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地域性商帮，起于东晋、发展于两宋、兴于明末清初、衰于清中、亡于清末，其在兴衰过程中与统治阶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徽商，专指古代徽商，是古徽州一带商人的总称。徽州在古代（明清以前）又有“新安郡”的别称，因此，徽州商人又被称为“新安商人”。徽商萌生于东晋，隋唐时期已在当地小有名气，直到宋代才形成一定规模，后经过不断发展最终缔结形成了一个商业“帮派”，被世人称为“徽州商帮”，简称徽商。
古徽州大致位于今天安徽、江西和浙江三省交界，歙县、休宁县、婺源县、黟县、祁门县和绩溪县合围区域。在地理位置上，古徽州地区以丘陵为主，这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徽州人被迫外出经商”之说，明末“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弊书》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徽商的经营范围很广，足迹遍布全国，与潮商、晋商被合称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其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除了粮食、绸布、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品之外，还包括“文房四宝”、典当、茶叶、食盐等，其中盐、茶、木、典被称为徽商经营的“四大宗”。
下面就来具体聊聊明朝徽商的兴衰。
明朝建立以后，徽州商帮的势力日渐增大，至明陈化到万历（1573-1620 年）的一百多年里，徽商的发展进入第一次“黄金时期”。当时徽商的发展形势，万历年间的《歙志·传》这样记载的：“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一）木商的崛起
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自古以来树木就特别繁多，而且树木的品种也多，因而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徽州的木材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内产外销”模式而转向了“外购代销”模式。随着自然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徽商不断向国内木材大市场进军，逐渐占领了我国东南和西南重要的木材产区，并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大量财富。这一时期，徽州木商活动范围很广，他们的足迹西至四川、贵州诸省，南至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四川、贵州、江西、湖南的木材可借长江干流运往江南地区，福建的木材则走海路运输至苏浙皖地区，销路十分广阔。此番盛景，明万历年间首辅大臣朱国祯有过这样的描述：“（四川）凡楠木最巨者，商人采之，凿字号，结筏而下。既至芜湖，每年清江主事必来选择，买供造运舟之用，南部（南京工部）又来争，商人甚以为苦”。
（二）盐商的崛起
叶淇变法后，徽商开始进驻两淮。万历四十五（1617）年，“纲法制”开始实行，盐业市场越发朝着有利于徽商的方向发展，徽人大量涌入两淮盐场，并逐渐把持了两淮盐业，缔造了盐业产销的商业帝国。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徽州盐商在垄断经营的运销过程中获利颇丰，“正供完纳而外，仍优然有余力，以夸侈而斗靡。于是，居处饮食服饰之盛甲天下”。凭借大量积聚的垄断资本，徽州盐商迅速成为商业大厦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徽州盐商的崛起还体现在大规模建造园林上，徽州盐商致富以后便大肆挥霍，扬州地区大规模修建的园林就是他们的“杰作”之一。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扬州地区园林的数量一度超过了以修建园林而闻名于世的东南地区，甚至仪征、瓜洲等地都有很多徽商修建园林。此外，徽州盐商集聚地的城市建设也较其他地方更快，以扬州为例，万历年间，在广陵的徽州盐商已有好几百家，靠盐业发家致富后带动了整个扬州城的繁荣，并成就了“扬州富甲天下”的美誉。
（三）茶商的崛起
在明朝时期，徽州茶商的地位仅次于盐商，尤其是到了成化、弘治（1465-1505 年）年间，茶商紧随盐商而崛起，助推了饮茶风气迅速向全国普及，并流行于世界。从当时徽州茶商的活动范围来看，“无论是南北两大都会，江西、浙江、福建、广东诸省；还是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洲；仪征、芜湖诸县，瓜洲、景德诸镇，甚至远涉海外，都会徽州茶商活动的踪迹”。从运销的茶叶数量看，以万历十五年（1587 年）为例，“徽州府茶课钞数 70568 贯，按茶引一道，纳铜钱一千文，照茶 50 千克，当时徽州卖茶额己达 350 万千克左右”，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显见徽州茶商之富有。
（四）典商的崛起
放债是徽商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主要方式则是通过经营典当。明朝中后期，徽商开始向全国铺展典当生意，无论是数量、资本还是规模，都是其他商帮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苏浙一带，典当业基本被徽州商人所垄断，据史料记载，明后期南京地区的当铺已超过 500 家，其中大部分是由徽州商人经营的，其雄厚的资本甚至让当地商人望尘莫及、叹为观止。除南京地区外，徽州典商在江北也十分活跃，仅河南一省便有徽典 213 家，徽人汪箕更是在北京有“家资数百万，当铺数十处”。徽州典商崛起的另一个标志是其庞大的经营规模和雄厚的资本，据《江阴守城记》载，明末徽商程璧治在江阴经营典当，为支持江阴城的明军抵御清军，先后捐资超过 175000 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明朝后期，国运日渐衰微，战乱纷争四起，各种势力趁乱压榨百姓和商人。战乱不仅影响了社会生产，而且破坏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明廷的横征暴敛、农民军和清军的轮番掠夺,加剧了徽商的衰败。明万历后期至康熙初年（1662-1722）的 60 多年是徽商的第一次大规模衰败期，受战乱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徽商的产业遭到毁灭性破坏，一些徽商甚至身陷囹圄、家破人亡，发展严重受挫。
（一）“大作奸弊”
万历以后，明廷的专制统治面临诸多挑战，高昂的社会治理成本让皇权官僚集团在税费的征收上变本加厉，而充实国库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征收盐税。统治阶级安排矿监税使四处收刮，而肆虐最甚之处，往往都是徽商的集聚地，徽商自然成为他们敲诈勒索的主要对象。据史料记载，大宦官陈增及其参事程守训是手段极其毒辣的矿监税使，多次在大江沿岸城市以及浙江一带制造冤假错案，无所不用其极地迫使徽商倾家荡产。程守训是徽州人，对徽商及徽商所在区域的富庶情况十分熟悉，又善于玩弄栽赃陷害的把戏，经常巧立名目给徽商巨贾定罪，以此逼迫徽商“捐资助饷”，通过这种方式收刮了巨额财富。经此浩劫，徽州盐商的发展势头被严重遏制，《二十二史札记》称这一时期的史实为“大作奸弊”。
（二）“多藏贾祸”
天启七年（1627 年），明末农民战争率先在陕西爆发，后经过不断发展，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队伍成为农民运动的两股主要力量，控制了中原大片区域。在对待商人方面，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虽实行“平买平卖”的政策，号召保护商人的利益，但坚决打击为富不仁和与之作对的商人，徽商遂成为农民军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且徽商自始至终与皇权阶级立场一致，不仅不屑与农民军为伍，更是处处与农民军作对，因而遭到了“罪加一等”的打击。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下城池后，徽商首先被追赃比饷，更有一些与农民军有过节的徽商在城池被攻破后被直接处死。面对农民军残酷的打击迫害，很多其他徽商害怕“多藏贾祸”，于是纷纷将自己的债权烧毁，或将钱财散尽，导致最终一蹶不振。
（三）“扬州十日”
清军入关后势如破竹，大规模举兵南下，但在抵达扬州时，遭到明末名将史可法的顽强抵抗。扬州被攻陷后，一位叫汪文德的徽商偕其弟将全部家财三十万金献与清军，其目的只是乞求清军勿滥杀无辜。然而，事与愿违，清军因在攻城过程中伤亡较大而恼羞成怒，大将多铎毅然下令屠城十日。扬州是徽州盐商的大本营，盐商又是徽商的核心力量，经此一役后元气大伤，许多徽商在大屠杀中丧生，一些盐业巨头虽留住性命，却落得个“钱财散尽”的悲惨命运。扬州沦陷后，很多徽商又因参与“反剃发斗争”，再次难逃钱毁人亡的厄运。少数徽商子嗣虽保全性命苟活下来，但劫后余生的他们在苟延残喘之余不免成了清军搜刮军饷的主要对象，晚景十分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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