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路走多了难免遇上鬼，不惧路途有鬼，但忧心蒙尘埃……
1．饶漱石来电
1943年，延安先后从两个渠道得到一条内容相同的消息：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
一个渠道是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署名的电报：发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来源是我方安插在汪伪政权的内线。
潘汉年这次前往敌占区搜集情报经过饶漱石批准，返回淮南根据地也向饶漱石做了汇报，但是汇报中没有见汪精卫之事。
饶漱石得到内线消息，没有与潘汉年核实。在华中局，饶漱石虽然是潘汉年的领导，但是情报工作中央直管，有些事他不便也无权过问。得到涉及下属干部的重大情况，作为一把手有责任向中央报告。加上两人关系本不融洽，公事公办也是自然。
另一个渠道是国民党报纸。
国民党消息来源是军统副处长鲍文沛。鲍文沛通过胞兄鲍文越介绍打入汪伪政权，在伪中央军官学校担任少将教育长兼总队长，成了军统的卧底。
1943年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鲍文沛密电重庆称，当天在南京汪精卫公馆，见到中共要员潘汉年与汪逆会面。
国民党报纸发起舆论攻势，攻击中共对日伪妥协。
延安很感意外。
潘汉年是老资格情报干部，身处一线，远离中央，组织观念极强。中央授权他针对日伪开展情报工作，每有重要事项，他必定事先请示，事后报告，深得中央信任。
会见汪精卫？从未见到潘汉年的请示与报告。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立即发电，向潘汉年查问实情。
直接面对面询问当事人，而不是背靠背向第三者调查，表明了中央对潘汉年的信任。
潘汉年复电，否认传言。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秘密情报工作，将不仅在外，不仅远离组织和上级，而且孤身深入敌营，混迹复杂环境，甚至与敌人打得火热。组织监督和同志视线遥不可及，云山叠嶂，人心渺渺。上下级关系靠什么维系？只有忠诚与信任，别无他途。
老资格情报干部吴德峰多年后说：“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
对潘汉年，中央高度信任。
潘汉年（ 后排左一 ）
多年来他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展示了忠诚与才干。一份份落款“小K”的情报发往延安，为党中央判断局势、进行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得到潘汉年否认见面的复电，中央放心了。
两年后，潘汉年来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
他到达之前，饶漱石的又一份电报到了延安，反映潘汉年在敌占区工作中与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以及亲日人物袁殊等人关系密切，交往可疑，有“违反纪律”的问题。
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方式有他的特点，与钱壮飞、熊向晖等潜伏敌内的红色卧底有很大不同。
卧底潜伏敌营，必须深藏红心，外裹白皮。真实身份绝不能暴露，否则全盘皆输。
潘汉年不同，他的真实身份几乎是公开的。他既从事情报工作，又长期担负统一战线工作，交游广泛。他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和中共在香港统战负责人期间，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虽然有若干化名，但是在敌友之中，化名背后的真实身份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
这种方式做情报有劣势，优势也很明显。
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是个老牌间谍，负责情报机构岩井公馆的活动。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开展对日伪情报工作不久，就通过袁殊牵线，以“胡越明”的化名与岩井建立了联系。
岩井英一心知肚明“胡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对中共情报系统这样一个重要负责人，他很感兴趣。
棋逢对手，看谁更高一筹。
潘汉年定期给岩井提供一些严格拿捏分寸的情报。
反过来，潘汉年利用岩井提供的经费在香港办刊物，作为我们的工作据点，掩护我方开展情报工作。他还从岩井公馆获得了一批很有份量的战略情报。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大量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全堪忧。中央要求设法将他们营救转移到南洋或内陆。
香港外出的陆路水路都在日军控制之下，没有日本官方许可寸步难行。潘汉年联系岩井英一，说自己有一批情报关系需要转移，岩井指示日本驻港领事馆予以协助。于是，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知名人士得以在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安排下安全撤离。
潘汉年还从岩井那里弄了一张由日本领事馆签发的身份证件，上面注明：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问，请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有了这张护身符，他在上海活动更安全方便了。
岩井还以自己名义在汇中饭店包了一个房间，专供潘汉年使用。
李士群是潘汉年的另一个工作对象。这个汪伪特务头目是共产党的叛徒，曾在中央特科工作，是潘汉年当年的同事。
他愿意给潘汉年提供情报，正因为他深知潘汉年的共产党身份。虽然在汪伪政权混到高位，李士群心里很不踏实，时时想着留条后路。听说潘汉年要建立关系，他很积极，也想在汪精卫面前显示才干。接上头后，他指定亲信胡均鹤负责与潘汉年的日常联系。
汪伪特工总部 · 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
李士群给潘汉年提供了不少情报，还提供许多活动便利。潘汉年到苏南，李士群常请潘汉年住进自己在苏州的家里，确保安全，无人敢找麻烦。
上海英法租界沦陷后形势恶化，中央指示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机关撤退到淮南根据地。要穿过数百公里敌占区。
潘汉年找到李士群：我准备带几个助手去新四军根据地，你是否可以提供帮助？
李士群当然明白怎么回事，满口答应，指派胡均鹤护送。
几位商人装扮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在胡均鹤护送下，由上海出发，过镇江，走仪征，汪伪特工总部镇江站特务殷勤接待，一路上吃住不愁，游山看水。
一行人离开仪征县城即将进入新四军辖区时，出了意外。镇江站特务将他们送出城门不远，城墙上一个伪军突然大喊“站住!”大家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担心有变。潘汉年转过身去，对伪军喊道：“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一通训斥，伪军缩了回去。大家感叹潘汉年的神通广大。
饶漱石不负责隐蔽工作，对这条战线不很熟悉。他当年做地下工作的经历与潘汉年大不相同。他在东北被军阀抓进牢里，饱受酷刑。他经历的敌我关系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界线是泾渭分明的。潘汉年和敌伪混得如此热络，饶漱石满腹狐疑。不向中央报告，心里不踏实。
毛泽东雄才大略，隐蔽斗争运筹帷幄，他认为问题在于饶漱石不了解情况。
潘汉年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可能心有隐情，神色惶惑。毛泽东以为他是因为饶漱石告状而紧张，当即慰勉道：
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中央是信任你的。外面的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
潘汉年感激欣慰和惶惑不安交织，有些话就咽了回去。
毛泽东听取潘汉年工作汇报后不久，亲自审签电报，刘少奇和康生署名发给华中局饶漱石。
“饶：（一）汉年三九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做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释清楚。”
电报简言之，饶反映的问题潘汉年“事先事后”“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对组织毫无隐瞒，忠诚可鉴。因此，中央对他十分信任，“绝无可怀疑之处”。
多么珍贵的信任！
潘汉年该多么欣慰！
2．潘汉年的心病
但是，潘汉年并不开心。
他习惯写诗抒怀。1943年春天敌占区之行后，6月一个雨夜，潘汉年写了《雨夜有感两绝》：
萧萧细雨又黄昏，独坐寒斋伴孤灯。
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
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
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
又过半年多到农历腊月三十，新年在即，潘汉年却没有迎新的喜悦。他提笔写下《农历除夕》，情绪压抑：
云黯风狂岁暮天，淮南作客又经年。
征尘落落知音少，送旧迎新亦惘然。
潘汉年心事重重。此前的敌占区之行，是他的心事之一。
那次去上海，是要见李士群，获取敌伪即将“扫荡”的详细情报。前一年春季“扫荡”，李士群就提供了敌伪的军事计划。
潘汉年到了上海，胡均鹤却说李士群在苏州。到了苏州，李的家人又说李士群去了南京，留话说有事可到南京来。
潘汉年感到异常，李士群态度不像以往积极。但是，“扫荡”情报还没到手，潘汉年又到了南京。
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到了南京李宅，李士群还是不在家。汪伪特工总部一个叫杨杰的头目出面接待，说李士群去见汪精卫了。等候期间，李宅人来人往。杨杰把潘汉年介绍给了一些汉奸头目：
这位是“肖先生”，李先生的朋友。
肖淑安是潘汉年又一个化名。1977年潘汉年病逝葬在长沙市郊，编号77-652的墓碑上，刻着“肖淑安之墓”。
晚上，杨杰一帮人宴请潘汉年，接着打麻将，直到深夜。
秘密活动，却暗中张扬？潘汉年肯定察觉到异样。
中共背景的“肖先生”来到汪伪“首都”南京，在某个层面不再是秘密了。
第二天李士群露面。
李士群没有谈潘汉年想谈的话题，扯了一通形势后，忽然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玄机在这里！
潘汉年当然意外。突然横插这么一出，葫芦里是什么药？
见，还是不见？请示来不及了。
情报工作就是刀尖之舞，火中取栗，险中求胜。原则与权变如何拿捏，冒险犯难与一定之规如何权衡，潘汉年本是高手。
汪精卫主动提出见面，莫非有重要信息透露？失之交臂岂不遗憾。
见！潘汉年胸中自有丘壑。
潘汉年这位情报英才，不乏政治头脑政治眼光。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见到汪精卫后，他顿感不妙。
汪精卫是个政治人物，政治投机者。他见潘汉年，当然不是想交流情报，他想的是耍政治把戏。
汪精卫心情确实不好。日本人和重庆暗中联络，他有被冷落甚至被遗弃的恐惧。如果能与中共方面有所接触，消息透露出去，日本人能不高看他一眼吗。
南京颐和路树荫浓郁。走进汪精卫公馆，潘汉年发觉情形不对。
汪精卫公馆旧址 · 南京颐和路
客厅里有几个陌生人。汪精卫彼此介绍后，他们随即告辞。
这几个人里，有一人名叫鲍文沛，就是那位给重庆发电的军统卧底。
汪精卫谈话，主要是想拉共产党参加他的所谓“参政会”。潘汉年当场拒绝。此外，再无实质内容。
潘汉年越想越觉得不对头，这更像一个做的局。
本应是秘密会面，对方却刻意张扬。在李宅，在汪精卫公馆，把他介绍给那么多不相干的人！
汪精卫醉翁之意不仅在于谈什么，似乎更在于见面本身。他要制造一个与中共要员会面的政治事态。
若是如此，非同小可。
七年前潘汉年经历过另一个会面，也是在南京，给他留下深刻记忆。
1936年，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准备与国民党商谈两党合作。按约与陈果夫、陈立夫取得联系后，潘汉年从香港直接到了南京。
陈氏兄弟得知潘汉年未到延安直接来了南京，就没有露面，只是指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传话：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见面后，将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再和二陈正式谈判。
潘汉年受了挫，也得了个教训。政治会面必须要有政治授权，没有授权，会面免谈。那年离开南京时，他的心情不会轻松。
与汪会面，只能视为政治会面。
虽然见过汉奸，甚至见过日本人，但那些人都是特务，搞情报的。情报活动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势力互相渗透，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想抓对方辫子。
而且，有中央的授权。
但是，汪精卫不同，此人是头号汉奸，是政治人物。
参与了一场政治会面，却没有得到相应授权。没有从会面中得到所期望的情报，会面本身反倒成为一个可能被政治对手利用的重磅情报。
走出汪精卫公馆，潘汉年心情再也轻松不起来了。
如何向组织解释说明？
“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的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陈修良是潘汉年在情报战线的老战友，他的这个说法和潘汉年后来的解释是一致的。
潘汉年可能还有一个侥幸心理。与汪精卫会面谈话，参加者不过四人。此外，世间再无他人见证。
会面半年后，李士群死了。一年后，汪精卫也死了。
除去潘汉年，四人中只剩一人还存活于世：胡均鹤。
此事在尘封中静默。
3．毛泽东批示
静默在十二年后的春天被打破。
1955年3月，潘汉年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议程之一是通报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
毛泽东讲话中说，凡是受过高岗、饶漱石影响以及和他们有某些牵连的人，都应当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
潘汉年心惊肉跳。
饶漱石是老上级，虽然关系不睦，但是工作多有牵连。
会上印发饶漱石问题的材料，有一条是：包庇重用胡均鹤等中统特务和反革命分子。
胡均鹤！这个名字这个时候出现，潘汉年心头更是一惊。
胡均鹤在日本投降后，坐了三年牢，接着当了中统特务。国民党败退前，中统命令他留守大陆负责东南地区的潜伏任务。识时务的胡均鹤辗转联系到潘汉年，要交出手里的潜伏特务名单，立功赎罪。
解放后肃反，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方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批准，公安局下设了一个“情报委员会”，由投诚特务人员组成，提供情报，协助肃反。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胡均鹤担任情报委员会主任。
去年饶漱石出问题后，胡均鹤被捕。这个唯一的见证者在审讯中会交代出什么呢？潘汉年忐忑难安。
胡均鹤解放后一直在上海，生活在潘汉年眼皮底下。以潘汉年的智谋和在上海的能量，如果换一个狠角色，让这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永远消失，机会多多。但是，胡均鹤一直安然无恙。
“有某些牵连的人”，潘汉年反复掂量毛泽东的告诫，不由得对号入座了。
会议结束后的4月1日，他找到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了十二年前那次见面的详情。
陈毅深感事关重大，答应一定向中央报告，安慰潘汉年不要紧张。
潘汉年还是紧张。他知道，陈毅决定不了他的命运。
第二天上午，陈毅走进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十分恼怒：“当时不好说，为什么延安见到我时不说？”
是啊，当时给饶漱石不好说，担心被整。那么，康生专门发电询问，为什么还是不说？
到延安见到毛泽东，已经提及此事，为什么仍然不说？
听信你的否认，中央为你辟谣，为你澄清。毛泽东亲自审签，刘少奇、康生署名，专门发了电报。
现在，你突然向中央报告，确有其事，不是谣言！
能开这种玩笑吗！十多年里，党中央、党的领导人被你蒙在鼓里。
毛泽东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此前，毛泽东对潘汉年相当信任。
潘汉年发回延安的电报，预警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毛泽东都看过。潘汉年在策反敌伪、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绩，毛泽东都很清楚。
听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传闻，中央以信任的姿态，直接发电向潘汉年本人询问。
潘汉年复电否认，中央深信不疑。
中共七大，毛泽东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点名表扬了潘汉年。
解放后，任命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旧上海工作多年，熟悉上海，在上海有着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个任命，一方面用其所长，一方面说明中央并不担心他在上海深耕多年的根基。如果有所怀疑，断然不会如此任命。
潘汉年迎接苏联电影代表团
赴上海就任前，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潘汉年等人。参加接见的夏衍回忆：“毛主席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
“小开”，上海话的“小老板”。领袖的称呼既有信任，更有亲切和感情。
这一切，在1955年4月2日上午，坍塌了。
隐蔽战线老战士吴德峰后来说：“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毛泽东不仅恼怒，而且疑虑重重。这样的大事，为何一瞒再瞒？有什么难以启齿的隐情，有没有不可告人的其他问题？
4月2日下午，毛泽东再次提笔批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4月3日晚8点多，北京饭店301房间电话响起。潘汉年拿起话筒，听说楼下有客来访，他穿着拖鞋下楼会客。不料一去未回。
来客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来一纸逮捕令。
潘汉年坐进门外等候的车里。夜色沉沉，车子一路向北，驶出德胜门。当晚，潘汉年住进了功德林监狱的单人监室。
4．一念明灭
潘汉年穿着拖鞋离开北京饭店二十七年后，终获平反。关于那次见面，给出了一个说法：“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
“挟持”！应该说，这是为了顺利平反，在当年历史条件和政治氛围下，给出的一个善意解脱的说法。
从潘汉年到达上海直到与汪见面，整个过程没有显示出武力控制、胁迫、“挟持”的迹象。
如果真是遭到武力“挟持”，潘汉年反倒好解释了。身不由己嘛！
李士群没有这个底气。如果潘汉年坚决不见，李士群霸王硬上弓，和潘汉年翻脸交恶，对他绝无好处。他是有求于潘汉年的，他要向共产党靠拢给自己留后路。在汪精卫那里，硬来闹僵了他也不好交代。何况，潘汉年握有日本领事馆签发的护身符，李士群岂敢造次。
潘汉年抱着斩获情报的期望走进汪公馆，不料两手空空，反而中了汪精卫做的局。
事先来不及请示，事后如何报告关系重大。以潘汉年的阅历世途、英豪阔大，本应有睿智的选择。但是种种顾虑之下，他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一代情报英才，最终陷入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下策选择。
一个问题变成了两个的问题。
会面，本身就是个严重的问题。
事后不及时报告，增加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工作失误问题升级为信任与忠诚的问题。会面问题因此罩上迷雾，变得更加可疑和解释不清。更糟糕的是，本来清楚明朗的地方，也蒙上了阴影；本来没有的问题，也变出了问号。
错过第一次报告的机会，就错过了以后的每一次机会。
以后每一次想要报告，都必须解释为什么没有立即报告，为什么前一次有机会报告却没有报告。为什么要隐瞒？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隐情？能隐瞒这件事，是不是还隐瞒了其他重要情况？
国民党报纸开始攻击后，问题更加复杂。
给中社部复电否认后，改口更加困难，解释清楚也更加困难。
一错再错，问题越滚越大。
潘汉年深知信任之可贵，深知信任乃隐蔽斗争之生命线。他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因为报告此事而失去信任，但是，他的逃避，却是在不断地透支信任。
直到最后，潘汉年对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未来还残存着一丝幻想。
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以“内奸”等罪名，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一个月后，他被假释出狱，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由。
他和妻子董慧被安置在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位于永定河冲积平原，靠近清朝皇帝的团河行宫遗址。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小院内养花种树，到附近的河渠钓鱼怡情，也可以进城探亲访友，生活有不错的保障。
潘汉年夫妇
潘汉年心境也优游起来，他不愿意这样无所事事地闲居，于是有了些想法，就向组织提出了一个申请：让自己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
当然杳无音讯。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他可能不知道。
但是，通透练达的他应该知道，在这条战线上，个人信用一旦有了赤字，最终不仅要自己全部买单，而且那张唯一的信用卡可能也永远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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