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是一个谜。从一个弱小的、贫穷的部落酋长国发展到一个遍及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伟大帝国只用了200年。但它的衰弱比它的崛起更令人困惑。这种褪色过程包括两个特别突出的现象。首先，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速度极快,缺少一个稳定、守成的阶段。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仍然是法国宫廷刻意结交的重要力量，籍以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并寻求法国的优势。其边界继续扩大：1669年征服克里特岛，1676年夺取波多黎各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然而，这是这是帝国在地中海和北方的最后推进。随着1683年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奥斯曼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久之后，随着《卡罗维茨条约》的签订，开始了失去大片领土的过程。其次，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历史特别漫长。从通常的1683年到帝国的灭亡（1918年）共计250年。特别是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垂死的“欧洲镰刀”， 在内外交困中跌跌撞撞坚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寿命与其弱小的国力极不相符。
一个国家的衰弱往往是相对的，它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宏观大背景下力量对比关系的此消彼长。就奥斯曼帝国而言，其衰落的宏观背景是欧洲在16-17世纪的崛起。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欧洲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民族国家的诞生;重商主义的出现;新军事革命的普及;欧洲主要大国的形成;殖民地的发展和海权的建立。因此，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随着欧洲列强的对外扩张，开始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民族逐渐统治奴役的过程。奥斯曼是最早遭受这场政治和经济地震袭击的国家之一。先进的欧洲不仅使它相形见绌，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接近使得它成为这个强大邻居的侵略对象是不可避免的。与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帝国的利益和帝国内许多民族的利益是对立或相互冲突的。帝国的规模对于当时的交通和军事技术来说太大了。这种形式的政治组织无法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竞争，后者是中等规模发展的，获得了大多数居民忠诚，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
经济上，16世纪后西方随着贸易的扩张、技术进步、生产的增加和南美白银的流入而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奥斯曼封闭的经济受制于公会的保守做法，回避和抵制了这种变化。没有追逐时代的步伐，也就无法拯救奥斯曼免受时代的影响。不追随时代的步伐就不能使奥斯曼免遭时代的撞击。欧洲国家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迅猛，其价格相应上涨，这导致奥斯曼的羊毛、红铜、贵金属出口到欧洲。行会限于严格的定价规则，无法与欧洲商人竞争获取原材料，从而导致产量下降。行会的各种限制使他们无法投资于新兴行业。结果，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贸易总是出现巨额赤字，这不仅吞噬了帝国的原材料和原始产业，而且还夺走了经济所经营的硬币。欧洲贸易商在奥斯曼购买原材料，然后在欧洲生产，最后将成品出售给帝国。事实上，奥斯曼在经济上已是欧洲的附庸。
15世纪之前,世界贸易的中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15世纪开始，随着葡萄牙人的海外探险,开辟了绕经好望角至远东的新航路。新航路的开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东方贸易的主导权逐渐从红海——中东——地中海传统贸易路线转移至大西洋沿岸国家手中,包括奥斯曼人在内的东地中海商人失去了作为欧亚贸易中间商的地位。葡萄牙人进入远东后,在印度大肆购买香料,当1504年威尼斯的船只到达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进行年度贸易时,他们发现这里已无香料可售,葡萄牙人把印度市场买空了。荷兰的介入使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从1598—1602年,14支私人船队从荷兰和泽兰出发驶往远东,1602年专掌东方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3年左右荷兰人看来已经使远 东全部的香料改道好望角。世界主要贸易路线的改道带动了大西洋沿岸经济和社会的近代化起飞,但这一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为代价的。
其次,西方国家确立了对大洋的制海权。占优势的海上力量是欧洲得以控制远东贸易的先决条件,它们的帆船是当时最先进的远洋帆船,并且配有火炮,具有空前的机动性和杀伤力。1509年葡萄牙人在印度第乌岛港外轻易战胜了船只众多的穆斯林舰队,不容置疑地表明欧洲水手的长射程火器占有优势,而其对手所能进行的海战只不过是靠拢而后强行登上敌舰,手持刃器以力拼搏。只要装有大炮的船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老式的登舰战术就完全无法对付飞行的炮弹。所以,殖民主义者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写信给在里斯本的国王说:“如果船坚炮利,印度的贸易就归您掌握”。事实上,商船与正规军舰在这一时期并无本质区别。大历史学家麦尼尔指出,16世纪欧洲海上强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半私有性质。西方的海军就是以商船队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并称雄世界的。在垄断贸易的同时,它们也确立了对开放性海洋(特别是大洋)的制海权,奥斯曼帝国因此被锁在大洋之外,丧失了走向海外世界的道路。在近代大国竞争中,一个国家若不能抓住作为时代主题的贸易、航海和海军,就难以再享有繁荣、发展和强大的机遇。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一个迅速强大起来的沙皇俄国出现在奥斯曼的北疆,构成了帝国急速走向衰落的主要政治外因。在此之前,两国一个多世纪的争斗以奥斯曼取胜而告一段落,但自17世纪晚期俄国开始近代化改革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极不利于奥斯曼的变化。1696年，沙皇俄国同奥斯曼帝国开战并夺得亚速。这标志着一连串战争的开始,它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黑海由奥斯曼的内湖变成了差不多是俄国的内湖,从而从一个全新的方向威胁奥斯曼帝国。俄国对奥斯曼的扩张针对三个方向:一是巴尔干地区,通过民族和宗教联系树立俄国的影响;二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只有控制这两个地方才能进入开放性海洋;三是高加索地区,它具有包围里海、南下波斯湾、东入中亚和次大陆的重要战略地位。
奥斯曼帝国漫长的海岸线不仅未能显示相应的价值,反而构成它的重大弱点。黑海和地中海都是半封闭性海洋,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前,进入大洋的唯一通道是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奥斯曼在西地中海的扩张未能夺得摩洛哥、直布罗陀和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在东方,它未能征服波斯,从而无法取得面向印度洋的重要据点,葡萄牙人进入远东更进一步剥夺了它在印度洋立足的可能。此外,对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也在莱班托战役后逐渐瓦解。黑海在18世纪晚期之后不再是奥斯曼的内湖。1648、1650和1656年,威尼斯三次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直接构成对帝国京城的威胁。18世纪第三次俄土战争期间,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没有黑海舰队,却大胆将波罗的海舰队派往地中海,先是在伯罗奔尼撒援助莫里亚反叛者,后在爱琴海击毁苏丹的舰队,从而使整个东地中海暴露在俄国的攻击之下。
奥斯曼帝国处于众多外敌包围之中,在东西两线、陆海两个方向面临多个战略对手,包括西方的哈布斯堡家族,波兰,俄国,东方的波斯,海上的西班牙和威尼斯等。由于力量所限,它在陆上一般只能同时在一个方向用兵,所以如果在巴尔干作战时小亚细亚内陆发生麻烦,那么在西线的战役就须草草收场,以便集中精力于东方;如果在东方作战时巴尔干方面出现危局,则又需西调东兵。这样的结果是被击退的敌人在奥斯曼人撤出后又卷土重来。奥斯曼的敌人还经常联合起来,迫使帝国两线作战,如1595年哈布斯堡组织了一个包括波斯在内的反奥斯曼联盟,其结果是奥斯曼在西方第一次接受了哈布斯堡的要求,在东方则退回到苏莱曼大帝军力所及之处,半个多世纪的争斗毫无结果。不仅如此,奥斯曼即使单独在西线作战,通常也面临几个敌手:奥地利、波兰、俄国。西方的反奥斯曼阵线还包括地中海海上强国西班牙和威尼斯,自15世纪开始这两个国家就与奥斯曼争雄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帝国扩张不同,没有带来多大经济利益,反而逐步吞食了帝国的力量。
新航路的开辟和沙俄的扩张更直接地构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打击。此外再加上其他若干地缘困境及其战略决策的根本性错误,使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末起无可挽回地迅速衰落下去。这期间也尝试过若干改革,但其主导思想往往是面向过去,力图恢复苏莱曼大帝时代的秩序和价值观念,对西方的借鉴也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局限于军事和个别技术领域,殊不知西方的进步来自先进的政治经济组织形态、科学技术和近代思想观念的综合作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