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回想起旧社会里那些所谓捧角家的心态和行动，真是难描难画，既可以说热情真挚，极为难得，也可以说太痴太狂，甚至轻浮、无聊。例如有人曾给年轻美貌的女演员上封号为“文艳亲王”、“琴艳亲王”等等，扎起彩匾，雇了乐队，招摇过市地直送到戏馆里去。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内务总长程克，为了捧旦角朱琴心，特地给他买下了北京的天乐园戏院，由他组班演出。
朱琴心旗装
由爱好戏曲艺术进步成为戏迷，这是正常现象，由戏迷而更进一步，成为捧角家，那就属于稀有现象了。这种现象是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而非出于演员们的意愿，他（她）们要反对、劝阻也办不到。
捧角家出现和活跃的时期，主要是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中，前后仅二三十年。对象则为男女旦角和少数著名老生演员。
张文艳便装照片
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比较幸运，很少有捧角家去缠扰他。最关心程的是清贫耿介的老学者罗瘿公，罗对程既是恩师，又是知音。程砚秋早年身世凄凉，困顿不堪。罗先生既教他读书明理，洁身自爱，又多方告贷，凑起一笔钱帮助程从他的师傅荣蝶仙那里赎回了人身自由，并为程编写了《红拂传》、《青霜剑》等小本戏，使程更能充分发挥所长，终于奠定了程派表演艺术的基础。罗去世后，程哀痛逾恒，亲自为他办理丧葬，像对待父辈一样。
尚小云也是四大名旦之一，他个性刚强，对待同行极有义气，热心公益，但与外界往来不多，因此他的周围基本上也没有形成过捧角集团。
声势最大的捧角集团，要数专捧梅兰芳的梅党和捧荀慧生（早期艺名白牡丹）的白党。两党在北方的集中点是北平（今北京），在南方是上海。
《枪挑穆天王》荀慧生饰穆桂英、郑子褒饰穆瓜、舒舍予饰杨延昭、刘公鲁饰杨宗保
北平的梅党中坚冯耿光、张伯驹都是金融界的实力派，社会地位很高，在军政要人面前，说话也很起作用，对中年前的梅兰芳来说，等于是保护伞。还有一位可称前辈戏剧理论家的齐如山，曾为梅编写过《嫦娥奔月》等古装戏，还根据梅的美国之行写成《梅兰芳旅美记》一书，为后世爱好梅派表演艺术者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在上海，梅党分子比较复杂，但实用价值也不小。他们有的奔走拉拢、结好军政人员、富商巨贾，乃至租界上的流氓头目，使梅在沪演出期间，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有的罗致一些文人墨客、大小各报的编辑、记者制造舆论。
有两个人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一个是《申报》主笔赵尊岳（号叔雍)，此人是《申报》的股东之一，所以地位很特殊。平时他不常到报馆去，也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可梅兰芳每次将来上海唱戏前，《申报》的电讯、要闻、本埠新闻栏里便陆续有消息刊布了，而且都登载在极显著的地位，这些都是赵叔雍特地去报馆安排的。及至梅兰芳正式在沪登台，《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便立即会出现一个专栏，名曰《梅讯》，作者署名珍重阁主（即赵叔雍），每天登载在《自由谈》的刊名之下，异常突出。所记都是梅的交际应酬和日常生活，简直有些像封建时代朝庭近臣为皇帝所写的“起居注”。另一位是《新闻报》的副总编辑文公达，江西人，为当年教过珍妃书的名士文廷式的后代，旧文学根底很深，梅兰芳在沪演出期间，文公达写的捧场诗文也不断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出现。
李释戡、黄秋岳、赵叔雍、梅兰芳、齐如山、罗复堪之合影
无论在北平或上海，白党的声势都比较差，却也自有特色，那就是工作做得更细致深入。每次荀慧生来到上海，他的下榻处必然很快组成一个类似秘书处或办公室的“机构”，几位白党首要人物，如舒舍予（不是老舍）、杨屮屮、鄂吕弓、刘叔诒等便不召自来，天天留在那里，为荀慧生处理一切内外事务。荀慧生晚上唱完戏回去，他们必伴着他同进宵夜，那可不是为了贪图口腹，而是为了议论当天演出中的得失，并商量第二天、第三天的戏码，简直有些像今天各报编辑部每天举行的编前会议。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记得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也同来上海，还经常和弄堂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当玩“滚铜板”的游戏时，别人都用铜元，而荀令香用的却是小银元。这件事给白党中人发现了，便马上劝告荀慧生，要他注意对子女的教育，话说得很恳切，这几位朋友真不失为荀的诤友。
荀令香之《玉堂春》
荀令香成年后并没有成为败家子，白党中人与有功焉。但令香在舞台上始终未享盛名，那可是太使白党诸公泄气了。
（《戏迷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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