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左传就是了解大多数中国人。）
“‘灭不言灭，战不言战’：国君死在位上称‘灭’，为什么春秋中不写‘灭’？是为避讳，这是人们不愿见到的。短兵相接的战斗称‘战’，为何不写‘战’？也是为避讳，这也是人们不愿见到的。”
曹国被戎人灭国，曹伯在战斗中被杀，但是左传故事中都会避讳“灭”、“战”等记载。“能做，不能说”是春秋记事的一种手法，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说明白的，将来可能还会再聊。今天，要说的是左传故事中的那些“认知不协调”心理，比如：“国家灭亡了”是一种认知，“春秋不写灭亡”是另一种认知，这两个认知之间很矛盾，这就是认知不协调。
鲁庄公二十六年，看点就在于“作者隐瞒”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不一致性，但这些认知不协调性对现代人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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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庄公：我费劲去打戎国，你怎么记录成晋国修宫墙！
《春秋》：鲁庄公二十六年春，鲁庄公攻打戎国。夏，鲁庄公从伐戎的前线回国。
《左传》：鲁庄公二十六年春，晋国的士蒍做了大司空。夏，士蒍加固绛都的城墙，同时加高宫墙。
一边在记载攻打戎国，另一边又在记载晋国的事，很迷吧！如果认真就输了，哪有那么多天真的事情啊！可是这种不协调、不一致又确确实实存在于许多的记载中！有为什么呢？
1、不在乎的事情，你说它重要么！正儿八经的事，他却说者毫不相关的事！
不协调到处都有，出现在左传中的不协调往往都是作者在表达他们的意图。理解的方法可以从“不协调的数量”入手，因为出现不协调的次数越多则事件就越重要。所以，看看鲁庄公二十六年的记录，三件大事都是记载不一致的。攻打戎国被记录成加高宫墙（左传），杀死大夫被记录成避讳曹羁（公羊传），攻打晋国被记录成侵袭晋国（左传）。
2、如果行为是根源，那么想改变就要从行为本身做起！如果态度是根源，那么想改变就要从态度本身改变！
左传的目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引导大家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但行为改变并不总是这么容易，且很难被矫正，因此就要借助“认知不协调”的力量。因为人类有保持认知一致性的需要，而认知不协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驱力状态，这种驱力状态会激发行为，以降低这种不协调直至重新建立一致性，即：越是做的和说的不协调就会让后来者更多的去作出改变行为。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左传》大张旗鼓的去记载“晋国的士蒍做了大司空”和“士蒍加固绛都的城墙，同时加高宫墙”的事了！
不协调反而会激起行为的改变，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当你体会到不协调时，当你看到那些不一致的信息时，请别上当！因为它们都在诉说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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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羁：戎人灭国杀君，你怎么记录成曹国人杀大夫！
《春秋》：曹国人杀死他们的大夫。
《公羊传》：戎侵曹，曹伯战死，而诸大夫不伏节死义，独退求生。后嗣君即位，尽杀之。《春秋》以为当诛之。
不记载“戎人灭国杀君”是为了曹羁避讳，那么后人只能看到“曹国人杀大夫”的事情了！春秋也好，左传也好，都以简略为要，这和大众期望的故事性、理解性需要都背道而驰，为什么呢？
1、理由不足效应，即：越少越好。现实中，如果你想要别人按照你的要求做事，那么诱惑越大则依从越多；历史中，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喜欢与认同，那么诱因越少则效果越好；因为“自由=不协调”，那些简略的记载会给人们造成选择的错觉和情境的陷阱，让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我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我不能成为那样的坏人”。
所以，对于春秋的解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那是一部比一部“啰嗦”。比如在戎人攻打曹国的事情上，《春秋》只记载“曹国人杀死他们的大夫”，而《公羊传》对前因后果都抄了个底掉！
2、史书是一种“公开承诺”和“公开事实”。在这种前提下，作者的态度与历史的行为相矛盾尤其能够唤起认知不协调。这种矛盾的原因有三，一是公开承诺相当于一种直觉承诺，会加强使态度与行为相一致的动机；二是如果态度改变不与行为同时发生，好像在读者面前显得没有缺乏决断力一样；三是公开事实不可能轻易地被否认或被扭曲，人们只能改变个人态度去与行为保持一致。
所在，在曹国灭亡这件事情，春秋记录的简略之极，而公羊传却解释的很多、很细，但那个更有效果呢？大约是前者吧。说到细致，《公羊传》连一些词都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如：“按《春秋》之中，灭国有两种：一为国被敌人入而有之，君虽存，而国家丧灭。一为本国虽存，国君战死，因君国一体，故亦称灭。”
《春秋》记载简略，“春秋三传”记录繁杂，但人们还是会认为《春秋》更经典，更符合微言大义，这就是利用了认知不协调的结果。而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你反对的或不喜欢的人事物则尤其要注意，因为根据认知不协调心理，你往往会默默地依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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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你们都闭嘴吧，我怎么写、怎么记都是为你们好！
《春秋》：曹国人杀死他们的大夫。
《公羊传》：国君死在位上称“灭”，为什么之前的经文不书“灭”？是为曹羁避讳，这是他不愿见到的。之前的戎侵曹，应该是短兵相接的战斗，为何不书“战”？是为曹羁避讳，这是他不愿见到的。
如果说只是为了阅读和理解，那么阅读春秋三传就比只看《春秋》更有意思，因为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进一步的去解释了很多细节，从而协调了不一致的认知。
1、春秋三传给出了三种降低不协调的办法。一是增加协调性因素，即：左传用故事说故事；二是放弃或改变“态度、行为”，即：公羊传、谷梁传以理解春秋；三是降低“认知、决定”的重要性，同上。
“有答案”比“答案准确”更重要。所以《公羊传》对于曹国杀大夫的前因后果都做了记载，比如：曹羁让曹伯不要亲自应敌，当守城。如此则与戎交战，以及曹伯战死，皆是曹羁不愿见到的，故《春秋》不书“灭”，不书“战”，皆为曹羁避讳。
2、春秋三传写出来的本意都是为了后来者“好”。一是通过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来改变后来人的某些错误态度，二是用正确的认知去改变那些比较不重要的认知，三是促使后来者去尝试认知重构。
所以，在左传中会出现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记载，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后来者去思考、去求证，从而获得智慧。如：春秋记载鲁庄公攻打戎国，而左传却记载晋国的士蒍做了大司空；春秋记载鲁庄公从伐戎的前线回国，而左传却记载士蒍加固绛都的城墙；这些都是在帮助后来者开展深度的自我思考，去持续存在并且影响后继的行为与思想。
认知重构是降低认知不协调最富有成效的方式，它可以将态度与认知改变更倾向于被内化——被整合到个体更深层的信念系统中。所以，要深度的改变自己，就多看左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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