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俊为
时至今日,传统戏曲依然高唱时尚化的主旋律。一连四届的中国京剧艺术节, 始终是大批时尚新戏唱主角, 传统戏只能作陪衬。除第四届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武戏擂台赛”, 传统戏一直连参赛资格也没有。各种奖励机制也无不偏向于所谓创新。然而, 创新、时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经济效益吗? ——如今哪个京剧院团不需要国家补贴?
文化繁荣吗? ——看看京、津、沪三个戏剧重镇还剩几个剧场就明白了。
艺术当然要允许探索, 但是探索了近百年, 其结果是每况愈下, 恐怕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外部环境, 而不反思这种探索本身。同样面临现代大众文化的冲击, 为什么西方的古典歌剧、交响乐、芭蕾舞…… 没有像京剧那样因资源流失、大失水准而严重衰退呢?
再从实践的层面来说, 改良、改革、时尚化既然作为一种拯救旧戏的“济世良方” , 却把传统的昆曲、京戏搞得奄奄一息, 不得不依赖政府的扶植才勉强生存, 就理应先“叫停” 。
当然, 我说的“叫停”不是要用行政命令简单的禁止创新, 而是要政府通过扶植政策和市场检验的杠杆来进行合理调节。
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下, 无论是传统老戏, 还是时尚新戏都是没有完整的市场生存能力的。我不知道现在哪一个院团能够完全离开了国家的资金投入而生存。这并不奇怪, 京剧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 政府投资扶植是完全应当的, 只是政府的资金投入应当考虑投资安全和投资回报。我说的回报, 不是指演出一定要收回多少资金, 而是指政府通过这种投资所实现的文化价值。目前政府对京戏、昆曲的扶植投资, 主要是在时尚新戏, 可以说这是一种极端高风险、高损耗的投资。数十年来, 政府在京剧以及昆曲等古典戏曲上投入了多少巨资(如今一出戏投资200 万, 媒体居然赞誉是“小成本”), 排演了多少新戏? 不讲能否传诸后世,就是今天在舞台上还能演出的又有几出? 既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时尚新戏并不能改变传统戏曲严重衰退的局面, 这种投资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其实, 对时尚新戏过度投资的高损耗还不止在于大批新戏的存活率极低, 它更大的损耗还在于挤压了真正有价值的传统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造成了传统艺术资源的严重流失。
政府文化投资的方向实际上也体现文化政策的取向。今天, 谁都会说“京剧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 然而, 使京剧成为“瑰宝”的究竟是什么? 是《空城计》、《文昭关》、《宇宙锋》、《四郎探母》、《挑华车》、《锁五龙》…… 这些经过几代艺术家千锤百炼, 承载着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统戏, 还是如今那些争新斗奇, 满是新观念、甚至新名词的时尚新戏? 我想, 两者之间谁有投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外国政府或许会投资扶植交响乐、芭蕾舞, 大概不会去投资实验戏剧, 去投资摇滚芭蕾《罗密欧与朱丽叶》。可是, 多年来对时尚新戏连续不断的大投人不仅自然减少了对传统戏挖掘、整理、演出的投入, 减少了对演员传统技艺的培训, 如今传统剧目失传, 传统表演艺术退化早已成为京剧、昆曲的严重问题, 却始终得不到切实有力的纠正; 而且, 由于新编戏的速朽招致诸多批评, 为此一些政府主办的评奖活动和艺术节, 强调新编戏要有市场, 有观众, 规定必须演出满若干场方有评奖资格, 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恶性循环。许多剧团为挤入评奖圈, 不惜工本凑场次, 不仅加大了投资成本, 而且进一步挤占了传统戏的学习、排练和演出机会, 对传统京剧而言, 更是雪上加霜。
许多新戏的倡导者都强调自己是继承了前辈艺术大师的革新精神, 这里且不说大师们的一生既有大胆的尝试, 也有深入的反思;他们的改革既有迈两步, 也有退一步, 绝不可能不论成败, 一味创新。其中原因就在于没有政府能不计回报为他们的创新买单。他们的新戏都是经受了市场考验才能存活的。周信芳在五六十年代就说过: “现在有的是公家撑腰, 不愁活命, 无后顾之忧, 也不在唱腔唱段上塑造人物, 都在情节上追求热闹解气的效果, 不去追求艺术上的怡神效果。这是为什么? 其出发点是什么? 其动机是什么? ”
如今的新戏创作者, 大都自视甚高。舆论一批评他们的作品背离了传统戏曲的精神或规律, 他们往往把自己打扮成京剧的“救世主” , 声称他们是为京剧寻求“生路”。既然号称是适应时代, 是为京剧求生存, 那么就应该完全走向市场。反之, 不能在市场上存活, 与传统戏一样需要政府投资, 怎么证明你的创新是适应了时代, 是有生命力的呢? 故宫因为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由政府投资保护, 而新造一幢商务楼也让政府花钱保护, 造它干什么呢?
因此, 我认为政府文化部门应当调整对京剧的投资方向:
传统戏因为它举世公认的文化艺术价值和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政府应当实行政策倾斜, 重点投资保护, 加速抢救;
创新实验因为其艺术价值之不确定, 应当自负盈亏, 自生自灭, 对于真正有市场,有价值的新戏, 政府可以奖励。如此则京剧幸甚! 纳税人幸甚!
中华戏曲 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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