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中的“道”，完整地说来，应当包括哲学层面的“道家”和宗教教派的“道教”两大部分，“道家”是学术派别，“道教”则是宗教教派，二者虽不同，但由于种种的复杂原因，使它们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又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家一般不讲内、外丹术和符箓科教，甚至反对巫术和鬼神，宣扬清静无为、静观、玄览、含德、抱一、坐忘、虚心，追求内心安宁的养生道理。道家的哲学思想，主要在《老子》和《庄子》，其次是《列子》、《文子》等书中，这些都是学术著作，而不是宗教典藉。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早期的道教源自民间巫术、神仙传说和成仙方术，方士们用符水、咒语治病，驱鬼祭神，乞求太平，在下层群众中广为流行，是世俗迷信的杂合。从东汉后期起，《老子》渐被神化，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道教开始依托于《老子》的学说，《老子》书中的“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论，以及《庄子》书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仙家言，成了道教的思想源泉，并不断发挥其离俗超脱的精神。利用和改造道家理论，逐渐形成了道教自己的一整套独立而系统的理论。道教的代表著作《太平经》就是将道家哲学思想与民间巫术及后来的神仙家、方术家、墨家以及阴阳五行家等等揉和变通而成。东汉“五斗米道”开始称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五千文为其经典，是道教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唐代尊称《老子》为《道德真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所以老、庄、列、文皆为道教尊神。道教是宗教，它有组织、教派、教义、宗教规范仪式等等戒律清规。
道教早期神学教义的核心是“救治危世而致太平”，是一门“救世”的宗教，魏晋之际则慢慢蜕变为以求“成仙不死”为最高目标的“度世”宗教，此后的发展基本没有越出这一套路。从其救世方略所产生出“大可治国，小可治身”、“国身治同”及“无所作为”一切“顺其自然”不思进取的度世理念，既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宗教观，也突显了其广泛的中、下层社会基础。道教在政治上曾经是革命的，道徒们在宗教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反抗统治者，张角兄弟所领导的黄巾起义乃至宋代的方腊起义大体可归为此类，与儒、释两家作为完全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所谓主力军稍有不同。但由于其在理论上与儒、释两家有着相互渗透联系，往往“外儒内道”、“外释内道”说不清，所以上层道教基本上还是为维护封建宗法秩序服务的。就其思想潮流和操作技能而言，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及“乐生、重生和贵术”等等认识和实践较之儒、释两家的保守略胜一筹。历史上儒、释、道三家既斗争又融合，后来三家合流，孰高孰低，就难分仲伯了。
英国科学家、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大师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可谓热情洋溢，关怀备至。除多处散见论述之外，还在第五卷的第二、三、四、五分卷中详细论述了道教的炼丹术。他认为：“道教是宗教的、政治的，但至少同样是魔法的、科学的、民主的、政治上革命的”。他还说：“道教能将理论付诸实践，所以，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发端于道教”。在H·韦尔奇〔Holmes Welch〕1957年发表的《道之分歧》一书中也说道：“道教徒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实验科学的实践。虽然其前提处于一种逻辑和实验的宗教灵光之下，难得改变，但他们至少进行了实验。他们最终为染料、合金、瓷器、医药、罗盘和火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中国的一流头脑没有被正统的儒家观念充塞的话，各种科学的发展成就将会更高”。
虽然两位洋人都对道教所做的努力，十分赞赏和肯定。但是，他们也认为由于受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影响，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因而中国人终究无法步入科学的殿堂。
在道教的精神、呼吸、形体、外丹、内丹、房中等诸多修炼方法和占卜、符箓、禁咒、沐浴等道术之中，“外丹术”与“内丹术”是两种重要的修炼方法，是时下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前身，也是中医界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外丹术”主要是釆用金石药剂或辅以草木合剂，经过炉火烧炼的化学反应而形成丸散剂。以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为代表的丹鼎道派，非常重视金液还丹，以之为学仙修道第一要紧之术。在其《抱朴子·金丹篇》中曰：“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不老不死”。
所以自汉代方士创制金丹之后，上自帝王，下至道士均以炼丹为事。在道教“外丹术”近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所形成的“丹法”诸多，无论是其服丹成仙和飞丹合药，还是具体实践操作乃至对丹药中毒的认识等等方面，都广泛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原始实验技术的萌芽。李约瑟、韦尔奇也许正是因为看上了道教的“外丹术”这种具体实际操作，因而对它倍加赞许。
“外丹术”的产生，是在人们充分认识自身的生命价值、强烈希冀延长生命甚至永远不死的欲望之后。起初是访仙求术以长生久视不死，所以道士们为迎合上层贵族永享富贵淫乐的奢望，编造了不少神仙故事和成仙方术，以骗取利禄。像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等都醉心于寻找神仙方术，汉武帝更是整日梦想飞升成仙，但都未能如愿以尝。由是道士们开始重新思考这条旨在逾越仙凡天堑的途径，把目光逐渐转向现实世界中对“金石之固”的冀求，因而将希望寄托于丹砂、水银、黄金、白银、铅、铜、硫黄、雄黄、雌黄、礜石、砒石等等一类凡药，相信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寻找到益寿延年长生不死的奇方妙药。
到了隋末唐初，道教的“外丹术”已臻兴盛，盛唐时期发展到了极盛阶段，有唐一代可谓道教“外丹术”之“黄金时代”。涌现了一批以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等愽釆众长的代表人物。由于丹砂、水银等金属中含有有毒的砷，毒性太大，服食之后，死人不少。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及其一大批重臣名士，都想长生不死以致误吃方士丹药中毒而身亡。但百死万死不悔，悲剧不断演绎，到了唐末五代，“外丹术”已开始衰落，但仍有不少人深信不疑，宋元明清至民国而今，花样繁多，层出不穷，骗人没商量！
由于“外丹术”的毒性和失败，唐末五代“内丹术”开始流行。内丹是在服气、行气、导引、胎息、房中术等等修炼基础上发展而来。在道教的代表著作《太平经》中极其重视符箓、禁咒、祈禳、斋戒、祭祠、祝祷，还有招神驱鬼、筮占预测等“巫觋杂语”方术。《太平经》中还有辟谷、服气、行气、胎息、吐纳、存思、内视、导引、按摩等等“神功异能”，以及大量汉代所流行的天人感应，符瑞灾异、阴阳五行、谶纬之说。
“内丹术”以人体比做炉鼎，以精、气、神为对象，循行一定的经络路径，经过一定的炼养方法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成“类如鸡子”形的丹，即“内丹”，时下所称之为“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内丹家认为人皆禀受父母先天血气而生，后因酒色劳役，致使精衰神疲，以致死亡。所以修炼“内丹术”即是通过自我修炼，补养亏损，达到精神充沛，气血旺盛，走向成仙不死之道。甚至还有将“内丹”发放成“外气”给人治病的！
历史上道教“内丹术”的修炼方法由于在形与神两方面则重不同，而形成多种不同的功力流派，枝生繁出，内丹家除以《太平经》为经典之外，还以《参同契》、《悟真篇》、《金丹大要》、《金丹四百字》、《还源篇》、《翠虚篇》等等为主要丹书。但不管什么功力，什么流派，对要求修道炼功之人只要坚持存思通神，辅之以服气积精，使身中诸神护身守形，神与形倶，就可以长生不死，飞升上清。按其信仰的需求而使之宗教化神秘化，往往夸大其效果，吹得天花乱坠，由不得人不信，于是乎“一人得道”便可“鸡犬升天”！
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论》一书中曾指出：古代道家养生学派认为人类生命的源泉是天地间自然存在的最细微、最精致的流动变化的“精”、“气”构成，并将其视为产生智慧和认识作用的最后的根源。从对“神”的重视，很快发展出思神守神之说来。所谓“虚其欲”、“扫除不洁”、“敬除其舍”云云，都意指净化思虑，涤除情欲，至清至静的修养功夫，但已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充分表达了任老先生对修炼“内丹术”而产生种种神秘色彩之“特异现象”的怀疑。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中医气功大师、中医理论专家、甚至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将所谓气功、特异功能等等“特异现象”都称之为道教“内丹术”中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派别，甚至深信其有着更加完整和深入的理论方法体系，很有可能以其本身的优势而成为“东方科学革命的突破口”，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其实，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去解释古代的事物及现象，倘若解释符合客观实际，只能说明这种解释是合理的、科学的，但解释不能与所解释的对象混淆起来，说这对象本身也是合理的、科学的。如果解释不能符合客观实际，甚至弄虚作假，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无论是“外丹术”，抑或“内丹术”都是分别从人体之外或人体之内修炼丹术，以谋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当下“长生”可由现代医学做其保障，但“不死”可不是什么科学。回顾历史，记忆即生命，两千多年来道教的“外丹术”与“内丹术”的理想境界与虚幻追求并未给国人带来什么福祉，相反地一直在麻痹着国人，使之陶醉于“怪异神乱”的国粹之中自以为是而不思进取，只能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给后人留下的负能量而绝不是时下的什么正能量。道教中国，“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以老庄哲学文饰其教也，犹如收集了1476种道书合5485卷的道教经书《道藏》一样，只不过是一座摆设的“博物館”，向后人展示那段愚昧落后的历史过程而已！
如今又有人想凭借修炼“内丹术”以致“内视存思”“产生智慧和认识”的所谓“中医理论”和种种“神秘色彩”的“特异现象”来实现中医现代化，发生东方科学革命，以致世界科学革命，引领世界医学科学革命，岂不谬哉！
如是就真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园中国梦？〔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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