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3年,德兰姆姆却解散了她的这个协助会。因为她越来越担心,这个拥有董事会,银行账户和多种联系的联合组织会不会膨胀成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以至与她最初的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
然后,德兰姆姆写了一封很亲切的公开信,请求她的同工朋友们与其通过这个机构来为穷人做事，还不如直接去各个修会里帮忙，或者就近照顾附近的穷人，或者自己家里那个需要爱的人。姆姆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祈祷，即便你们不做协助会员，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另一个拿撒勒(耶稣虽然出生于伯利恒,却在拿撒勒长大,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人),你们不需要到贫苦的陋室去寻觅穷苦和缺爱的人,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近邻中,就有受苦的人,愿你们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城市,成为上帝仁爱的阳光。”
事实上,从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建以来,尤其是在它成为国际性的修会以来,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许多善良而热情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尔各答,在这里义务服务和参加集体敬拜,其中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并不是，不仅如此，在仁爱传教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各分会中,也有很多义工,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长年累月在修会工作被称为全职义工。而在每个分会的圣母院门前,都有一个招募义工的广告:你来到破足,伤病,垂死者之间服侍耶稣,我们很高兴,很感谢你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见证上帝的爱，并付诸行动。记得是耶稣在透过我们工作，我们仅只是服务的工具,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在进行中投注了多少爱。
在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会里,各种身份的义工都有，有医生,有教授,还有模特。很多学生放假后就一直待在这里,有一位意大利的银行家每年必来,一来就是两个星期,美国加州州长也曾在那里服务过一个月，修女们假装不认识他,安排他和其他义工做同样的工作。
台湾静宜大学校长李家同先生也曾在加尔各答做过义工,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却把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都做了一遍，第一件事是洗碗,第二件事是替病人穿衣服，给病人喂水,冲牛奶。第三件事是替病人洗衣服。第四件事是送药，第五件事是搬运尸体到火葬场。这最后一件工作,使做了40年基督徒的李家同先生深深地震撼,他写道：
“我过去也号称为穷人服务过,可我总是找些愉快的事做,我在服务时,老是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做朋友,绝不敢安慰死刑犯，不仅怕看到手铐和脚镣,更怕陪他们走向死亡,我不敢面对人类最悲惨的事，我虽然也替穷人服务过,可总不敢替最穷的人服务，我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因此,我虽然给过，也爱过,可是我始终没有‘心灵受到创伤’的经验,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爱过，真正地给过。”
“耶稣的苦像在我的面前,我又看到了‘我渴’,做了四十年的基督徒,今天才明了耶稣当年所说‘我渴’的意义,可是我敢自称是基督徒吗?当基督说“我渴”的时候,我大概在研究室里做研究。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不只是李家同先生,几乎每一个到仁爱传教修女会工作过的义工，不管是在加尔各答的修会,还是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修会都会有这种近乎重生的生命体验,都会因此领受到“爱，直到成伤”的真正含义。
有一个叫约翰的义工写道:“在安息之家工作的经验使我的生命有了重大转变,我原先计划只去一天,但后来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每天都去那里工作。每天下午当我完工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到了天堂,我已经能够体会生命的另一个层面,这工作传达给我超乎一般的感觉—一我无法确切地形容，它正是一种和平,每一天都有极大的和平感降临我身。”
一个叫戴夫的义工写道:“自从我开始在伦敦的安息之家工作以来,我所得到的远远超出我所付出的，我每一天的工作都被喜悦所充满。但这并非笑声满堂,喜悦有其严肃的一面,它可能是清淡的,却带着极其深沉的和平感,就像一对父母面对自己的新生儿一样。”
一个叫路波的义工写道:“自从我有机会与修女们一同工作以来，我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并没有比别人更优秀,我只是学着以人性来回应每一种情况，你给予的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多,当你在给予人、爱人、帮助人的同时,这世界就已经变得很丰饶了,比我们只关注自身的时候所能看到的更多,就像是我们和世界的心灵有了共同的脉动。”
曾经在朋克时期做过流行服饰平面模特的彼得写道:至今为止，我和修女们一同工作已逾13年,它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想，我终于了解到,你拥有的愈少就愈快乐,当你见到修女们简单的生活方式，你的生命将会全然改观，我喜爱这样的单纯。我相信最简单的路,就是最容易接近上帝的路。
杰若汀，一个自觉内心支离破碎需要安慰和救赎的美国人，在洛杉矶的仁爱传教会做义工的时候,亲历了地狱旅馆的苦难和一个叫玛格丽特女人的极度绝望。在救助玛格丽特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获得痊愈的不是玛格丽特，而是他自己,他写道：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这件事,我相信我们是上帝医疗能量的传输轨道,可以将这种力量传输给彼此。我无法确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谁病愈了。遇见玛格丽特的经验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我已经许久未曾因为他人的痛苦而哭泣了,与我在地狱旅馆所经历的事情相比较,像以前那样只为自身的痛苦而自怜,实在是太微渺不值。”
在儿童之家工作过的琳达写道:“帮助加尔各答希舒·巴满的儿童很特别的经验。他们使我非常感动。有一天早上,我们坐在楼上围成一个圈圈，我们常常这么坐着一起唱歌。我看见一个残障的小男孩，他看着我,眼中洋溢着喜悦与爱,有一种说不出的清朗与沉静。这是我记忆中一次深沉的心灵体验。玛丽写道:当我返回伦敦后,我深感震惊。我仍然试着接触这里的穷人，尽管情况变得更为困难,比如说:在我步行上班的途中，每天都会在高架桥下遇到一个流浪汉,有一天我发现,有个人会在早上，上班的时候留一瓶水和几块三明治给他,下班的时候再取回水瓶。所以我想我也可以放个橘子在那里，后来我天天这么做，也对他说“hello”，这个小小的行动,让我觉得自己和修女们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现在的我不会觉得不同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差异有那么大。一如德兰修女所言:‘我们只是被抛入海中的石子,激起些涟漪。’放一个橘子,但这个小小的服务动作,也可以激起一圈涟漪，可以是许多事情的开端,不是吗？
尼格写道：“德兰修女说,我们在全球各地的仁爱之家都免费提供别人赠予的东西。我觉得这真是美好。我在伦敦的庇护所工作时，许多驻留这里的人问我:‘我们要付钱吗?’或者‘政府会出钱吗？’‘这一切为什么都是免费的?’我就回答他们:“因为这都是别人免费提供的，那真是一段极其美妙的体验，我想我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开始真切地了解到其中的奥妙。”
这都是一些短期义工的经历和体验。还有一些长期义工,他们长年累月地在修会工作,为那里的穷人和病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仅在加尔各答的豪拉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长期的义工组织,其成员除了一些年轻学生和普通市民外,还有医生、护士和中小学教师,他们在火车站里照料那些流浪的儿童和少年,每天都多达四十多个,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就像野人一样群居在车站里。这种毫无约束的生活常常导致一些小女孩怀孕,而婴儿就在月台上出生,警察对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以致麻木不仁了,所以,很多时候,当义工们强迫这些孩子离开火车站去上学的时候,甚至会被警察当作肇事者拘捕。而他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给这些孩子提供衣物和饮食，更主要的，是要把他们送到修会或正规学校里去接受教育，事实上,他们做到了,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流浪儿童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得到了安置。
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义工遍布全球,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德兰姆姆的仁爱事业不可能发展得这么迅速,这么蓬勃，姆姆自己也说:“如果没有义工,我们的工作将无法进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真实付出的群体,尽管在这个世界上,伪装爱是那么容易。
德兰姆姆曾说“我所要传达的有关和平的信息只有一个,那就是彼此相爱,如同上帝爱你们一样,很多义工对彼此相爱都有独特的体验:并不只是付出的一方在爱,实际上，接受的一方,也在爱,有些深感人生空虚的义工在为穷人服务的时候发现，原来人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最后获得满足的不仅是被服务者,还有他自己。
有一个叫琳达的女孩写道:“我开始哭泣,原本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付出,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我是在为自己奉献，而不是为他们，我这么做,是因为内心需要帮助,我的付出是为了心中急需治疗的事物，那是我对爱的需求。”
所以德兰姆姆，说,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依然故我的。
是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全都被改变，他们只是服侍病人,搬运尸体,但最后却全都被改变了,如果以前是空虚的，疏离的，冷漠的，那么,现在则变得充实,信任，喜悦；如果以前是恐惧的，愤恨的，自怜的,那么,现在则变得宽恕,慈爱，感激:如果以前是不安的,怀疑的,贪婪的，那么,现在则变得果断,知足，接纳,并富有创造力。总之,如果以前是自我毁灭,那么现在，当他们从仁爱传教修女会走出去的时候，则开始自我完善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义工带着心灵的贫穷和疾患而来,但当他离去的时候，却成了一个健康完整且身心明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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