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无为而治

道德经第十七章

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释义：开明的统治者，处事依乎天道，百姓可以不知其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百姓亲近并且称赞他；再次一等的统治者，百姓畏惧他；最次的统治者，人民蔑视他。诚信可以不说，但是，不诚信就很重要了。开明的君主往往没有过多的法律，在于无声处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这才是自然之道。

此章老子谈及的是无为而治的问题。他把管理分成了四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谁是统治者；次之者是统治者能够获得百姓的拥戴；再次一个层次是，百姓很惧怕统治者；最后一个层次是，百姓蔑视他。

显然，按照无为之治的思想，老子绝对赞美“不知有之”。《礼记》中所载孔子之思想也是同样。《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又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宋代大诗人王禹偁有诗云：“鼓声咧咧酒熏熏，斵入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可以想像，老百姓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统治者不发布有害于百姓的政令，百姓的生活不被任何人叨扰，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所有行为皆为内心所愿，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自己的本能。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所尊者只有“道”，谁都不用相互猜疑，如此安逸还有什么不幸福的？老百姓还会造反吗？难道这不是天下大同吗？

当然，这些皆老子设计的社会管理模式。也可以认为这只是老子个人的美好愿望。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可能都达到老子所希望的状态。历史总有人要当英雄，有了英雄就会破坏老子所期待的无为之治。凡统治者均需本人爱戴或惧怕或敬仰。若此难以达到时，就会出现苛政或暴政。与此相对应，老百姓又会蔑视这样的英雄，当不惧生死之时，统治者即会被推翻，如此恶性循环，才有了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和无休止的战乱。如果所有的统治者都实行无为之治，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意志过自己的生活，统治者的作用就会显得无足轻重，这正是人类的追求，也是自然之道。

老子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即因为其愿望与现实的悖逆。统治者总要强调其存在，总期待老百姓爱戴他，结果反倒使社会出现了很多的不和谐。如果没有智者的出现，世间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虚伪。从老子的本意来说，他的理想诉求是：统治者具有笃诚信实的素质，他悠闲自在，很少发号施令，统治者只是服从于人民的工具而已，政治权力丝毫不得逼临于人民身上，即人民和统治者相安无事，各自过着安闲自适的生活。即“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把老子这种理想的政治情境与儒家主张实行的“德治”、法家主张实行的“法治”相对比，或看出各有其得。实行“德治”，老百姓觉得统治者可以亲信，而且称赞他，这当然不错，但还是次于“无为而治”者。实行“法治”的统治者，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实行残暴扰民政策，这就是统治者诚信不足的表现，人民只是逃避他，畏惧他。老子强烈反对这种“法治”政策，而对于“德治”，老子认为这已经是多事的征兆了。最美好的政治，莫过于统治者“贵言”，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和政治相安无事，以至于人民根本不知道统治者是谁。

我们可以说老子的思想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一步都有着“乌托邦” 式幻想。但这绝对不否定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管理中可以局部应用。若有诸多的局部，就会有一个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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