天踏青无疑是最盛行的。春天，“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清高鼎《村居》），诱人的春色，使多少“游人出禁城”，“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唐赵璜《曲江上巳》）；多少“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游子寻春半出城”（南宋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历代诗人的吟咏，留下了古往今来人们游春踏青的身影。
春天，不待春意浓，早早地就去踏青的当属汉代，他们正月初七“人日”就出门了。唐代，正月十五就有人“探春”，此后，一直有人踏青直至清明。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旧唐书》载，唐代宗“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唐李华作《春游吟》：“初春遍芳甸，千里蔼盈瞩。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绿。”而最热闹的还是在寒食、上巳（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践青履”（《秦中岁时记》）；“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剧谈录》）；“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唐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
宋代一如唐代，“春游特盛焉”。据《武林旧事》载，那时偌大的杭州西湖，“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不过，宋代的踏青大多还是集中在清明节，人们借清明上坟的机会，踏青、聚会。《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明、清时，不论宫廷还是民间，踏青依然盛行。明代有诗云：“东风渐次步青阳，龙过抬头蛰不藏。水出御河凝鸭绿，柳摇金屋变鹅黄。”这是官宦人家的踏春。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岁清明，桃柳当侯，岸岸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清代在老北京，百姓人家的郊游踏青往往在三月三蟠桃宫庙会达到高潮。清震钧《天咫偶闻》中有对当时桃宫庙会的描述：“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飏春风，凡三里余。”
郊游踏青流传至今，成了我们今日的“春游”、“远足”，依然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爱的节令活动。
姚大梅诗意图之仕女秋千图 绢本设色清 任熊 27.3×32.8cm
关于秋千的起源，众说不一。《古今艺术图》载：“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齐桓公伐北戎还，始传入中国。”《缃素杂记》则认为：“秋千，汉武帝后庭之戏也，本云‘千秋’，祝寿之词，语讹，传为‘秋千’。”还有人认为，秋千源自古代人类揪苇条（或藤条之类）荡跃迁移的行为动作。应当说，大多数体育活动都能从古代人类的生活、战争实践找到源头一说不无道理。正因有这样的生活实践，之后才会有“以习轻趫者”的“北方山戎之戏”。而它传入中原的时间，“齐桓公伐北戎还”的春秋时期当是可信的，因为这样一项有着远古渊源的活动，不至于到西汉才突然出现。至于它的名称，“秋千”或“千秋”，或许就是因为汉武帝时盛行和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而出现的。但不管怎么说，荡秋千活动自西汉以来，因“秋千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唐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序），被赋予了美好的含义，从此在宫廷、民间流行开来，并成为历代最受女子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
唐、宋时，荡秋千活动盛极一时。唐天宝年间，“宫中到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开元天宝遗事》）。唐诗宋词留下了许多吟咏女子荡蹴秋千的美丽诗篇：“秋千争次第，牵曳彩绳斜”（唐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唐元稹《杂忆》）；“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南宋李清照《点绛唇》）；“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南宋俞国宝《风入松》）……而唐代王建的《秋千词》，更是细腻逼真地描绘了少年儿女比赛荡秋千的动人情景：
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百尺。
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
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
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
傍人送上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
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
眼前争胜难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元代女子沉迷于秋千活动，“上自宫苑，中至宰相，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女红之事殆庶几矣”（元熊自得《析津志》）。明、清时，秋千活动仍然流行不衰，“秋千一架名园里，人隔垂杨听笑声”（明瞿佑《清明即事》）；“最是春闺识风景，翠翘红袖蹴秋千”（清乾隆诗）。时至今日，秋千仍是中国延边朝鲜族、云南阿昌族等少数民族欢度新春佳节时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
流传了2000多年的秋千有多种形式。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植木为架，上系两绳，下拴住横板，人立于板上”，像钟摆一样来回摆荡。这种最常见的秋千也有横板离地高低之分，高架秋千的难度较大。又有“担子秋”（也称“二人秋”），即“竖长柱，设横木于上，左右各坐一个，以互落互起而飞旋不停”，类似跷跷板游戏。还有“车轮秋”，即“植大木于地，上安车轮状圆轮，在呈辐射状横木上，系绳于下，以架坐板”，人坐板上，以脚蹬地使车轮旋转，然后悬空转动。比赛秋千时往往以荡高为胜，诚如唐代王建诗中所写，“回回”欲“与高树齐”；也有比谁荡的花样多、难度大的。
风筝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墨子》），又有“墨子为木鸢……至能使木鸢飞”（《韩非子》）。这种以竹木制成、能迎风升空的“木鹊”、“木鸢”，当为风筝的前身。至汉代，据传韩信“制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以穿地隧入宫中”（宋高成《事物纪原》），这是纸鸢的出现。但有资料表明，放纸鸢在唐代以前并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军事辅助手段。如前述韩信用于“量未央宫远近”。又如据《南史·侯景传》载，梁武帝时，侯景作乱，围困京城。梁武帝为召集勤王部队，曾将求援诏书绑在纸鸢上放出去。
放纸鸢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并流传开来始自唐代，当时主要由儿童参与。唐采在《纸鸢赋》中有这样的描绘：“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翻兮将度振沙之鹭，杳兮空光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挥之中……”唐元稹《有鸟》诗云：“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纸鸢之始名风筝，至迟当在唐末。唐末高骈有《风筝》诗，云：“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这“风筝”，有的人认为是在纸鸢上附有丝弦的弓形装置，放飞时发出宛如筝的声音，故名。至五代，又有人在纸鸢头部安装竹笛哨，“使风入竹，如鸣筝”（明陈沂《询刍录》）。从此，“纸鸢”这一名称常由“风筝”所代替。然今日之风筝，其实大多是无声的。
宋代放风筝的活动比唐代还盛行，不仅儿童参加，成人也参与其中，还出现专门制作风筝的手工作坊。且放飞时间从元宵就开始，这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百子戏春图》中可以看出。宋代宰相寇准还有一首名为《纸鸢》的诗：“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明、清时期，放风筝的活动更为普及，并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后。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随着放风筝活动的普及，还逐渐形成了北京、天津和山东潍坊三大风筝产地。
由于放风筝有强身健体的功用，且有技术的讲究，自唐以来，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爱，长盛不衰，直至今日。如今，放风筝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民俗活动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也已流行。1989年，在山东潍坊还成立了国际风筝联合会—风筝已走出国门。
围棋
重屏会棋图 绢本设色 五代 周文矩 40.3×70.5cm 故宫博物院藏
先秦史官的《世本》云：“尧造围棋。”晋张华《博物志》说：“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是传说中的人物，距今已4000多年。此说确切与否无可考，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春秋战国时期，卫国太叔文子已用“举棋不定”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已是十分习见的事物。
秦汉时期，围棋一度沉寂，至东汉中晚期才又兴起，并且在汉末三国时期蓬勃发展。当时出现了许多围棋高手，如被推为“棋圣”的严子卿、马缓明，文人学士中的冯翊、岐道、王九真等。而“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观人围棋，棋坏，粲为复之……不误一道”（《三国志·魏书》），一时传为美谈。
两晋南北朝时，文人尚清淡，乐游宴，围棋空前发展。当时围棋等级已分“九品”，晋人范汪等曾撰《棋九品序录》五卷。棋艺评比的规模已很大，南朝梁武帝下令组织的一次品棋，“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南史·柳恽传》）。围棋高手更是遍及南北。围棋著作也是屡见不鲜，仅梁武帝萧衍一人就著有《围棋赋》《围棋品》《棋法》等。对围棋的沉迷，也使以围棋赌博的事时有发生。如谢安与谢玄弈棋赌别墅（《晋书·谢安传》）；棋手杨玄保围棋赌郡，以致出现“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史·羊玄保传》）的荒唐事。
唐代围棋继南北朝之后又迎来了新的高潮。当时围棋已基本定型为纵横各19道，棋子由方形改为圆形，许多有着独特内涵并沿用至今的通用术语，如“立、行、飞、尖、粘、干、绰、约”（徐铉《围棋义例》）等，已出现。唐宋时期，围棋与弹琴、作诗、绘画一道并为风雅之事，盛行于各阶层，并留下了诸多充满闲情逸致的诗篇，如：“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唐杜牧《题桐叶》）；“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唐杜甫《题终明府水楼》）；“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唐白居易《池上二绝》）。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仕女弈棋图》绢画，则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贵族妇女下棋的情景。唐代还专门设立了供奉内廷的“棋待诏”。棋待诏制从唐初至南宋末，延续了五六百年，及至元明时方名存实亡。
明清时期，围棋出现了历史上的又一次高峰。明代棋坛出现了著名的弈棋流派“永嘉派”、“新安派”、“京师派”，弈棋高手被称为“国手”、“国工”，甚至已使用过“冠军”（冯元仲《弈旦评》）的称号。清代出现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棋谱和围棋著述，如时有“棋圣”之称的仪征人黄龙士的《已话》等。
围棋盘 唐 长18cm 宽18cm 高7cm 新疆博物馆藏
象棋
象棋，又称“象戏”，其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至今无从确考。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中有“象戏相传为武王伐纣时作”的说法。但至少在战国时期已很流行，《楚辞·招魂》中，“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的记载，谈到了象棋的下法，“分曹并进，遒相迫些”；《说苑·善说》中，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时所说的话：“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则表明当时象棋常在宴饮中进行。
秦汉以降，或因象棋比围棋要通俗一些，帝王和文人学士多轻视，认为“不足道”，致典籍中关于象棋的记载甚少。直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将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象戏进行总结和改进，并将规则及要旨亲自写成《象经》，这才为象棋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
唐代，由于太宗李世民的提倡，象棋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在唐代宰相牛僧孺的《玄怪录》中，有一段关于“宝应象棋”的记述，从象棋中出现了王、军师、马、象、车、兵六种棋子来看，与现代象棋已十分相似。
自宋代起，象棋活动开始盛行，其形制、规则也与现代象棋完全一样了。宋代“象戏家喻户晓”（宋洪遵《谱双》），上自帝王，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喜爱。南宋宫廷中，不仅围棋有棋待诏，象棋也有棋待诏。
明清时期象棋已经非常流行，名手辈出，棋派林立，还出现了不少研究和指导比赛的专门著述，如《梦入神机》《梅花谱》等。这些都为古代象棋跨入近现代，以及近代象棋的发展和提高，作了充分的准备。
双陆
姚大梅诗意图之双陆图 绢本设色清 任熊 27.3×32.8cm
双陆，又称“握槊”、“长行”。由一个长方形棋盘、30枚棋子、2个骰子组成。双陆的棋盘有双门、24路，每边12路，12路又分为左右6路，故称“双陆”，即两个6路的意思。
关于双陆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事物纪原》载，三国曹魏“陈思王曹子建制双陆，置骰子二”；《山樵暇语》则认为“双陆出天竺（今印度）……其流入中国则自曹植始之也”。上述两种说法在双陆的起源上虽各异，但在时间上却是一致的，即均始于汉魏之际。而且，从宋人洪遵《谱双》中将双陆分为南北双陆、大食双陆、真腊双陆等多种来看，双陆当为舶来品。
双陆棋盘 唐 长20.8cm 宽10cm 高7cm 新疆博物馆藏
双陆流行于曹魏，盛于南北朝、隋、唐以迄宋、元。据《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则天酷爱双陆，以致做梦都常梦见自己在与人下双陆。宋代双陆更为普及，酒楼茶馆往往设有双陆盘，供人们边品茶边玩。宋末元初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中刻有当时流行的“打双陆图”。1974年，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副双陆棋具，其形制与“打双陆图”所绘几无二致。元代，双陆属于一种“才子型”游戏，为文人和风流子弟所喜爱。
明、清时，双陆仍在上层贵族及仕女中流行，在《金瓶梅》《镜花缘》等小说、剧本中时有描绘，不过总体来讲已略成衰势。清末，或许是由于象棋、麻将的盛行，双陆渐不那么时兴了，以致最终失传。
选自《读者欣赏》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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