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国焘在红四军中执掌军政大权之初，并非是某些文章中所说的单纯的执行着(上面)“肃反”政策和运动；个人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纯粹地为彻底巩固自己在红四军中的“一家之长”地位而排出异己进行的大肆杀戮手段，搞突然袭击、“一言堂”进行秘密杀戮的犯罪行为；张国焘手段之残忍、动作之迅疾令同仁同事不禁噤若寒蝉防不胜防；一个“肃反”运动 尚未结束，一批一批1000多名红四军中、高层军政骨干干部即被张国焘数夜之间残酷杀害，既是同仁同事的徐向前(建国后荣获“元帅”之衔)的夫人亦未能幸免! 从另一层更广阔的深远意义上说，虽然张国焘此举巩固了他个人的地位，但实际上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损失损害，这个损失损害在当年亟需军政人才的战争年代是无法弥补的。张国焘此行此举其实无异于一个大军阀的个人山头主义的作风! 说穿了即是个人野心膨胀，并不是单纯地执行上面的“肃反”政策为驱使；对他的定性（当时）即应当是反革命的(只是当时我党处在建党革命初期组织制度不统一、不健全，受历史条件局限，他这种行为即一时无法完全约束或难以约束而无法无人予以定位而已)。
二、有其一(上述所说)必有其二: 张国焘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时日不长即闹分裂并进而掉头另立中央的行为，亦不能是单纯地定义为“意见分歧”。实际是张国焘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看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军事实力方面悬殊而瞧不起红一方面军最终意欲擢取最高军政领导权的妄自尊大的野心行为归宿。他先是觊觎两军会合后的主要决策领导权，后既使取得红军“总政委”之权后不仅仍然离心离德、而且公然分庭抗礼另立中央最终走向了反面。所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如果那样认为那把张国焘这个人和张国焘分立中央的行为就彻底简单化了，或说彻底地把性质都搞错了；一句话:观点都错误了），他是处心积虑公然要篡夺最高军政领导权失败后内心不服的一种反弹反叛行为!
三、张国焘最后投靠国民党蒋介石，亦未必仅是简单地害怕自己历史上的错误而选择了离开逃离延安，而是有着党内(当时)其它深层次方面之原因，其主要即是: 王明回来了，从苏联。王明素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著称，搞过“肃反”运动。在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运动中，王明和张国焘都是撇不过去的“鼎盛人物”，两人在错误道路上亦是“相壁生辉”殊途同归——都是权力欲、领袖欲极强之人，且均以“肃反”运动为手段大肆错杀迫害杀害红军中早期军政骨干为之能事的“先锋”；且王明在苏联目睹了斯大林“肃反”那一套，尤其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可以指手划脚尤其随便稽查和扣留各国共产党负责人之做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即是典型被套一例:李立三被以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为名招之到了苏联，一去即被稽压苏联数十年不归，直至四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去苏联时就两党有关事益磋商谈判后方被周恩来带回延安。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由于身上还有共产国际的余温，更由于他在党内还有的一些影响力，故在党内外某些重大政策上特别是统一战线上，始终与毛泽东等正确路线相左与抗衡。王明为了拉“统一战线”不惜夜访张国焘，抓住张国焘领导红四军时的软肋软硬兼施拉笼张国焘；张国焘深知自己曾经的罪过还没有彻底洗清(当时无论对张国焘还是王明——延安整风运动还未开始)，自己感觉王明的夜访暝暝之中如芒在背，他大感有不祥之感；尤其王明又拿出李立三例子这个刹手锏，对张国焘旁敲侧击、说窗给门听，使张国焘不禁心惊胆寒，不禁重新审视自己未来在延安的一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张国焘权衡利弊，最终暗生了逃离延安的选择……
这就是促成张国焘叛逃延安投靠国民党蒋介石的比较信服的最初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时势因素。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成功或失败均由诸种因素促成。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来胧去脉之真相，绝不宜局限于一家之言和一事物之本身。想比较全面了解张国焘这样的亦是毁誉参半的曾经的一个特殊历史人物，同样不宜局役于一家之言。《张国焘自传》、《张国焘传》、《徐向前自传》等等相关张国焘一生记载的传记类书籍均应涉猎通览阅读方解绳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