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孚《李笠诗辑存》

二月廿七日雷雨之夜作

烽火频三载，天涯似故园。

骄雷惊蠖屈，冻雨洗梨痕。

煮梦灯偏淡，消愁酒未温。

五星今献瑞，伫看复中原。

别桂平

夜别浔州地，凄凉若野僧。

洗愁唯有酒，煎虑忽无灯。

故事听流火，征途怵履冰。

萝松留后约，清梦绕行滕。

题林葭蕃暨大校景

寇退归来别建阳，未忘弦诵旧门墙。

烟霞两袖携难得，留取丹青半面妆。

乌衣巷

旧事商量业已非，乌衣深巷夕阳西。

可怜柳絮千堆雪，不踏弓鞋踏马蹄。

咏无字古碑

古石千年没草蓬，低徊犹想古人风。

留碑何必留文字，功在无言不语中。

斗母阁

霓裳罢舞萃英髦，弦诵空山且自豪。

还似紫霞温旧梦，一床秋月听江涛。

读桃花扇传奇

美人血泪洒春纱，开出南朝薄命花。

舞榭歌楼亡国恨，至今衰柳有栖鸦。

过河内

红楼映水绿杨扶，差似吾家西子湖。

故国戈铤方扰攘，邻邦车马正欢娱。

同文楹贴昭留壁，作态铜驼猛负隅。

珍重头颅须榷税，中原倘信此情无。

人日

中庭煎饼漾轻烟，开到仙蓂第七天。

彩燕镂时风似剪，银蟾照处月初弦。

梅花点额描宫样，竹叶浇胸赴醉筵。

此日原为人揽揆，草堂春色正芊绵。

风中杨柳

如丝如缕瘦堪惊，燕跌莺翻体态轻。

摇曳绿烟迷晚照，婆娑残月度寒更。

颠狂成性腰难折，离别关心首自倾。

怪底封姨相妒甚，满庭飞絮若为情。

雨后桃花

浴罢临风体态柔，胭脂红褪带烟愁。

花原薄命悲飘泊，水本无情任去留。

自别刘晨多泪眼，重瞻崔护只低头。

此陵新濯霞如锦，怕向渔郎话旧游。

灯下飞蛾

匆匆何事往来忙，几度俳徊烈燄旁。

蜡即有花难入采，虫虽似蝶却贪光。

不知失足钗难剔，每到焦头飞尚狂。

撩乱小窗寒烛影，读书声辍扑仓皇。

丙戌除夕次韵和思鹤翁江门还穗之什（取其一）

四度羊城听腊鼓，时艰还着旧儒冠。

频添禄粟廉官绥，度年烽烟多士寒。

破碎河山纷未已，凄凉风雨夜将阑。

卜居何事依嚣市，且喜东山近谢安。

临江吊卓忠毅

孤屿青青郁莽苍，遥知忠毅旧祠堂。

千年碧血江山改，一代贞魂草木芳。

养士数朝谁砥柱，徙封只语见肝肠。

茫茫云海公何处，无限苍波卷夕阳。

咏雪门庭，赌茶才调，璇闺斗韵娴诗教。难忘旧事鹭江湄，河渠秘籍勤雠校。别路骊歌，战云隐豹，乍惊良觌闽西缴。十年刮目看何如？新词扶荔春山陗。

对于文学之认识

对于文学作品再进为具体一些的认识，于是便成为当时文章体制分类的问题了。文章体制之分类，一方面须重在形式之歧异，一方面又须顾到性质之相同，归纳的与分析的方法宜同时并用，本不容易求其完善无疵。所以后人对于时人文体之分类每多訾议，似乎也有些过当的。大抵时人对于文体的分类，也自有其迫切的需要。我们试看《后汉书》诸传所载，如《冯衍传》谓：“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崔骃传》谓“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蔡邕传》于举其著述之后，更谓“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吊，箴，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备举诸目，其繁琐为何如！后世于此种杂著，举以纳诸文集之中，则因其形体而定其体制，正亦极需要用这种归纳的方法者。

不过时人对于文体的研究，虽重在类的归纳，而同时又注意到分析的细密。我们只看曹丕仅分四科，陆机便别为多体，挚虞《流别》则分目益繁，其对于文体之分目，已有愈析愈细之趋势。故至此期如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体，其区目乃更为详密。此盖由于总集欲网罗众体，不得不详为分析以备列其目，亦正如《书》之典、谟、训、诰之类，以形式之微异而各别其名称也。挚虞之撰《文章流别集》，晋书称其“类聚区分”。所谓类聚云者，归纳的方法也；区分云者，分析的方法也。是故，我们对于时人文体之分类，只能说是筚路蓝缕，在归纳方面不能如后世之精当，在分析方面亦难如后世之详备而已。必欲寻垢索瘢而讥议之，不免苛刻一些。

时人分类之最为后世所诟病者，莫过于萧统之《文选》。《文选》别文体为三十九种，其目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策问）”、“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哀策”、“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诸称。章学诚《诗教下》论之云：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已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清乱芜秽，不可殚诘。

此文攻击萧《选》之分体，诚无完肤。但文体流变，错综变化，本极复杂；巧立名目，固非所宜；概仍旧称亦有未当。萧《选》论体，诚不免失之过碎，但较之以前陆机、挚虞诸家实为详密，也未尝不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进步。曹丕云“夫文本同而末异”，今欲论文章之体制，固不得不重在末而求其异也。

盖刘氏分析文章体制，其大旨有三：（1）以文笔分类。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云：“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案此言亦有一部分的理由，刘勰论文固不主张文、笔的分别（说详后），但其篇次却是隐区韵、散二体的。（2）以性质别体，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均以其性质之相近者，合而论之。（3）无可分者则别为一类。如有韵之文则于对问、七发、连珠等等举以纳入杂文一类，无韵之笔如谱、籍、簿、录、方术、占、式等等又举以附于书记一类。大纲细目，罗罗清疏，关于文体之辨析，盖已大体确定其基础矣。

刘氏《文心》为论文之著，与萧统《文选》之仅为总集者有别，故于辨析文体之外，更复加以阐说。今就其诸篇所论，则其阐说之点，大率亦不外数端：（1）关于各体之释义，如“诗者持也”（《明诗》），“赋者铺也”（《诠赋》），“铭者名也”（《铭箴》），“颂者容也”（《颂赞》），“诔者累也，碑者埤也”（《诔碑》）之类均是以声训者。又如：“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府》）“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铭箴》）“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奏启》）凡此之类，又是以义解者。（2）论述各体之体制，如论颂则谓“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颂赞》）。论诔则谓“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诔碑》）。论箴铭则谓“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铭箴》）。凡斯诸端，皆就其体制而严为之辨者。（3）论述各体之源流。此则各篇皆然，而《颂赞》一篇所言更为详备，他不仅推到颂之原始，谓出于“帝喾之兴，成墨为颂”，并且再论及野诵之变体，再论及《橘颂》之覃及细物，以明其流变。至于下文再说“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马融之《广成》、《上林》（疑作“东巡”），雅而似赋”，则且就颂之混于他体者言之。（4）评述各体之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此在各篇中亦往往见之，如《哀吊》篇云：“至于苏慎（疑作“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此四项中前（1）（2）项同于陆机《文赋》而疏解较详，第（3）项同于挚虞《流别》，而论述较备，第（4）项又略同魏文《典论》、李充《翰林》而评断较允。所以即就文体之研究而言，《文心雕龙》亦集以前之大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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