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很多起义军，为何都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制胜秘籍
晚明时期的中国风云变幻，战争更是司空见惯。与受过正规教育的公务员们不同，农民起义军领袖在行军打仗时，放在他们案头的兵书战策，大抵都是《水浒》《三国》等小说。清朝人曾总结说，张献忠、李自成之辈，“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掠地，逐步做大。至于他们“渐有机智”的原因：“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作为《孙子兵法》的平替，《水浒》《三国》兼顾实用与趣味性，所以除了让起义军们感到如获至宝，远在东北边陲的努尔哈赤，同样格外垂青之。“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翻译学习之外，后金人还能做到学以致用，皇太极离间大明名将袁崇焕，“即公瑾赚蒋干之故智”。及至康熙朝，皇帝“尝有诏，饰印《三国志演义》一千部，颁赐满洲、蒙古诸路统兵将帅，以当兵书。”《水浒》《三国》乃是中国经典名著中璀璨生辉的两颗宝石，更难得的是，除了文学属性，在军事谋略层面，还具备可操作及可复制性。如果说宋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明末清初则是两部小说得天下。《水浒》《三国》之书，都可以看作“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然而，单就军事策略层面而言，两本小说所针对的侧重点，其实各不相同。这亦可以从两书对后世的不同影响，看出些许端倪。《三国演义》长时间被视作通俗历史教科书以及军事著作，在其影响之下，后世诞生出大量的历史演义类小说；《水浒传》则启发了后来的古典英雄传奇，乃至武侠小说的创作，盖因其对人物的塑造，堪称波澜起伏。相比而言，《三国演义》人物的塑造，则带有明晰的理性色彩。所以，书中的将帅、谋士，他们对于天下形势的判断，虽然是长远的，但一定也是合乎道理的。荀彧所说的“奉天子以从众望”，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鲁肃倡导的“孙刘联合抗曹”，司马昭定下的“灭虢取虞之计”（先取西蜀，水陆并进，并吞东吴）。如果着眼于眼下，他们的计策，不但没有力挽狂澜的功效，甚至会受到怀疑，但时间会证明一切，那皆是“不世之略也”。《中国战略原理解析》一书中指出：“战略是着眼于宏观的和长远的，运用力量对抗求胜的科学和艺术。”然而，正是由于其长远的属性，可能不够“爽快”，所以说《水浒》里的人物，几乎没有“长久的战略性”可言。某种意义上，梁山泊就是乌托邦式的存在。他们的兵马有数万之巨（根据不同算法，巅峰时甚至能达到十万），而其据点仅有梁山泊一处。据《孙子兵法》之言：“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可想而知，山寨军民的温饱，势必会成为问题。此时，他们的战略就是通过攻克城池，换取粮草。后来，宋江提出的招安大计，勉强算得上战略。说其勉强的原因是，此战略所依托的唯有宋江的威望，不但其心腹武松、李逵等人不认可（“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梁山的智囊智多星也不太心热，所以此战略并不算是“运用力量对抗求胜的科学和艺术”。《三国演义》中，除了诸葛亮的“三分天下”，其余谋士的战略目标几乎都宣告达成。而《水浒》所提出的战略，基本都是死胡同：“招安”的决议让大部分梁山英雄以悲剧收场；如果不招安，攻城掠地总有竭泽而渔的那一天，十万兵力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勉强可以自保，终究不能和庞大的官兵抗衡，永世的“快活”，似乎也就成了伪命题。这似乎就解释了，为何明清的很多起义军，“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上图_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水浒》当然有其闪光点，否则也不可能被当作兵书来读。其大量的离奇诡异的战术谋略描写，堪称绝妙，即便与《三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孙子兵法》有言：“上兵伐谋。”某种意义上，梁山的智囊们，已然达到“上兵伐谋”的境界，他们使出的计谋，与《三十六计》等兵书，还有颇多的暗合之处。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就生动演绎了“铁树开花”的计谋。铁树本来不可能开花，但“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诸好汉假扮成小贩，作了一个局，把官兵迷得六神无主，最后果然应了那么一句话：“小贩开花黄泥岗，杨志痛失生辰纲。”上图_ 宋江（1073~1124），字公明，绰号呼保义、及时雨宋江攻打高唐州，被知府高廉连败两次，吴用算出晚间其必然来劫营，于是想出一条“空城计”，让高廉扑了个空。相比于吴用的借鉴，使用“空城计”的“祖宗”，当然还是《三国》里的诸葛孔明。实际上，除了“空城计”，在军事战术方面，两本小说还有大量“撞车”的情节。譬如，《三国演义》中著名的“火烧赤壁”，在《水浒》中亦有借鉴。高俅二次攻打梁山，选择水战的方式出击，为求稳当，高俅命人“每三只一排钉住，上用板铺，船尾用铁环锁定。”吴用则照方抓药，用火攻的计谋应对。再比如《三国演义》惯常使用的“离间计”，堪称后世之典范，如前文之言，周瑜利用情报工作，离间蒋干的故事，甚至被清朝人活学活用。《水浒》里当然也有形形色色的离间故事，也许不如《三国》里的知名，但就实现难度而言，可能犹甚之。“九纹龙”史进和“花和尚”鲁智深被困华州时，为了营救他们，梁山一口气组织了五百人的队伍，化身为侦察大队。梁山先是截获一则“朝廷派出一个殿司太尉，来西岳庙降香，从黄河入渭河而来”的情报；其后，吴用决定果断出击，他派出500名细作，拦截下宿太尉一行，让那500人假扮成太尉小厮；最后，以太尉的名义，诱华山太守出城，在庙内斩杀之，其后乘胜追击，攻下华州。纵观古代侦察史，化妆诱导侦察袭击的例子当然不少，但一股脑组织500人的阵容，可谓闻所未闻。《三国演义》里的周瑜也只需“演”好自己，《水浒》的那500名军士，要分别扮作虞侯、警卫、侍从等等，群众演员们还不能有太大破绽，其难度系数可想而知。在战略层面，《三国》里高瞻远瞩的智谋能“秒杀”掉《水浒》；战术方面二者在伯仲之间；然而，思想动员方面，《水浒》反而能赶超前者。显然，在军事动员工作中，明清的起义军领袖，反而更多的借鉴了《水浒》。明万历十四年，山东发生一起利用宗教组织起来的起义，因为泄密，这场起义还没爆发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其檄文中就有“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字眼。两年之后，老家安徽安庆市的刘汝国在南方发动起义，其口号即“大书剗富济贫，替天元帅。”天启年间，徐鸿儒“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明末清初查继佐编纂的《明书》认为，这是《水浒》造成的三次大祸，经由此三大祸，大明王朝从此之后“元气全澌”。这三次起义不过是“开胃小菜”，明朝末年起义军的数量，则呈指数级增加。明末起义军有个特点，即“诸贼皆讳其名，以诨号动众。”而光是以《水浒》中的人名和诨号为诨号的起义首领，就有将近四十余人。“宋江”、“黑旋风”、“混江龙”等名号，最为他们所青睐。《三国》中的人物同样被作为诨号被使用，巧合地是，它们却常常被明军的将领使用。《三国演义》中，农民首领最爱用的诨号，一为曹操，一为张飞，此二人而已。起义军中的翘楚，张献忠和李自成，亦然受到《水浒》的影响。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即出自《水浒》中的“替天行道”，而他早期隶属于“三十六营”，效仿的也是《水浒》“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组织结构。带兵打仗时，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可想而知，《水浒》里的主张和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他，张献忠甚至以此为自己的杀戮寻找借口：“朕向来诛戮者，皆代天行道，非屈杀也。”真的很难想象，南至重庆、四川，北达东北边陲，那些非官方的军人领袖们，不看兵法看起小说了。更邪门的是，靠着两本小说，他们竟然真的让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渐渐走向了末路。这是中国的小说家，创造出来的，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以及现实。［2］林雅玲 《<水浒传>兵学实践研究——以<孙子兵法>为观察中心》［4］汪远平 《龙腾蛟舞，波诡云谲——<水浒>的战争描写》....................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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