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北京及附近地区考古所见战国秦汉古城遗址的历史地理考察

    [日期：2010-04-09]
来源：北京社科规划办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马保春副教授

　　北京及周边地区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古城址，一部分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国都，在秦汉时期发展为郡县治所，如秦汉蓟城、窦店古城、作为燕下都的武阳城；一部分是小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其中有的后来也发展为郡县治所，如长沟古城、蔡庄古城、后沙峪古城、渔阳古城、厗奚古城、狐奴古城、犷平古城、路县古城、闾城古城、博陆古城等。另外有的还和军事活动有关，如朱房古城。考察战国秦汉北京地区的郡县设置区域，特别是作为它们治所的古城遗址后发现，这些古城遗址的地理分布有个基本规律，那就是多位于山前台地、山前洪冲积平原、高河流阶地的地貌部位。如西汉广阳郡的蓟城、阴乡、广阳，涿郡的涿、良乡、西乡、阳乡；上谷郡的军都、昌平，渔阳郡的渔阳、安乐、狐奴等县，基本上位于这样的地理位置。考古发掘的燕国国都、郡县古城遗址也多在此区。而在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的海拔50米左右的新期冲积平原上，这样的郡县治所相当少，甚至在局部地区没有。本文在梳理北京及附近地区考古发现战国秦汉城址地貌部位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它们在建城、设置郡县时期所反映的历史地理特征。

一、考古发现古城遗址分布及其历史沿革
本文共搜集整理了已经发表的十数座北京及周边区域内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古城资料。今以此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本区域战国秦汉古城遗址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其特征，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解析其特征形成的原因。首先介绍一下这些古城遗址。

（一）战国秦汉蓟城遗址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会城门村东经白云观、象来街、和平门一线发现了151座东周至汉代的陶井。其中属于战国时期的有36座，汉代的有115座。而今宣武门到和平门一线分布尤为密集，部分地区在6平方米内就发现陶井4座。这恐怕是只有古代城市才能出现的现象，由此学者门推测东周至汉代的蓟城可能就位于今宣武门、和平门一线以南。1965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宣武门外西侧，广安门内外等处发现65座东周和汉代的陶井，而宣武门、和平门一带仍然是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大约有50座。1972年在北京和平门外韩家潭又发现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独有的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战国时期的燕明刀和细绳纹陶片。另外，1957年在广安门外桥南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座夯土高台，呈正方形，夯土下面文化层中出有饕餮纹半瓦当、陶豆柄、绳纹陶片等。这就更加证实了以上有关战国至汉代蓟城位置推测的可靠性。

（二）广阳古城
广阳古城位于房山区长阳镇广阳村。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曾采集到东周至汉代的遗物，由此可断，始建于战国末西汉初，在汉代为广阳县治。广阳村东南尚保存一段长约40米、高约4米的残城墙，为汉广阳县城的西北角，由此向南，有黄土墙基露出地面，长约500米，即城之西南角；由此再向东约600米处，有一土坑，与城西南角相对，为城东南角。城墙南北长约750米，东西略窄，长约700米，城整体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周长2400米，按照秦汉时期“千丈之城”为大县城之制的说法，广阳城址当是一大县。

（三）窦店古城
窦店古城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西芦村东北，起初称“芦村古城”。城址呈长方形，分内城、外城两层。外城东西长约1400米，南北宽约800米。仅存南、北、西三面城墙，东墙大部分被毁。内城（子城）只有南北两面各存一段，亦为长方形，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城址地基稍高于四周地表，内城又高于城内陆表。城墙现在高约4.6米。从西南角裸露的断面看，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曾是燕之中都，陈平先生认为燕中都的始建年代可能是春秋晚期燕悼公为避齐国之祸而从临易迁都于此的。汉代为良乡县治所。即《汉书·地理志》所谓“良乡、侯国，莽曰广阳。”

（四）长沟古城
长沟古城位于房山区长沟镇东长沟村东约250米。1962年调查时，南、北、西三面城墙保存还相当高，东墙已为平地。城平面呈刀形，南宽北窄，南北长500米，南墙长360米，北墙长320米，西墙南段长210米，北段长290米。城墙最高处为5米，最低处仅为1米。此城位于古代幽州（北京）通往涿郡（涿县）、易州（易县）的交通要道上。1958年在房山县城址的调查中，曾在城内采集到泥质灰陶豆、绳纹陶片、夹砂红陶等。还有板瓦、筒瓦、兽面纹半瓦当等，说明始建于战国，沿用至汉代，在汉代为西乡县治。

（五）蔡庄古城
蔡庄古城位于房山区西南部与河北省涞水县交界的大石窝镇蔡庄村南0.5公里处，西北距房山（老）县城约30公里，城址选择了顺北拒马河向下约2.5公里的一块高敞台地上。城址南至涞水县板城1.5公里，西到涞水县北庄1.5公里，东至涞水县王家碾约1公里。始建于战国时期，城大致成正方形，长宽各约300米，现仅存东、西、南三面，北城墙可能被河水冲毁。东南、西南两城角保存尚好，高约3.5米，南墙和西墙中部各有一处向外突出，可能是城门所在地。南墙突出处有豁口，顺豁口直入城内河沿，有深沟一道，将城内空地分为两半，或为原城内街道久经雨水冲刷而致。城墙为版筑。遗址分布有大量陶片，均为夹砂陶，有红、黑两种，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铜铁箭镞、五铢钱，说明该城可能沿用至汉代。

（六）燕下都古城遗址
燕下都是战国中晚期燕国营建的，当时属于其下都，曰武阳城。城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东南5公里处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平面为不规则方形，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宽约4000~6000米，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城址中部有一南北向古河道（运粮河），河道东岸有一与其平行的城墙，二者将燕下都分为东、西二城。西城始建年代稍晚于东城。东城平面为“凸”字形，东西约4500米，南北约4000米，据原报告资料推测其面积约17平方公里。西城东西约3500米，南北约3700米，推测其面积约13平方公里24。东城内文化遗存丰富，发现数条古河道，其中南支古河道以北分布有大量的大型夯土台基，应为宫殿区，其内还有制铁、制骨等作坊遗址。古河道北支东端为蓄水池。古河道南支以南分布大量遗址，应为主要居住区，还发现有制铁、制兵器、铸钱、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东城西北隅有南北两个贵族墓区。西城内遗物少，可能是后来为了屯兵和加强东城安全而增建的。

（七）朱房古城
朱房古城又叫“清河古城”遗址，位于清河镇西约1公里的朱房村西，南临清河。古城垣只有西南角保存较完整。由西南角向北延伸约115米，由西南角向东延伸的南墙角完整，有150米左右。城四至基本探明，城为方形，每边长约500米。古城遗址发掘前后共五次，通过发掘，初步判断该城是一座具有军事意义的边城，因为按照《周礼·考工记》“墙厚三尺，崇三之”的记载，墙底宽与高比是1：3，朱房古城正好符合此制，其高大之势，可以想见。北京距离长城不远，秦汉时期，该城是御防胡人的军事基地之一，是拱卫古北京城——蓟城的犄角。同时也是当时蓟城——居庸关胡汉贸易交通线上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古城遗址以西不远出土多室汉墓一座。综合调查、发掘所得遗物，朱房古城时代为战国至汉代。

（八）安乐古城
安乐古城位于顺义后沙峪乡古城村北，温榆河东岸，故也称“后沙峪古城”。遗址存在东西向高土岗，土岗底宽7米，顶部宽3米，高5米。土层中有明显夯窝。地面有秦汉时期大量的砖瓦和陶器碎片。当地还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刀币、半两钱、五铢钱等古代钱币。遗址东南约1.5公里处有一片汉代墓葬，据出土器物判断为平民墓葬区。可能是汉代安乐县县治所在之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湿余水注》云：“湿余水东南流，左和芹城水……又东南流经安乐故城西”；又《沽水注》云：“沽水又南与漯山之水和……又南经安乐故城东”。看来，今后沙峪古城很可能是汉以来的安乐县治。东汉安乐县令吴汉是东汉的开国功臣，官至大司马。三国时期，曹魏灭蜀，封刘备之子刘禅为安乐县公，此即其封地。

（九）狐奴古城
遗址位于顺义区北小营镇北府村南狐奴山下，俗称城坡。地表遗存大量的汉代砖瓦碎片，曾出土有陶井、汉瓦、青铜剑、五铢钱等汉代器物。《水经·沽水注》记载：“沽水南经狐奴县北，西南流经狐奴山西，又南经狐奴县故城西。”沽水即今白河的前身，在当时从今密云至顺义是独流的。《昌平山水记》云：“顺义东北二十五里为狐奴山，西南百步为狐奴县址。”看来，对狐奴城的位置记述更具体一些；汉初设置狐奴县，说明当地已有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军事价值。狐奴县的地域，相当于顺义地区。狐奴县，置于西汉初年，属古渔阳郡。三国时，曾将渔阳、俿奚、犷平三县入狐奴，即整个京北平原，都属狐奴之地。后魏将狐奴入蓟县，自汉至魏，历时600余年。东汉初，渔阳太守张堪屯兵狐奴，开稻田8000余顷，开北京地区种水稻之先。

（十）军都故城
俗称“土城”，位于昌平县城西南8．5公里的土城村。建于战国末期，是军都县的治所，属上谷郡。军都县是昌平地方建县制以来最早的名称。城为长方形，南北0.75公里，东西0.5公里。县名源于军都山、军都径(关沟)。燕建军都是为了屯兵。再者，太行山共有八条沟通东西山间的通道，称“太行八径”，最后一径是在军都山下，因之以径取名，县的名称也就以山、径为名了。北魏时将昌平县治所搬入军都城，又新建万年县，军都县被分为二。自此以后不再见军都之名称。唐德宗时，土城荒废。

（十一）沮阳古城
沮阳古城位于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村。1954年1月，修建官厅水库时，河北省文化局对此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当时古城遗址的部分已被水冲毁，采集了绳纹、方格纹陶瓦和鱼骨盆残片，据当地居民讲，遗址内还发现过铜镞、刀币、方足布、五铢钱和铜镜等遗物。1954年6月，安志敏先生和河北省文化局的考古工作者在大古城遗址再次调查，发现该遗址是东西相连的大小两城，大城北城墙部分被河水冲毁。并确定其为秦汉时代上谷郡郡治沮阳城。1981年，河北省张家口考古队在官厅水库沿岸作考古调查，发现大古城遗址大城北垣已被河水淹没，南垣坍塌严重，东、西垣尚有保留。采集到壶、盆、豆、釜、鼎、瓮、灶等陶器残片和“小泉直一”钱范。1999年5月至10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对大古城遗址进行了再次踏查。对古城遗址的面积、残留城垣进行了测量，此时大城的北墙和西墙已经不存，仅东墙和南墙有部分保留；小城的四面城墙都有保留。并采集到东周、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物。

（十二）路县古城
位于通州镇东5公里，运潮减河之南。清代前期，该古城遗址东、西、北三面城墙都有残存，残高约5尺，西北角高约一丈。南部城墙因为当时修建官道而被夷平，周长约四里。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中，测量了北墙残长41米，宽18米，残高4米，夯窝清晰可辨。西汉初年(公元前206年)，因其地靠近潞水，始置路县县治于此，东汉改路曰潞，路从水旁，治所未变。渔阳郡太守彭宠，曾一度将郡治自密云西南迁其地，始称潞城。建武中毁于兵燹。后形成聚落，村名古城。

（十三）渔阳古城
位于怀柔县北房镇梨园庄村东0.5公里处，白河故道之东，东北距密云县城约10公里。遗址东西长300~400米，南北宽200~300米。地势较高，曾发现过战国刀币、汉日光铜镜、五铢钱等，地面上秦砖汉瓦残片甚多。相传周围有土城墙，故得名“城子地”。渔阳郡，建于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秦统一后，又置渔阳县。以在渔水之阳而得名，县址与郡址同。西晋时废，后复，北齐废渔阳县入密云。秦汉时渔阳郡治所在此。秦二世发闾左戌渔阳即指此地。历史上“渔阳”郡治所更改过多次，如北魏时移治所于“雍奴”（今天津市武清县以北）；北齐时迁“渔阳”于幽州东（今北京市通县地区）；隋唐又迁“渔阳”于蓟县。早年城垣在地面上暴露明显。后因扩大耕地，城垣遗址遭破坏。20世纪70年代调整插花地，部分遗址划入怀柔县。修建京密公路，又将遗址分成南北两块。198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人员在公路北侧试掘，距地表不足1米处发现古城垣遗址，并出土一些秦汉时期的陶器碎片。

（十四）奚古城遗址
有南北二遗址。北厗奚城遗址位于密云县城北部60公里田庄村南大道两侧的高坡台地上，面积1万多平方米。此地发现许多锅台、灶坑和木炭，出土许多坛、罐之类的器物。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上暴露很多陶器碎片。红陶器物上有划纹装饰。《汉书·地理志》载，厗奚，渔阳郡辖县。经1988年考察，此遗址当为西汉时的厗奚故城。南厗奚城位于密云县城东南4公里的提辖庄村北，面积2万余平方米。遗址大部分遭到破坏，仍有2000~3000平方米遗址尚在。现提辖庄村内和遗址地表，到处是汉代的碎绳纹砖和灰陶片。从遗址土层看，地下堆积的文化层非常清楚。文化层中叠压的灰坑、砖瓦和陶器碎片仍然存在。有些墙基址和木炭灰也有暴露。1984年文物普查时，收集到十几枚汉五铢钱和灰陶罐。遗址周围发现有大量的汉代绳纹砖和碎陶片。后又考察，证实此处是东汉厗奚县故城，亦称南厗奚城。东魏时密云郡迁于此。

（十五）犷平古城
位于今密云水库北高岭镇石匣村，其故城东南角与明石匣城西南角相叠。距县城30公里。经实地考察发现故城墙遗址，同时发现两汉时期的大量遗物。密云水库建成后，故城址已没于水中，只有水位下降时才能露出水面。犷平县，西汉设置，属渔阳郡，废于西晋，前后存在500多年。

（十六）闾城遗址
汉代闾城遗址，在今大兴区芦城乡东、西芦城村。唐代之师州，曾寄治于闾城。至元代闾城废。据《元一统志》记载，古有闾城，“城址尚存，南门外有二石兽”。约自明代开始，因谐音闾城改称芦城。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村民在村西烧砖取土时，发现汉代小型砖室墓多处，出土陶器、铜镜等文物多件。东、西芦城之间偏北地区地势突高，高地的北边沿处，今仍保存有一段宽约5米、长约200米的土龙，疑为汉代土城墙残段。

（十七）博陆古城
汉代博陆城遗址，位于距今平谷县城西北5公里北城子村，1959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城子村西南部的西柏店墓葬发掘时，对博陆古城进行过调查，在城址南面断崖上发现了烧土和灰坑，西边发现了陶窑44。汉武帝死后，遗诏封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博陆侯。《水经·鲍丘水注》即指明此处为博陆侯的博陆城。城址保存情况不甚明晰。

二、诸古城遗址的历史地理考察
从总体上考察，这些古城多分布在海拔40米至100米之间的山前台地、高河流阶地或洪冲积平原之上，属于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泃河的老冲积扇上。大多距离西山、军都山、燕山15公里左右。且其所在地区的土壤类型也多为适于耕种的普通褐土、褐土性土、潮褐土、潮土。特别是位于今房山区的广阳古城、窦店古城、长沟古城、蔡庄古城等在西山山前“一”字形近等距离分布，由于它们距离西山的里程几乎一样，所以四城之间的连线与房山区西山与平原间的分界线相平行。四城的连接向西南可延伸到燕下都武阳古城，向东北可延伸到清河镇的朱房古城，一直到北厗奚古城。这条两端延伸出去的古城间连线同时也就是古代自中原北通内蒙古高原及东北松嫩平原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秦汉时期，为什么在西山山前地带会出现近等距离分布多座古城？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加是需要良好的地理条件（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农业耕种条件）作基础的。反过来，可以根据人口的多寡推断某地区农业地理条件的优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蒋刚先生曾对东周时期列国都城的人口作过研究，提出了一个估测东周时期主要列国都城人口的指数，即290平方米/户。并据此指数初步估测了东周时期主要列国都城的人口数，由此认为城市人口的多少是城市发展水平高低、城市所代表的国家实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燕下都的人口，蒋先生的结论是大约在29.3至35.2万人之间。可谓人口众多，可见这里的自然环境、农业资源比较丰富。

从农业发展必须的水资源方面考察，上述古城遗址的所在地区，从地质地貌上分析，分布着较多的潜水和承压水类型的地下水，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且多是分布于洪冲积扇中上部的二、三层结构的砂、卵砾石层中的潜水、承压水和分布于洪冲积扇中部的多层结构的砂砾石夹少数砂层的承压水，适于打井灌溉，是大力发展农业的重要条件之一。北京地区年降水量除受大气环流影响外，还受地形的很大影响。年平均降水量等值线走向大体与山脉走向相一致，多雨中心沿西山、燕山迎风坡分布，部分多雨区可达700毫米以上。从与弧形山脉大致平行分布的山前多雨区向西北、东南两个相反方向逐渐递减。这种水资源特征在植被尚未破坏的战国秦汉时期可能更为突出，而前述战国秦汉古城正好分布在西山、军都山、燕山的山前多雨地带，这也为该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

在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建制的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经过秦代大发展、至汉代全面推行的郡县制，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一方面，不仅在地方行政制度发展史上处于一个较为靠前的位置，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另一方面，郡县制度的推行，还和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一定的联系。这个时期一个郡县的治所往往就是该级行政区划管辖范围内最大的中心城市。这些小区域范围内中心城市的出现，与该区域人口的发展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郡县行政机构的设置，是该区域人口、赋税达到一定数额后方可出现的。而一定数量的人口也必须建立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之上。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代社会，某区域农业地理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人口的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相当于今北京及附近地区的广阳国、上谷郡、渔阳郡、涿郡、右北平郡等郡国的户数与口数（参见表一）：其中广阳国“户二万七百四十，口七万六百五十八。县四：蓟，方城，广阳，阴乡。”上谷郡“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渔阳郡“户六万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万四千一百一十六。县十二。”涿郡“户十九万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万二千七百六十四。县二十九。”右北平郡“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县十六。”

在所举诸郡国中，广阳国平均每县5185户；上谷郡平均每县2353户；渔阳郡平均每县5735户；涿郡平均每县6747户、右北平郡平均每县4168户；其中涿郡、渔阳郡和广阳国平均每县都超过5000户。又涿郡置县最多，为29县，足见涿郡、广阳国诸郡国的人口的突出地位。本文所涉及的如秦汉蓟城、窦店古城、燕下都的武阳城、长沟古城、蔡庄古城、朱房古城等就位于西汉的涿郡、广阳国境内。

西汉时期在全国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燕蓟地区广泛使用了铁农具，如考古发掘出土的铁铧犁、镢头、锄、铲、镰刀、耧角等，这些铁器是当时重要的耕田、除草、播种工具。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北京地区的荒地得到大量开发。海淀、延庆、平谷等区县的西汉墓中出土了各种铁制农具。当时冶铁技术的发展为这些农具的生产在技术上提供了可能性，西汉官府在渔阳和涿郡以及右北平郡设有铁官，极大地提高了西汉北京地区冶铁手工业的发展，北京清河镇朱房村西汉古城遗址中发现了冶铸遗迹，当时已经开始使用高潮柔化处理技术，生产出比生铸铁更具有韧性的可锻性铸铁器。蓟城的冶铁工匠还掌握了当时极为先进的生铁固态淬火脱碳成钢技术。加之用于农业耕作新发明的铁足耧车播种技术的推广，使得汉代幽州地区的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上述考古发掘的诸城址及其周围宜于农业耕作的地区，粮食的大量生产成为一种可能，这就为当时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足够的生存条件。这些考古发掘的农业技术信息和文献记载的情况与考古发现城址的地理分布特征是相符的。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驿站制度，并加以改进，自长安、洛阳北上通达燕蓟地区的驿道，大体上是沿袭了秦代驰道的路线。蓟城是燕蓟地区驿道的中心，从这里又有多条通往所辖诸郡县的交通道路。同时燕蓟地区是中原内陆和东北、西北地区交通的枢纽。以上战国秦汉诸城就是位于以蓟城为商品交流中心的经济贸易交通体系的要道上。而广阳古城、窦店古城、长沟古城、蔡庄古城、燕下都的武阳城等就是位于燕蓟地区同中原地区的贸易交通线上。

北京及近边地区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古城遗址多分布在山前台地、老洪冲积扇及其周围的地区。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造成的，据徐海鹏教授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文明发达的区域就选择了山前地带，延至战国秦汉，北京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区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徐教授通过对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东胡林、镇江营、上宅、北埝头、雪山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地理环境的综合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北京三大地貌区的发育演化特征及其规律，决定了山前地带是北京文明发展的主要地区。该地区既是沟通中国南北方交通的重要枢纽地带，也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方中国文化交流的地带。

　　北京地区山前平原在历史时期优先开发，是和这里的地貌类型、地理环境分不开的。燕山、太行山山间盆地中的台地、河谷阶地和山前洪冲积平原，平面形态缓倾斜，地势高爽，地表的厚层次生黄土土质疏松、肥沃，农业自然条件优越。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开发这里，一直到商周、战国秦汉，始终承担着北京地区粮食的主要生产任务。在这样的地区建城立郡县，设官管理，城市遂兴起并较快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


（本文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燕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6BdLS010，项目负责人为首都师范大学马保春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