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经义中，亲亲尊尊是人伦两大要项，由亲亲而尊尊宗庙之礼始成。而宗庙祭祀的本意也正在于报本追远，进而发扬尊尊亲亲之意、建立亲疏有别之伦序。《仪礼·丧服小记》云：“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亦曰：“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分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又曰：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诗云：“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此之谓也。
在儒学经义之中，人伦秩序是对祖祢讲尊尊、对子孙讲亲亲，即由己及远之意。而这一点，则又先从亲亲入手，然后再至“尊尊”。“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论语·述而》篇载曾子之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的是丧礼，追远即祭礼而言。此二礼的形式及目的虽有差别，但本于人之真情和伦理孝思却殊无二致。《礼记·礼器》云：“礼也者，返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郊特牲》言郊祀之礼亦云“所以报本反始也”，《祭义》篇又云：“致反始，以厚其本也。”所谓“报本反始”，即传统祭礼精义之所在。儒学经义的逻辑性是严密和完整的，人间秩序由家庭为起点而推演之，社会之秩序方能建立、邦国之文明方能推演。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或曰中国文明的要义皆本乎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和儒学义理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中心，这也更是抟系中国民族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云：“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又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自古就是中国文化之大者。但在古代，自天子至官师对祭祀祖先的庙制之设却有着严格规定。《祭法》云：“庶士、庶人无庙。”《王制》则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郑注：“庶人，府史之属也。”先秦时期关于寝庙之情况，散见于《书·顾命》、《仪礼·少牢馈食礼》、《周礼·考工记·匠人》、《礼记·月令》等篇。各书所述既有不同，后人解说亦各有异。所谓“寝庙”，古代宗庙分两部分，后面停放神主与先人遗物之处曰“寝”，在庙曰“祭”，在寝为“荐”，前面祭祀之地为“庙”，合称“寝庙”。《尔雅》曰：“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曰寝。”孔颖达《正义》云：“寝庙者，《周礼注》云：前曰庙，后曰寝，则庙寝一物，先寝后庙，便文耳。”又，《月令》孔颖达疏：“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寝，衣冠所藏之处，对庙为卑，故在后。但庙制有东西厢，有序墙，寝制惟室而已。”但到了宋代，程伊川解释云：“庶人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1]朱子亦曰：“正寝谓前堂也。”[2]古时宗庙隆杀之制甚严，天子七庙，大夫、士立庙则依次递减，庶士、庶人而不得立庙。此即《左传·庄十八年》所云“名数不同，礼亦异数”之意。“祠堂”，乃后世衍生所出现。《说文解字》曰：“堂，殿也”。《释名·释宫》则云“古者为堂……谓正当向阳之屋”；“祠”，乃祭祀之意。概而言之，“祠堂“即祭祀祖先神灵之场所、礼堂。
礼经中专言祭礼者凡三篇，即《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其中《少牢》和《有司》为一篇。《特牲馈食礼》专述诸侯之士岁时祭其祖祢之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则记载的是诸侯卿大夫祭祖仪节，对其祭礼的具体步骤和仪节均有着详细的描述和说明。“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在《诗·小雅·楚茨》中所反映的周人祭礼过程，与《特牲》、《少牢》也大抵基本一致。此不具录。清人胡培翚《仪礼正义》引官献瑶云：“大夫曰少牢馈食，所以别于天子国君之大牢也；士曰特牲馈食，所以别于卿大夫之少牢也。”又引蔡德晋云：“士丧遣奠用羊、豕，是士之祭亦有用少牢者，盖特牲其常，而少牢乃其盛礼也。”所谓特牲，就是一豕。凡牲，一为特、二为牢。而所谓馈食，简言之就是用食。郑玄注“馈食”云：“祭祀自孰始曰馈食，馈食者食道也。”孰，即黍稷。士祭祖祢之礼，张尔岐注《仪礼》亦云“初祭即荐饪熟之牲体及黍稷”，以别于“天子诸侯之祭，先有先有灌鬯朝践馈献之事，至迎尸后乃进熟体黍稷也。”（《仪礼郑注句读·卷十五》“特牲馈食礼”）《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亦云：“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无禄者稷馈。”
《祭义》曰：“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物既备，夫妇齐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慌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飨之。‘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祭统》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祭义》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郑玄《毛诗传笺》亦云：“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祭义》：“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膻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此教众反始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甒，加以郁鬯，以报魄也。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故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尚书》曰：“祭者察也，言人事至于鬼神也。祭祀者，报本追远也。追思其不及之养，而继以未尽之孝也。”（《前人书札》）
汉季“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3]但彼时的墓祠并不是后世严格意义上对祖先祭祀的家庙存在，而是仅仅作为对墓主的祭祀场所而存在。换言之，此时的墓祠是为了举行墓祭而设，因此它与后世的家庙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程伊川因之指出：“葬只是藏体魄，而神则必归于庙。既葬则设木主，既除几筵则木主安于庙。故古人惟专精于庙。”[4]
魏晋之时品官私庙之祭可见诸文献，《隋书·礼仪志》载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采用魏晋制度而颁布的《河清令》云：
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从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官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祭三世。三品以上牲用一太牢，三品以下少牢。执事官正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牲用特肫，或祭祖祢。诸庙悉依宅堂之制，其间数各依庙多少为限。（《隋书·礼仪志二》，又见于《通典·卷四十八》“诸侯大夫士宗庙”）
唐代的庙制规定新旧《唐书》记载稍异，但当以《新唐书》和《开元礼》为有唐决定性版本。《开元礼·卷三》“序例下”云：“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四庙外有始封者，通祠五庙），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正寝，用特牲。”唐代的这个规定，即以一、二品大体比照先秦诸侯制度，三四五品及兼爵者大体比照古之大夫许立三庙。由唐到宋，是中国家庙制度的分水岭。经过五代混乱的大破坏，文化遭到巨大断裂，尊祖敬宗的伦理概念也随之淡化。是以前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五季”，即末代、最差之意。以至于在宋仁宗皇佑三年，文彦博请立家庙被许，也居然由于文化的断裂而不知如何建筑设计的地步[5]。同时，唐代门阀制度的崩坏和世爵的废止，更使得宋代的家庙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困境。唐代的世爵制，使品官子孙纵然品秩很低，总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其家庙的存在。到了宋代，世爵的被废使品官将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孙已不再可能，而另一方面，其子孙一旦没落，家庙亦将不存。宋初没有家庙制度，到徽宗政和三年颁布《政和五礼新仪》，始有明文“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余祭二世”的规定。然由于宋代无世爵，无世爵则庙制无法延续，故此时的制度实同虚设。同时，宋初的士人在礼制上，与庶人相同。而对于庶人的祖先祭祀，宋制并无成说。是以朱子评价曰：“政和之制，则虽稽于古者，或得其数，而失其意则多矣。”[6]
司马温公《文潞公家庙碑》云：“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唐宋以前制度虽然对品官庙制多有规定，但对于普通士庶却是依然“祭于寝”。然报本追远，其义则一，礼，莫外乎人情。正是在这一局面下，司马光、张载、程颐、朱子相继发皇，主张不论品官大小，士人之家均应设庙，后世士庶祖先之祭祀由此而肇端。司马光《书仪》明确提及士人祭曾、祖、父三世，对于祭祀场所并替代以“影堂”名之：“仁宗时，尝有诏听太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庙，而有司终不为之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庙于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7]横渠先生张载又站在礼学的立场上而发扬：“须参酌古今，顺人情而为之。今为士者而其庙设三世几筵，士当一庙，而设三世，似是只于祢庙而设祖与曾祖位也。……便使庶人，亦须祭及三代。”[8]在传统庙制中，由于各庙祭一世，故祖先的世代数与庙数是相当的，但祭三世的品秩要求又远非普通士人所能及，温公、横渠此说，一方面遵从了古礼“士一庙”的规定，另一方面则变通的采用士人于一庙祭及三世（曾、祖、父）。到了程伊川先生，则更一步提出祭及高祖、乃至始祖：
有问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异也，皆至高祖，服既如此，则祭亦须如此，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庙、五庙亦只是祭及高祖，若只祭祢，是为知母而不知父，禽兽道也。祭祢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礼记·大传》云：“大夫、士有事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在礼经《丧服》篇中，并无高祖之服，但郑注贾疏皆以高祖必当有服，后儒皆从之。伊川先生认为，高祖既有服，自当有祭高祖之义。且“礼以义起”，自不必拘泥于前人成说，高祖之服与其祭虽经无明文，但无论在服数、祭法、庙制上，皆合乎礼义之正。故，“且豺獭皆知报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养而薄于祖先，甚不可也。……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数件，虽幼者渐可使知礼义。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兽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飞鸟是也。惟人则能知祖，若不严于祭祀，殆与鸟兽无异矣。”同时，伊川明确主张大夫士庶之家祭及高祖以上，乃至始祖：“时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他则不祭。……祭始祖，无主用祝，以妣配于庙中，正位享之。”[9]再至朱子，虽没有接受伊川的祭始祖说，但以程伊川祭高祖之说“最为得祭祀之本意”：“古者只祭考妣，温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当祭，今见于《遗书》者甚详。此古礼所无，创自伊川，所以使人尽孝敬追远之意。”[10]朱子遂承司马温公、张横渠、程伊川之说，并以礼有大夫立三庙而可祭及高祖之先例，乃约前代之礼而创祠堂之制。朱子《家礼》云：“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并引《曲礼》之义曰：“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朱子首倡祠堂之设，作四龛以奉四世之祖而以四仲月祭之，另及冬至、立春、季秋、忌日之祭。“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祔”，并对祠堂之位置、内部结构陈设、祭祀程式皆有着详尽描述。关于朱子所定祠堂之设及其祭仪，详见于《家礼》，此不具录。古者庶人祭于寝而不得立庙，自官师适士以上则无不庙者。《家礼》祠堂之制，则贵贱通得用之。单就影响而论，朱子的的伟大贡献一是打破了古代“礼不下庶人”的成说，使“士庶”——士阶层和庶民阶层——即为任何人提供了都可实行的礼仪内容；《家礼》的第二个贡献是为继礼之本经《仪礼》之后，为后世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和更具实践性和操作性的“新古典”礼学文献；第三是其影响之大，就地域而言，《家礼》对整个东亚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朱子之说虽然详尽，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官方的允许和认可。明洪武三年诏定的《大明集礼》虽然尊崇《家礼》之说，但依然还是规定庶人只能祭及父祖两代：
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椟。……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之，大概略同于品官焉。（《大明集礼·卷六·吉礼六·宗庙》）
这个局面一直延续至大明嘉靖十五年。“嘉靖大礼议”是中国礼制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世宗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尊其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尊明孝宗则曰“皇伯考”。嘉靖十五年十月戊子，嘉靖帝为乃父朱佑杬“更世庙为献皇帝庙”，时礼部尚书夏言上《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建议嘉靖帝在宗庙祭祖方面“推恩”于天下官民。夏言此疏有“三议”，分别是《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夏言主张品官家庙分为两种类型：三品官以上祭祀五世祖先，四品官以下依旧祭祀四代之祖。并论述了祭祀五世祖的具体做法。但疏中依然明确庶人只可祭于寝，而不许立庙。《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曰：
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召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召天下臣工立家庙。（《大明会典·卷十一》）
万历十四年王圻编纂的《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宗庙考”载嘉靖帝对于夏言之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上是之”，对于“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世宗亦“从之”。即世宗采纳了夏言的建议，于是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11]
嘉靖十五年的家庙新制在嘉靖以后明代诸朝虽然并未得到承认，但诏令天下臣民得以祭祀始祖，这却是中国礼制史上的重大变化和重大变革。该诏令本来只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节日之时祭祖，并不准在家庙、祠堂中设立常祭之位。但允许祭祀始祖，即等于允许同姓各支得以联宗祭祖。与此同时，政府又允许品官于家庙之中设置朱子所始议之祭始祖以临时纸牌位，再加之又许“以今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世祀而不迁”，此举则极易导致品官将始祖先祖之临时性纸牌位改为常设之神主，继而，遂一举而开启了家庙祭祀始祖之先河。品官家庙祭祀始祖一旦成为大宗祠，民间联宗祭祖必然更竞相仿效。而事实上自唐宋以讫，当时社会上本来就存在有着祠堂违制祭祖现象。如宋元之际的学者黄仲元在其所著《四如集》即云：“祠吾族祖所自出御史公讳滔以下若而人，评事公讳陟以下大宗、小宗、继别、继祢若而人。上治、旁治、下治，序以昭穆，凡十三代。”又曰：“猗欤吾族，余四百祀。人世趋新，宗法不坠。”[12]“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礼缘人情、礼因义起、礼尚报本，礼，本乎人情合乎道义，而并非一经制定即不可改变之事。诚如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论及程朱“高祖之祭”所说：
《礼》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盖谓非大宗则不得祭别子之为祖者，非小宗则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祢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乱，亲疏有别而不贰，其法甚备，而犹严于庙祀之际。……后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别子继别之序已紊，未尝专有宗子以主祀事。……乃执大夫三庙、适士二庙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祢之，上是不以学士大夫自处，而孝敬之心薄矣，乌得为礼乎！故曰古今异宜，礼缘人情，当随时为之损益，不可胶于一说也。（《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宗庙考十五”）
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亦论始祖先祖之祭云：
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废之。是也。窃尝思古今异宜，其礼当以义起。……若今人家之始祖，其义于宗法之别子同者，固当祭也。何则？古之所谓始祖者，在诸侯则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则别子也，别子有三，后世封建不行，则为有国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勋。爵至王公者。虽无土地。宜与古诸侯等。则其子孙宜奉为始祖而祭之矣。又后世天下一家，仕宦迁徙，其有子孙繁衍而成族者。则始至之人，宜为始迁之祖，与古别子之公子自他国而来者无异，是亦宜奉为祖而祭之矣。（《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吉礼、祭始祖先祖”。）
根据礼经本义，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始祖，诸侯亦不得为之。而朱子倡祠堂之设，亦只是折中于伊川之说上至高祖而已。马、秦二氏此论可谓精辟，当大宗小宗之法已亡之际，若完全拘泥于礼经之说而不知因革损益，其是先王制礼之本意？同时，礼缘人情而作，礼莫外乎人情，祖先崇拜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完全本乎礼义、合乎人情、顺乎天理。嘉靖十五年的规定亦只能导致其进一步的合法化，换言之，政府只能变相的默许之、承认之。嘉靖朝的允许士庶祭祀始祖，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故而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为普遍现象，家庙向联宗祭祖的大宗祠方向发展，地方政府亦只能听之任之，于是嘉靖、万历年间形成大建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现象。
再至清代，《清史稿·卷六十二》云：
一至三品庙五楹，三为堂，左右各一墙限之。北为夹室，南为房。庭两庑，东藏衣物，西藏祭器。庭缭以垣。四至七品庙三楹，中为堂，左右夹室及房，有庑。八、九品庙三楹，中广，左右狭，庭无庑。……庶士家祭，设龛寝堂北，以版隔为四室，奉高、曾、祖、祢，妣配之，位如品官仪，南乡。……庶人家祭，设龛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逢节荐新，案不逾四器，羹饭具。
《钦定大清通礼·卷一六》亦云：
庶士家祭之礼，于寝室之北为龛，以版别为四室，奉高曾祖祢皆以妣配位。南向，前设香案总一。……岁以春夏秋冬节日出主而荐，粢盛二盘，肉食果蔬之属四器，羹二，饭二。
庶人家祭之礼，于正寝之北为龛，奉高曾祖祢神位。岁逢节序，荐果蔬新物，每案不过四器，羹饭具。
据《清通礼》和《钦定大清通礼》的规定来看，清九品以上始得立庙，庶士庶人则依然于寝堂之北为龛而奉祀四代祖先。但清廷的这个规定和明嘉靖朝之后一样，并没能阻止民间祭祀始祖的进行。此不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宗法制度是只有宗子才有祭祀权的。《白虎通·宗族》上说：“宗，尊也。为先祖主者，为宗人之所尊。”清儒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说：“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但周制兄弟最严嫡庶，不惟嫡庶并严长次。惟长嫡可以主祭，次嫡与庶皆名支子则皆不得主祭。然此惟封建之世，天子诸侯卿大夫惟长嫡得袭，次嫡即不袭故。古之重嫡非重嫡也，重贵也。”[13]故《王制》云：“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丧服小记》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曲礼下》亦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在传统宗法制度中，并不是所有的子孙都有主祭权的，只有身为嫡长的宗子才能主祭。所谓“继别者祭别，继祢者祭祢，继祖者祭祖，继曾祖者祭曾祖，继高祖者祭高祖，各有所继，各有所祭”是也。
《祭统》云：“祭者，教之本也。”《中庸》曰：“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祖先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追远睦族”，千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两千余年来一直是化育中国民族和抟系中国民族的最基本力量。家族祠庙，作为中国文化的最基本载体，非但是国人精神之归宿，更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而又不可估量、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祖先的祭祀，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深深融入了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
有明一代是朱子《家礼》研究的高峰期，学者们对于家礼的研究更是盛极一时，因此，明代之后民间士庶各种《家礼》文本传世颇多。孙夏峰先生所撰《家祭仪注》，对祖先时令节日之祭罗列颇详，亦较有代表性：
晨起栉沐后入次三揖，自小学便不可废。朔望焚香而拜，元旦昧爽设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设祭行四拜礼，令子孙供执事。凡佳辰令节、寒食寒衣皆拜，设时食。忌辰设食拜，子孙素食不宜享客。有事出门焚香拜，归亦如之。吉庆事卜期设祭，儿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弥月设食而拜，新妇庙见，设祭，主妇率之以礼。凡祭，妇人别行礼，各如仪。（《夏峰先生集·卷十一》“杂著”）
一般来说，后世常见传统士庶祭祖礼仪大致为“参拜、降神、进馔、三献、受胙”等一系列程式，此不赘引。
[1]《程氏遗书·卷二十二》。
[2]《朱子家礼·卷一》。
[4]《程氏遗书·卷十八》。
[6]《朱子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论家庙”。
[7] 司马光《书仪·卷十》“丧仪六、祭”。
[8]《经学理窟·祭祀》。
[9]《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10]《朱子语类·卷九十》“礼七、祭礼”。
[11]《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一》。夏言（1482年－1548年），字公谨，号桂洲，谥文愍，江西贵溪人。明嘉靖内阁首辅、进士出身，有《夏桂洲先生文集》传世。但夏言此议，在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一五》“吉礼、大夫士庙祭”中遭到秦氏批驳，秦氏认为夏言此议为“乱宗法”。兹存其说，余不具录。
[12]《四如集·卷一》“族祠思敬堂记”。
[13]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卷二》“三、主祭之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