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论当代科学哲学动态先验论路径的实用主义阐释及其超越的可能性
贾向桐 | 文
作者简介：贾向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
摘 要：在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与自然主义相对的先验论进路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新路径试图将自然主义理论结构的平等原则打破,而主张分层性与功能化先验原则。随之,理论先验基础的阐释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如何对知识的先验性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构成这一进路发展前景的关键。在诸多的新阐释中,实用主义的视角最为引人注目,它从一种广义的实用先验论主张出发,将先验论进路中的实践效应引入知识的功能化与结构化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动态先验论的发展。但在这一实用主义的阐释中,新先验论仍被局限于经验与理论的二分视野,理论哲学的有限性还需通过科学实践哲学的平台予以超越。
关键词：动态先验论；构成性先验原则；交往合理性；实用先验知识；科学实践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又有了新的进展，“近来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借鉴康德和传统约定主义来复兴和捍卫先验知识。弗里德曼(M.Friedman)、德皮尔里斯(G.Depierris)、迪赛勒(Ｒ.Disalle)和斯塔姆普(D.Stump)等都提出和支持这种观点:我们信念结构之网(特别是物理学)中的一些命题具有特殊地位，它们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先验知识”。(Shaffer，p.193)这一新先验论进路以强调动态科学知识(或原则)的分层化和功能化特征为中心辩护环节，主张将库恩的历史主义与早期逻辑实证主义对先验知识的解读逻辑相结合，从动态理性视角对科学合理性做出说明。但这种新的动态先验论(Dynamics A Priori)关于先验原则的属性与交替基础问题仍需深化，这也是新近实用主义阐释兴起的内在原因。在哈索克(C.Hasok)、莫曼(T.Mormann)等支持者看来，“对先验知识实用性方面的强调，不但较之于弗里德曼的进化理性说明更具优势，而且这还提供了将进化的理性过程理解为连续性的更好解释”。(Mormann，p.36)事实上，这一主要源自刘易斯传统的实用主义阐释的确进一步揭示了科学认知实践的局域性和语境化问题，并对“理论－导向”(theory-oriented)的科学哲学范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使得动态先验论背后的科学实践意义凸显出来。当然，先验化实用主义维度的这种阐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虽然强调了科学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但其论述的视野仍是传统理论哲学的二分法。这种纯粹实用阐释仍难以真正勾勒出科学进步与合理性的内在理性逻辑，只有最终回归感性的科学实践之中，我们才能将科学理论的结构及其相应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同构性展现出来，进而全面揭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新可能性。
一、动态先验论的演绎与辩护逻辑
早在二十世纪末，弗里德曼等在分析自然主义背景下科学哲学新先验论进路的发展问题时就已指出:“当代对宽泛意义上康德主义持同情态度的哲学家们试图重新阐释其先验论规划”，这一思路主要存在两个基本发展方向:其中，斯特劳森和迈克道威尔的工作很有代表性，而且这些工作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他们在“现代数学—物理学的科学世界观以及所引入的康德主义议题方面却存在矛盾”，以至于他们的“工作曲解了康德主义的最初意向”;此外，“还有另一条试图从分析哲学传统出发重建和恢复康德科学哲学的路径，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是由巴士达尔(G.Buchdahl)发展起来的。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保留康德哲学中数学物理学在科学知识中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松动对欧几里得－牛顿主义(Euclidean-Newtonian)科学的承诺”。(cf.Friedman and Bird，pp.111－123)在弗里德曼等人看来，通常被忽视的第二条发展路径才是科学哲学发展中最有希望的，“巴士达尔对科学理论活动的建设性解释，是很有洞见和启发性的，它实际上指出了一条新进路:康德式的先验综合判断概念可以超出其欧氏－牛顿主义语境得以明确总结。其实，这种对康德先验性的概括，由此失去了它的不变性特征，而保留了对经验知识本质上的建构性功能”。(ibid.，p.123)这也正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动态先验论的基本理论建构理路，与斯特劳森和奎因等人的争论视角不同，自然主义整体论(Naturalistic Holism)成为新先验论反思科学合理性的逻辑起点。
较之于自然主义，动态先验论的基本目标意在重新阐明科学革命的纯粹理性本质，这样才能彻底证明科学革命的转变既是可能的，也是最符合理性认知的自然过程。面对以不可通约为代表的历史主义难题，库恩以来的科学哲学陷入了自然主义带来的相对主义泥沼中。因此，在新先验论者的理解中，要克服不可通约背后科学发展间断性问题，关键在于重新解读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标准科学哲学起始点的真正价值所在，“为了理解二十世纪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的整体意义，我们应该处理好其早期工作中更专注于技术的新康德主义因素问题。所以，弗里德曼认为二十年代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卡尔纳普和莱辛巴赫的工作，即他们关于相对论物理学方法论的研究至关重要，这些研究已表明先验性在世界科学理解方面的作用不是否定性的，而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基本再建”。(Ｒichardson and Uebel，p.75)这也是其重估逻辑实证主义的初衷，从而为在巴士达尔的先验论辩护奠定基础，也因此否定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奎因自然主义发展的所谓必然性。按照这种思路，弗里德曼、斯塔姆普等主要借鉴了莱辛巴赫对先验性的区分思想:“必然性和不可修正性，在没有时间都是固定不变的”和“知识对象的构成性概念”，而强调“只保留后者”。(cf.Friedman，2001，p.30)之后，卡尔纳普更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为莱辛巴赫相对化先验知识观提供了成熟的表述”:“一个判断是有意义的，如果其论断是在某种语言框架约定意义上的规则范围之内”，所以，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动态先验论的主张是和逻辑实证主义存在内在关联关系的，这种主张“从卡尔纳普的语言框架，特别是相对化的构成性先验知识的实证概念中得出”。(cf.Tsou，pp.576－578)
但实际上，以奎因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才是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现实轨迹，这源自于对“语言框架”的另一种解读，“正是卡尔纳普的语言框架哲学形成了奎因认识论整体论的反对形式的背景，按照这一观点，在先验知识和后验知识、逻辑和事实、分析和综合之间不存在二分”。(Friedman，2001，p.32)对此，弗里德曼认为，正是这种自然主义预设的平等主义的信念之网彻底阻断了对科学连续性说明的先验论进路，但其理论本身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历史现实层面，自然主义解读都是亟待突破的。要克服这些问题只能是返回逻辑实证主义的源头，因为在这里科学哲学才走向了岔路，“奎因对分析—综合命题二分的批判，意味着卡尔纳普对构成性原则的形式化说明的失败，但这只是说明纯粹形式逻辑不足以刻画科学的构成性原则而已。但这些原则本身仍是自然科学绝对的基本特征”(Samaroo，p.134)。鉴于此，动态先验论主张寻求表述构成性原则的新方法，那就是将科学连续性置于理论的分层与功能的不对称性特征方面。只有科学理论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的等级性，才使得自然主义的经验还原理想在理论的分层结构中既不可能，也不正确。而且，这种理论结构和功能的特殊属性还赋予人类理性和实践活动以基础性地位，换言之，这也是科学理论之间实现沟通和通约的重要依据，所以以历史动态和功能性为特征的“先验框架”构成解决库恩不可通约问题的新思路:“科学革命性是一系列不同构成性原则的替代过程”，“哲学的元范式可以确保框架之间合理性的回溯性概念”。(Dimitrakos，p.366)
斯塔姆普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思路:“重要的是，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有各种构成性要素存在，其中一些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知识，即，具有必然性和固定的知识，而其它部分则不是，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理解科学中的概念变化问题了”。(Stump，2015，p.167)弗里德曼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新的辩护策略:沿用卡西尔对“科学理性连续性和汇聚性的进化说明”模式，进而强调先验概念“作为引导或丹尼特所谓直觉泵的作用”。(cf.Mormann，p.29)这一思路的确不同于斯特劳森的“经验形而上学”进路，“斯特劳森认为，我们可以接受明显的洞见真理的能力，因此而陷入哲学的‘理性直观’传统”。(Friedman and Bird，p.117)与之不同，弗里德曼等的基本思想是:“设想一种科学理性的进化——总结为一系列理论或概念框架——作为在逻辑或概念空间的连续轨迹”，然后借助于柯西准则实现理论前后的一种汇聚，“‘真正的宇宙秩序’不再为单一理论T，而是由一系列趋同的理论T1、T2、T3等所给出。和卡西尔一样，弗里德曼的动态科学理性也没有断言理论(在本体论上)趋同于独立于心灵的实在领域;而是，它们会(在数学上)汇聚于理论的历史进步中，不断连续地接近于一个完全理想的关于现象的数学表述，但永远也达不到”。(cf.Mormann，p.29)
这样，在新先验论进路看来，这种理论的汇聚类似于人们交往合理性的发展过程，其本身既是连续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不同范式或框架界定的科学理论就有了连续性和可比较的基础，“这种新哲学框架通过自然的、合理的或有理由的概念转变来帮助我们界定意图。在弗里德曼看来，哲学在构想和提出新概念可能性的基础上使得科学进化成为可能”(Kindi，p.338)。特别是在借鉴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科学哲学能够在克服自然主义问题的前提下重新论证科学的合理性。
根据哈贝马斯对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的划分，弗里德曼认为库恩的辩护主要集中在工具合理性层面，“指向后继范式没问题的纯粹工具性的成功，就失去了对威胁(概念相对主义)的反应，所以我们更应该意识到交往合理性领域的基本问题”，“解释科学范式或框架革命转变的交往合理性”。(cf.Friedman，2001，p.95)更准确一点说，全面的对理论的汇聚或连续性的解释，这在科学革命中应该归于“回溯”(retrospectively)和“预期”(prospectively)的整体理性。其中，所谓“回溯”，即“框架或范式之间的汇聚性，这不是世界实际的实在趋同，而是交往意义上的趋同。后一框架被视为扩展了前者的经验可能性空间，并且把前者容纳为其特例”;“预期”则是指如何前瞻性地解释科学新框架替代的合理性而成为一种实时的类似于“詹姆斯的实时假说(live hypothesis)”，以“回溯”和“预期”相结合的整体理性才是完整的科学合理，这是科学哲学追求的动态理性的真正内涵，这样，“一旦一个范式变为‘实时选择’，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预期理性，理智的事就是去采纳它。支持旧范式是可能的，但这不能带来科学的前进;相反，这便是回溯。概言之，弗里德曼意在确保科学进步的合理性，从哲学的视角做出评价来探寻交往合理性”。(cf.Kindi，pp.337－338)
二、实用主义对动态先验论的进一步阐释
虽然新动态先验论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仍有许多工作尚未完成，人们对构成性先验知识、交往合理性的基础问题的阐释和解读成为当前科学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构成性先验原则的基础和辩护在动态先验论的不同支持者那里发生了激烈争议——“构成性先验原则被视为不是由经验证据所确证的，但其又是可以修正变动的”，这种充满矛盾的“先验性”基础何在，人们应该如何合理说明构成性先验原则替代在新康德主义和约定论之间的尴尬摇摆呢?(cf.Shaffer，pp.202－207)实用主义对动态先验论的阐释逐渐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哈索克和莫曼等人从刘易斯的“实用先验论”角度出发，强调实用主义对动态先验论在扩展和辩护方面的意义:“弗里德曼进路低估了科学知识的实用主义内涵，这在库恩建立在范式概念基础上的科学哲学中就已显现出来，并导致了对相对化先验论过于理论化的说明”，“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我总结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相对化实用主义先验论的替代性方案”。(Kindi，p.338)斯塔姆普作为从约定论出发为动态先验论辩护的重要代表，也主张进一步把约定论的解释诉诸实用主义，“我坚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而不是弗里德曼倡导的新康德主义立场:构成性要素是科学可能性的必要条件的原则和理论”。(Stump，2015，p.167)具体而言，这种实用主义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对先验概念和交往合理性背后的“实践－导向”(practice-oriented)的论证层面，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弗里德曼关心的问题是理智主义的认识论问题，那么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则是关注个体和实践的问题。(cf.Kindi，p.338)这一思路恰恰部分弥补了纯粹先验论主要关注于“理论－导向”(theory-oriented)的单一性和封闭性问题。
首先，实用主义阐释主张将先验知识的功能化与实用性结合起来进行论证，以便既保证先验知识的框架性功能，又能为先验基础做出合理解释。在这方面，他们主要是诉诸“刘易斯－詹姆斯传统”:“奎因对先验知识的怀疑建立在美国哲学中的皮尔士传统”，“但不是另一支实用主义，可以追溯到从刘易斯、杜威到詹姆斯哲学的特征”。(ibid.，p.131)在这方面，哈索克等特别注意到刘易斯与莱辛巴赫之间观点的类似之处，“一定存在某些命题，其真值是必然的，而且具有独立于经验的特征，传统先验概念已经被否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必然性和独立性的意义被误读了”。(Lewis，p.196)为了重新解释知识的先验可能性，刘易斯把实用先验性概念具体分为三种情况:“(1)先验知识是通过某些诸如‘自然之光’或特殊的心理起源如天赋这样的心理标准区分开的;(2)由一些特殊的证据模型或经验的逻辑关系，通常称之为‘预设’区分开的;(3)心灵的先验规则不能应用到经验中，除非它是在经验中给定的，它们总是有限的或者为一些恒定模式所决定;对范畴解释的先验有效性也有赖于我们的感受性或直觉的先验模式。”但不同于莱辛巴赫，刘易斯认为实用先验性并不是约定或定义，“人类理性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不是具体内容;它与结论的有效性相关，而和其原初条件的本然特质无关”。(ibid.，p.198)这种差别正是实用主义阐释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它以实用主义的实效性原则把科学哲学的彻底自然化与规范化维度贯通起来。
刘易斯通过“有效性”来界定先验概念的方法给莫曼等人的阐释一个重要启示，哈索克则进一步比较了动态先验论与刘易斯实用先验主张结合的可能性:“尽管很赞赏弗里德曼努力论述在范式激烈转变情况下物理学中先验知识如何连续性进化是可能的工作，但我还是认同刘易斯强调先验选择中的自由度问题，人们的连续性努力要满足实用的需要”。(Hasok，p.133)他认为，弗里德曼对构成性或动态先验知识基础解释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在于没有正视知识的实用性质，如果按照实用主义的理解，那么先验原则的结构和功能的构成性则变得易于理解了，“在经验可以开始被理解之前，心灵自身必须提供定义、基本原则和标准”，随着“经验的更新和拓展，也必然会带来这些‘态度’的某些变化，虽然它们并不规定经验的内容，而经验也不证明其无效”，所以，“知识中的先验因素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经验的”。(cf.Lewis，p.266)为此，斯塔姆普也进一步肯定:“对科学理论中构成性要素的实用主义理解可以被视为一种收缩式策略(deflationary strategy)，将构成性要素的核心信念置于原位不动，但并不认为它们是超越自然或科学领域的东西。这些构成性要素，在我们看来就是开始进行探究或认知的一些原则，只是无需宣布它们是确定的，或者是通过某种特殊直观而知道的”。(Stump，2015，p.167)
其次，是对先验框架或原则动态演变基础的实用主义说明，以弥补弗里德曼交往合理性论证的依据不足问题，“科学理论中刘易斯式的先验原则并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它们确实起到了自然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这和弗里德曼的构成性原则观点相一致”(Hasok，p.117)。因此，对动态先验论进路的实用主义阐释，主要体现为对动态科学理性的实践导向的揭示，从而融合“实用主义中的实践－导向和先验传统的条件－导向(condition-oriented)”(Pihlström，p.382)。在实用主义阐释的支持者看来，弗里德曼正是在将理论框架更迭置于交往合理性的过程中，才确保了科学理论中“先验陈述和哲学争论层次”具有连续性，“哲学具有调节不同范式的使命，它可以通过交往理性或交往合理性的空间，使得只在狭隘的纯粹科学推理范围无法实现统一的不同范式达成一致”。(cf.Mormann，p.30)但事实上，弗里德曼对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理论的用法还是“有些奇怪”，“对交往合理性策略是如何保证动态科学理性的连续性说明是初步的，相当粗略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合理性只是实践理性的一部分”，使得“弗里德曼的科学理性概念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偏见，按照卡西尔和卡尔纳普的解释，弗里德曼的理性在本质上是理论化的”。不过，“这种不足可以通过强调库恩范式的实用主义方面加以克服”，“库恩的范式在根本上只是卡尔纳普意义上的语言框架，‘根据定义’它是被剥夺了实用性的内容”。(ibid.，p.30)在莫曼等看来，只有对弗里德曼的先验论做出某种实用主义的解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整合库恩历史主义的初衷相符合，这也就在根源上对实用主义的解释给予了肯定。
从哈贝马斯本身的最初意图来说，“交往合理性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实践基础上的，这种实践超出了主体与实在之间单纯的工具和描述关系”，但很明显，“弗里德曼并不对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感兴趣，他是想寻求应用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到一种科学革命的环境之中，在这里，科学共同体成员缺乏一个共同的范式框架来界定问题和方法”。(ibid.，p.31)这样看来，这一阐释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揭示出科学实践交往合理性的基础还需要实用主义作为根据。为此，人们才主张借鉴刘易斯－詹姆斯的实用先验论思路，“詹姆斯对便宜假设的使用有助于我们将弗里德曼洞见从物理学拓展到其它具体科学，因为詹姆斯式的心理学正是利用了一套构成性先验论意义上的假设(即意识流议题)”，这种功能性的先验“框架可以为了实践的有效性而帮助调整认知，但它们最终还是一定要在实用的基础上被接受或拒斥”。(cf.Klein，pp.151－158)在实用主义意义上，理论框架与科学实践活动就具有了统一性，这种“实用基础”确保了科学理论交往或理解公共平台的可能性，并弥补了弗里德曼对实践兴趣的缺乏问题，也从而间接呼应了詹姆斯对心理学的科学地位界定思路。
因此，在实用主义的阐释中，不同理论框架的替代展现出的原因主要在于科学实践活动的局域性问题，这样，“康德或准康德主义的先验因素可能也存在于其局部实践之中，它一定是研究、表象或认知可能性的前提”(Pihlström，p.80)。局域化的科学实践和功能化的理论框架在实用主义这里取得了一致性，为此，克雷恩引用詹姆斯的思路来改造弗里德曼的构成性先验性概念，“我用‘本体论协议’来指称詹姆斯所谓的‘便宜的假设’(convenient assumption)，在我的术语中这是要强调理论要素在科学理论中起着两种作用——确立本体论和作为稳固智识劳动分工的社会协议的工具”(Klein，p.144)。纯粹理论的先验框架的合理性指向了科学实践活动的效用以及科学活动的社会分工结果，这进一步发挥了弗里德曼本人的对交往合理性的见解，即“主体间合理性的历史化”的“客观标准总是局域化和语境化的”。(cf.Friedman，2010，p.497)实用主义阐释将新先验论进路初步与科学实践以及社会交往合理性联系起来，使得科学的实践效应尝试沟通了科学认识论中的理性和“自然”，科学实践和知识的结构与功能成为理解科学合理性的关键。
三、科学实践哲学对实用主义阐释的超越
将科学理论的变革与科学实践活动相联系，实用主义对动态先验论的阐释揭示了科学哲学辩护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变的可能性，也从更深层次探究了科学理论框架和结构的多维性以及在此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内因问题。但实用主义对新先验论框架的解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一方面，“具体原则的选择代表着我们的‘主动态度’，它似乎构成对经验分类方式的意图。这样，先验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规则性的特征，是有意识的选择”(Hullett，p.139)。也就是说，先验知识的实用主义选择无疑具有实践的随机性。另一方面，先验原则汇聚性特征(包括回溯和预期合理性)的柯西标准方向性问题难以通过实用主义蕴含的随机性给以说明了，即交往合理性的实用主义阐释和弗里德曼的中心观点的冲突还是明显的:“科学理论的早期框架作为一种极限形式存在于现框架的‘特定条件下’”，而“后继范式的概念和构成性原则，也就是先验的但非不可变的基本框架命题应该‘是通过一系列的自然转变，从早期范式连续的进化’”(Kindi，p.338)。这意味着对先验论进路的实用主义阐释本身还是存在矛盾的，它更多只是指明了科学合理性辩护需求助科学实践效应的问题，但其具体对先验原则或框架的连续性说明仍是模糊的和方向性的，科学实践效应如何沟通科学认识论的自然化与规范化等问题还有待深化。
究其问题的根源，这主要在于实用主义阐释本身还是过于局限在科学实践“效应”的有限视角，因为无论是斯塔姆普将先验基础归之于实用，还是莫曼等把先验性和实用属性相结合，他们对理论与实践经验虽已不再做严格区分，凸显了动态先验论背后的科学实践意义，但在这种阐释中仍对理论与实践持一种隔离或分裂的理论哲学态度。在这一点上，较之于詹姆斯等人最初试图超越理论哲学的努力还略有倒退，也就是说，他们对理论(思想)和实践的描述仍处于两个不同层面，对理论功能与结构的理解还没有真正诉诸整个科学实践本身。
因此，按以上思路在探讨科学框架的连续性问题时，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进一步拓展实用主义阐释的论证思路。其中，理论层面是新动态先验论以及实用主义阐释的重点——在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最经典和成熟的理论方式莫过于以“数学—逻辑”为构成性框架来整理和勾勒实在对象的结构与属性的模型方法。从这一形式化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更好地解读弗里德曼的核心表述:“相对化的康德意义上科学原则的先验概念为一定历史语境下的特殊理论，是历史化的科学客观性概念(主体间性的科学合理性概念)。例如，欧氏几何学和牛顿运动定律实际上是——正如康德设想的——万有引力理论客观经验意义的必要前提，由黎曼几何和等效原理构成的新概念框架界定了广义相对论类似的必要前提系统。”(Friedman，2010，p.500)这种历史理性构成动态先验论的理论连续性的整体依据，但库恩等揭示的范式或框架的间断性还是无法直接说明，为此实用主义阐释对交往合理性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交往合理性建立在生活世界实践基础之上”，合理性依据在于实践方式或结构的连续性，“我们可以从数学获知，如果把交往合理性设想为一种概念变化连续性的必要要素，物理学或数学空间中的抛物线或函数并不是自身连续性的:反之，这种连续性总是相对于一定拓扑空间或几何结构而言的”。(cf.Mormann，p.31)如此以来，对实践层面的解释又回归到了理论层面的说明，与詹姆斯等的实用主义传统不同，这种带有隔离式的阐释还是缺乏一种能够真正沟通存在于经验与理论框架裂缝之间的中间环节，实践或实用维度仍是附属于理论需要的。
但事实上，在真实的科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科学家观念性的抽象把握是和感性的具体操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技艺性实验的介入问题，“我们需要在实践和思想两个方面建构世界”(Kitcher，p.100)，这成为现实科学实践密不可分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两个层面是不可分的，而弗里德曼的先验表述恰恰忽略了具体实践操作的维度，只诉诸纯粹理论建构是很难真正揭示出所谓“交往合理性”背后更为基础的连续性问题的。所以，弗里德曼先验框架的跳跃性背后总是伴随着感性实践操作的连续性，以及语言、语用层面的一致性，因为科学的实践和生活世界并没有随着科学革命而同时发生剧烈的格式塔转变。这就是说，“独立于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数据是通过实验、技术工具和数据处理而获得的，因此，事实源自于物理世界的建构活动，与此同时，这些建构活动和关于技术工具、数据和物理现象的实践以及理论推理相伴随。更重要的是，数据、事实、数据处理、实验、工具和理论解释是在相互的作用下发展的，甚至相互‘证实’”。(Soler，p.291)这样，现实的科学生活世界其实已经连接起了经验与理论框架，科学理论框架间的衔接和通约可以在具体的科学感性活动中找到合理性的基础。
从科学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角度看，科学理论不再是自然主义所认为的经验数据的平等集合，而是存在一定结构和层次的信念系统，“不同元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调节的;它们在通过实践和理论推理的建构活动逐渐稳定下来，并伴随着探索和调整相互作用活动的介入而发展”(ibid.，p.292)。而且，对先验框架基础的实用阐释还要和知识框架的功能性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卡西尔想把康德的先验学说和功能—实用解释融合起来”的思路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普遍原则是综合性的，只要它们有经验基础，它们是关于真实世界对象的陈述，但在功能上是先验的”。(cf.Stump，2011，p.276)进一步来说，这种在实践哲学基础上对先验论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意在沟通科学实践与理论框架之间断裂的中介环节，它们之间的同构性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与之相应的结构主义实在论具有这种连接性的功能:“真理具有功能性和结构性的意义。在功能性方面，真理就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在我们的各种会话领域，真理是我们努力确认和赞同的陈述。在描述性领域，功能是塔尔斯基结构的实现过程——用‘协议’认同的词典定义。”(Kitcher，p.101)因为正是这个环节的存在才能合理解释理论框架的连续性，这源自于它与科学实践存在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则来自理论与实践的结构同构性。也就是说，这种交往合理性的深层原因在于科学活动分工与科学理论结构之间存在的协同性，理论及其反思是建立在感性实践基础之上的，作为人类整体活动的一部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实践的结构与形式，而非具体经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说动态理性连续性的依据应该“诉诸于哲学元－范式以确保交往合理性，为主体间协议达成共识的可能性”(Dyck，p.693)。
这也是我们主张在科学实践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结构主义实在论与动态先验论的原因，“时空几何学的构成性原则是一种定义，它们是解释性而非经验主张，因为它们预设物理现象的特征可以通过一定的几何结构来加以解释。但这些定义不仅仅是约定，反之，每一个都是从时空测量程序的概念分析中产生的;每个定义都不是选自等值的替代，而是发现其在物理史的关键时刻，在当时的经验原则是具有确定性的”。(DiSalle，p.194)由于科学理论的建构是科学实践者同自然实在的一种交互作用过程，理论框架和实验工具又中介着理论表象或模型及其实践对象背后的结构形式，“对于这种结构实在论而言，在理论或框架变化过程中保留下的性质是那些类似定律形式的属性，它们是在实验交互作用中产生的。这些‘交互作用的属性’是由数学方程表述的，它们至少作为一种极限形式存在于新理论之中”(McArthur，p.15)。所以，科学框架之间的间断性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实践工具和结构的连续性，这是哈金历史认识论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推理型概念在和组织概念相联系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容易理解，组织概念起着类似于康德主义纯粹概念的作用，它们将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化，并组织起整个概念、实践和价值的集合”(Sciortino，p.262)。结构主义实在论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是实现动态先验原则和实践连续性的重要环节。
简单来说，科学实践本身就是科学活动连续性与变动性的有机统一体，与之相应同构的科学系列理论则不可避免也具有与此一致的双重属性。这也是认知理性的贯穿过程，“这种理性为适应解释性假说提供了方法论框架，以说明经验定律，只有通过这种理性的作用才能为自然科学提供基础”(Buchdahl，p.170)。其中，科学实践总是具体的，这同时也意味着科学活动的局域化，“主体间交往合理性历史化”的“客观标准总是局域化和语境化的”(Friedman，2010，p.497)。事实上，这一点也进一步揭示了先验原则发生动态变化的根源，人们把先验概念相对化到具体的科学实践语境，而科学的客观性同样渗透到了动态的历史变动情形之中。因此，这种结构－功能层面上的先验原则，既不是自然主义所理解的经验陈述或实用主义的简单约定或效用，也不是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纯粹超验范畴，劳斯所描述的“实践者”和“信守者”(believers)才很好诠释了这一原则的矛盾性:“信念无疑是建立在探究的实践语境之中的，因为探究的目标是信念的固定化，或者问题情境的解决，这种实用性带来的是新习性的获得，或已建立习性的修正。当然，劳斯对‘实践者’与‘信守者’、信念与生活形式的二分就过于简单，科学家既是实践者，又是信守者”(Pihlström，p.84)。总之，科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阐释揭示出来的科学实用效应维度还可以深入拓展实践哲学的更宽广视角，“实践者”工具性活动的“实践导向”正是以实验介入方式的体现，而“信守者”则是理论表象中科学信念的确定过程。在此意义上，心灵的表象与实验操作活动都是原发性实践，而介入实验与沉思的静观共同构成动态开放的科学实践整体。
动态先验论的提出与发展为反思当前科学哲学前景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在自然化与规范化层面揭示了科学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与功能结构问题，并从自然主义的对称性与平等性主张中展示出其背后科学理性在功能－结构层面的非对称性特征。这进一步意味着，科学实践活动与其相应理论表述之间不对称性问题的存在，“这种非对称性意味着构成性原则自身可以为经验所检验是没有意义的，所有有意义的经验检验一定早已做出了某种预设”(Dyck，pp.690－691)，科学理性的连续性正好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先验框架建构与选择的“回溯”和“预期”视角的统一方面。当然，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回溯”，更多还是指理论框架之间的汇聚或渐进的结构形式，而“预期”则是科学实践效应的收缩式策略的表现形式，它们分别对应于先验哲学的“条件导向”和实用主义阐释的“实践导向”。因此，科学实践哲学较之于实用主义阐释的关键价值，“并不在于一个思想意义的行动结果，而是在于‘发展’意义”(Kitcher，p.99)，这才是超越实用主义的有限视角而在一个更宽阔平台上整合自然主义和先验论张力的一个开放性维度。如果说动态先验论只是揭示了人类心灵表象能力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特征，那么实用主义阐释则部分展现了科学认知实用效应对理论与实践的贯通，而科学实践哲学在肯定科学理论建构独立性的同时，在结构主义实在论层面上更全面有机综合了以实验操作为代表的具体科学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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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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