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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十首匀孔箫音响资料谈谈匀孔箫

曲目说明:

1、孙裕德《梅花三弄》琴箫合奏,吴景略操琴。琴箫,正调,仲吕宫,F调,筒音作5(sol)。

2、孙裕德《平沙落雁》琴箫合奏,吴景略操琴。琴箫,正调,仲吕宫,F调,筒音作5(sol)。

3、孙裕德《熏风曲》即《中花六板》,二胡陈永禄。洞箫C调,筒音作2(re)。

4、卫仲乐《鹧鸪飞》 洞箫,C调,筒音作2(re)。

5、卫仲乐《妆台秋思》洞箫,bB调,筒音作3(mi)。

6、金祖礼《中花六板》   洞箫:金祖礼;二胡:陈永禄;扬琴:张正明。洞箫所奏为D调,筒音作1(do)。

7、陈重《高山流水》 洞箫,C调,筒音作2(re)。

8、陆春龄《春江花月夜》  G调。筒音作5(sol)。箫:陆春龄;二胡:陈永禄;琵琶:林石城。

9、董克钧《柳摇金》洞箫,G调,筒音作5(sol)。

10、陈正生《知音》高明根据王铭为电视剧《知音》所作插曲改编。高明先生原先用D调(筒音作do)和G调(筒音作sol)演奏,本人改用F调(筒音作la)和bB调(筒音作mi)演奏。


谈谈匀孔箫

陈正生

箫,应该源自汉代直吹的长笛,也就是唐宋尺八之前身。这种“剡其上孔”的直笛,可能宋以后开始分流。汉、魏、唐时期之直笛都是六匀孔,宋代不知怎么出于理学理念搞成了五匀孔,而分流出来的箫仍然是六孔——六匀孔。这种六匀孔的箫笛,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随后,由于“十二平均律”的盛行,匀孔箫笛难于同十二律相协而逐渐式微。为了奏“十二平均律”,匀孔笛挪动了第二孔,制作者又觉得第六孔的叉口指法难于保证一孔双音而下移,“蜕化”成了今日的式样。本人通过音律学(实际是涉及音乐声学的“笛律”)的分析,发现是原先匀孔笛的制作和校音都不得法,事实上音校得好,吹奏得法,是有其独特用途的。匀孔笛不是本文叙述重点,略去不谈。

【图一】此笛系根据日本法隆寺藏圣德太子的隋朝之笛,长44.4厘米,与正仓院藏存的“尺八”规格一致。

六孔的匀孔箫,欲改造成能简单奏准符合十二律音准之箫,就不像匀孔笛那么简单。这是因为箫长、孔距大,不方便按孔的缘故。欲说明此问题,得从箫的音孔之孔距来分析。

洞箫比曲笛低四度,筒音的音高为 d1,从吹孔至调音孔之长度一般为50~52厘米;琴箫的管径细,筒音的音高为c1 ,从吹孔至调音孔的长度约为60厘米。为了说明六孔箫的改制不似笛子那么简单,就得讨论六孔箫的孔距同按孔手指之间的生理机能,就得知道匀孔的六孔箫是如何给音孔定位的。

匀孔箫,六个音孔如何定位?这是几乎未见有多少人讨论的问题。本人制作匀孔箫,定位方法是:第一孔占有效管长的86%,第六孔占有效管长46%,第一孔与第六孔的间距占有效管长便是(0.86-0.46=0.40)40%。将此40%五等分,各个音孔的间距便是8%——绝对是匀孔!音孔的定位方法就如此简单。

【图二】1930年前后,郑芝山长子郑登荣(步青)和次子郑桂荣(丹青)制作的玉屏品箫。

如此的音孔定位,与过去匀孔箫的定位基本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各个音孔的调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音孔的大小得配合底孔(调音孔)和吹孔的深浅,以及吹奏力度的调整。修孔得一点点地修,不能操之过急;尤其是第六孔(后出孔),由于音孔位置过高,全开是#4,开第六孔、按四五孔便是4。校音的关键是先校4,此音校准以后开四五孔,基本就是#4了。事实是,箫无论是不是匀孔,其调音的难度都超过笛,因为笛子的校音还有一个重要辅助手段,那就是调整笛塞的位置(所谓的“海底”深浅)。海底深浅(即笛塞距离吹孔边沿的距离),不仅关系到音准(好多笛子八度不准,就是因海底不当造成的),还关系到音域。这是一个至今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

【图3】此箫为1954年前后上海合永兴用小水竹制作。

匀孔箫同匀孔笛一样,被认作“音不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事实是,不论是匀孔笛还是匀孔箫,音都是可以吹准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音准的定义,二是要懂得如何把音吹准的方法——把握好指法和气口。

从理论上分析,音准是以律制为标准的。如今人们公认的有三大律制:三分损益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如今通行的是十二平均律,是否就应该依照十二平均律作为音准的依据?乐器的发音方法不同,所适应的律制也就不完全相同,不能强行一统。实际上无论是演奏还是演唱,要求其音准严格符合某一种律制都是不现实的;尤其是箫笛,气温和吹奏时气口的变化,都会导致音高的变化,而气口的变化还会导致各个音孔之间的音程的变化。因此,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音准只具有相对性。尽管如此,我们对音准还是要求相对的统一。如何统一?那就是小二度100音分左右,大二度200音分左右,小三度300音分左右,大三度400音分左右,纯四度500音分略差不远,纯五度则700音分略差不远。为什么?十二平均律的小二度为100音分,可三分损益律的小二度却有90音分和104音分两种;十二平均律的小三度是300音分,可三分损益律的小三度却有317.60音分和294.14音分两种,纯律则是316音分;十二平均律的大三度为400音分,三分损益律则为408音分,纯律却是386音分!怎么统一?实际上在我们的演奏过程中,音程是允许有误差的;绝对的准根本就无法实现。

【图四】此箫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用小水竹制作。筒音为E,基本调为A,能方便地奏准七调。“桓伊三弄”误作“伊桓三弄”。

尽管如此,音准并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概念,各个音程都有一个大致的制约:以上三种律制的综合。当然,音准控制的实际意义还远非于此,它还牵涉到旋律中各个音之间的关系:骨干音的稳定性和非骨干音对骨干音的倾向性,以及地方方言对音调的影响,真是不一而足。

有鉴于此,郑觐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音乐史》和《箫笛新谱》中谈到音准,强调的是十二律,并不强调是三分损益律还是十二平均律,更没奢谈三分损益律同十二平均律之间的差别。这是非常正确的:生动的音乐生活中,音准不可能做到理念化的绝对精确。为此,音准的标准便是:小二度100音分左右,大二度200音乐左右,小三度300音分左右,大三度400音分左右,纯四度尽可能为498音分、纯五度尽可能为702音分。这就是音准的实际。

【图5、6】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玉屏箫笛厂制作的六孔洞箫。上一支为礼品箫。第二孔位置挪动较大,给转调带来困难。

弄清楚上述问题,就容易分析六孔箫的制作和演奏实际了。

前文谈到,洞箫的有效长度为50~52厘米,琴箫的有效长度约为60厘米。作为匀孔箫,二孔之间的间距占有效管长的8%,那就是洞箫二孔之间的间距(50×0.08=)4(厘米),而琴箫二孔之间的间距为(60×0.08=)4.8厘米。若此,洞箫的第一孔至第三孔的间距为8厘米,琴箫为9.6厘米。假若将匀孔箫三等分,第二孔上移,那么洞箫食指同中指所按二孔的间距为2.7厘米,中指同无名指所按二孔的间距则为5.3厘米;琴箫食指同中指所按二孔的间距为3.2厘米,中指同无名指所按二孔的间距为6.4厘米。须知,中指的根腱是连着无名指的,而不是食指,怎么可能舒适地按孔?这也就是洞箫欲简单地奏准十二律,宜制成八孔的缘由。

箫笛六孔源自传统,六匀孔也是源自传统,但所谓的“七平均律”却未必是传统;传统应该是十二律,它符合人们听觉的审美需要。为此,六孔的匀孔箫所演奏的乐曲,其音准要求便是符合十二律的要求。

【图7】今年本人制作的六孔匀孔箫。此箫音孔定位方法为:吹孔至调音孔长度定为100%,调音孔至第一孔长度为86%,第六孔为46%,第一孔至第六孔长度五等分。制作时考虑竹节的关系,第二孔略偏下,这无疑会增加演奏的难度。

匀孔的六孔箫,最大的矛盾就集中体现在第二孔。按照一般的演奏方法所吹出之音,其音高应该介于与7之间,即人们所表达的“↓7”,亦曾被称作“四分之三”音。可这个音孔的讲究不小,按上第一孔,并将口风减弱就是“”,而将口风稍扬,并增强口风力度,那就是“7”。将“”通过“叉口”和“气口”降至“”,那是不难的;而将“”通过气口增高至“7”,常被视作畏途,实际上这种气息控制方法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被人认知了。请看《晋书》的记载:公元274年荀勖设计“泰始笛”,所用为雅乐音阶,七声中只有“变徵”而无“清角”,奏清角调便缺少宫音。怎么办?荀勖便将角音“哨吹令清”,即将角音(3,mi)吹高半音成清角(4,fa)。第二孔是音高最难调节的音孔,此孔音能调节好,其余几个音孔的音高调节就不十分难了。匀孔的箫和笛,就是凭借“叉口”和“气口”来转全七个调的。转调后的音准,完全凭借听觉来矫正。矫正的效果,取决于吹奏者音程观念、对乐器的掌控能力和音准的反应能力。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今的教学方式只注意音程的听觉训练,符合“十二平均律”音准要求,完全忽视“气口”的重要作用,要想吹奏好匀孔箫笛,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老一辈箫笛演奏家,受着传统的熏陶,对匀孔箫笛奏各个调门的气息控制是很关注的,且深深地体现出洞箫之韵味。他们的演奏实际就证明匀孔箫笛绝非一无是处。请在文章开头聆听几位前辈演奏的音响。其中的董克钧虽然年纪较轻,他起初就学于陈重先生,十年动乱之后又就学于孙裕德先生,亦深得匀孔箫之演奏真谛。此处所选的音响,全都是用匀孔箫演奏的。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每人对音准的控制能力不完全相同,但我们现今的演奏家却已经很难达到他们的音准要求。关于匀孔箫笛的音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作专题讨论。末尾,本人不惴谫陋,也用自制之匀孔箫奏一曲,附于骥尾。


陈正生老师在演奏“泰始笛”

陈正生,(1937年2月生)音乐理论家,笛箫制作家。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专业委员会顾问。

退休前曾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上海卷》编辑部副主任、责任编辑,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在上海艺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全国各种音乐杂志及台湾地区的刊物上,发表有关律学、音乐声学、音乐史学、乐器工艺研究(主要为箫笛制作研究),以及音乐考古方面的论文百余篇,深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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