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浮脉非皆主表浮脉是“举之有余，按之不足”，说明脉搏显现部位表浅。李时珍认为“浮脉为阳表病居”，多数医家便一见浮脉即断之为表证。其实，“浮为阳脉”是可信的，这说明正邪相争于浅表较激烈，更多的反映是正气尚盛，所以《伤寒论》中的厥阴病都是见“微浮”脉为欲愈，这就是说“微浮”脉代表正气来复。因此，脉诊见浮脉，要分清见于何部，有力无力等情况。赵氏曾治贵州一干部达某，男，６０岁。肺癌手术后，仍咳嗽、咯痰，痰中带有血，舌质淡暗，脉弦细，初诊以培土生金法，佐以活血养阴，方用六君子汤加归芍、百合、百部、重楼、杏仁等味为丸，服药８个月。
１９８３年６月复诊，诸症俱好转，惟脉右浮大于左，并无表证存在，亦未见中空之芤象。左浮大于右可作外感医，今右浮大于左，说明病邪仍潜伏在里，但正气尚能抗邪，遂从阴虚内热论，拟养阴清肺法，药用南北沙参、玉竹、天冬、百合、甘草、炒杏仁、重楼、当归、炒桃仁、决明子、赤白第三卷５５４芍、甘草、竹沥水为丸，调治半年，迄今仍很健康。临床上还可见到，七八岁的患儿出现右大于左的浮大脉，不到一天就会发生吐泻，多数是邪陷入里。因而，不可一见浮脉即认为是表证。
（三）涩脉也主气滞“往来艰涩不畅，有如轻刀刮竹”，谓之涩脉，多主“血少”、“精伤”，亦主血瘀。但由于脉为血府，血赖气运，气不运则血必滞，所以因气滞不畅而血循缓慢致脉涩者亦不少见。如孕脉多数见滑象，但亦有见虚涩不调者，系因胞阻气滞而影响血循。因情志抑郁，或忧思过虑、或大怒血郁而影响肝之疏泄功能，亦常可见到涩脉。如韩某某，女，５４岁，有慢性肾炎病史，但因与其媳妇吵架后生气，见涩脉，细察之却有力，并伴口苦、咽干、轻度浮肿、溲黄、苔黄腻。赵氏以小柴胡汤入调气之枳壳、瓜蒌、薤白、当归等品，竟数剂而涩脉即转细弦，后以补肾清湿热而渐安。
二、略论肾病治疗中的存精与去粗《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指出了肾脏藏真阴、寓元阳、存精的作用。《素问·水热穴论》又说：“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从另一个角度又揭示了肾有分清浊、司开阖、去粗的作用。故邹澍在《神农本草经疏》的“山药”条下指出：“肾气者，固当留其精而泻其粗也。”肾脏这种正常的双重生理功能，在人体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这种双重生理功能，肾脏就能开合适度，发挥正常的气化作用，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
质言之，所谓“精”，是指肾脏所藏的元阴元阳，属于人体正气的范围。所谓“粗”，是指肾脏所管辖排泄的废物，属于邪气的范围。存精，即保养、扶持正气；去粗，即排泄、祛除邪气。这种存精与去粗的动态平衡，使人体在生命活动中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自我更新。
若在病因的作用下，这种双重作用无论哪一方的失调，或存精不足而正气亏损，或去粗无能而邪气滞留，都可能产生病变。一旦产生病变，往往虚实夹杂。尤其是肾炎一类的疾病，常常在病程的某一阶段或全过程，出现肾阴亏虚与湿热不解并见的情况。肝肾阴亏是存精不足引起的，湿热不解是去粗无能所导致。
鉴于肾脏的这一生理病理特点，就必须把握好存精与去粗这一对立而统一的矛盾。前人立肾病名方六味地黄丸，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给后人作出了典范。方中地黄滋阴补肾，生血生精；山茱萸酸能养肝益肾，涩精秘气；山药甘淡平和，补脾固肾；茯苓淡渗利湿；泽泻利水通淋；丹皮泻君相之伏热，十分切合肾病特点，成为后世脍炙人口的“三补三消”的名方。
赵氏在临床对慢性肾炎有肝肾阴虚与湿热互结并见的一类患者，根据存精去粗的原则，常选用知柏地黄汤与二至丸化裁，酌加败酱草、蒲公英、车前草、白茅根、金钱草等清热利湿之品。
湿热过盛者，可去地黄。伴有气血瘀滞者，常配以当归、丹参、赤白芍、泽兰、益母草。瘀重者用桃仁、红花等平和祛瘀之品。若阴损及阳，可加仙灵脾、仙茅、枸杞子、肉苁蓉、鹿角霜等补命门火而不燥之品。伴有湿浊上泛者，合以温胆汤。总宜权衡邪正，存精与去粗恰当，做到祛邪不伤正，清利不伤阴，滋阴不助湿，补阳而不燥。
中医历来强调：“谨察阴阳之所在，以平为期”，治疗肾病也同样如此。肾病的病理变化往往虚实夹杂，赵氏在临床中观察，尤其是肾阴虚合并湿热下注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医者细审病机，察其同异，正确运用存精与去粗的具体方法，才能使之归平衡而治愈疾病。
第三卷５５５三、漫活治郁与疏肝朱丹溪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又云：“郁者，结滞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六气著人，皆可致郁。然细考临床所见，因七情而致郁者居多，七情过极，首害气机。《素问·举痛论》云：“余知百病皆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所以说，六郁之中，气郁为先，气滞则血瘀，气郁则化火，气滞则湿不化。湿滞则蕴结为痰，气机不利，饮食亦不得运化……。六者相因为病，多有兼夹，初在气分，久延血分，初起多实，久则伤气耗血，传为郁劳，沉疴。
肝主疏泄，恶抑郁而喜畅达。所谓“疏泄”，即是肝脏通过调节气血的运行而实现的对机体的精神情志、饮食的运化、水液代谢等诸种生理活动的燮理作用。《素问·奇病论》：“夫肝者，中之将，取决于胆”，故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气化，都必借肝胆春升之气的鼓舞疏泄，方可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相反，若七情过极，气机郁滞，首先受到损害的是肝胆的疏泄机能，因木郁而致其它各脏气机之郁。据临证所见，肝气郁于本经，则胸胁满而痛，喜太息；肝郁乘脾，则脾运不健，中满少食，呕恶痛泻；肝郁侮肺，则咳逆喘息；肝气冲心，则惊悸怔忡，胸痹心痛；肝病及肾，则封藏、施泄失度，而见淋闭不通，遗精阳痿、月事不调诸证。是故赵氏认为：木郁是五郁之首；气郁乃六郁之始；肝郁为诸郁之主。
由于气郁为六郁之始，肝郁为诸郁之主，肝主疏泄，取决于胆。故治郁必须以疏利肝胆气机为主，即顺其达畅之性，伸其郁、开其结、行其气、化其血，俾春气升而万物化矣。且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最宜苦泄而凉润，大忌燥涩呆补，故赵氏在临床上常选用小柴胡、逍遥散两方，灵活化裁，或气血兼顾，或寒热并用，或攻补兼施，或调理肝脾，或和降胆胃……从而达到和解内外、交通上下、疏瀹气血之目的。方虽寻常，往往以平淡制胜，此正“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散”之意也。
小柴胡汤乃和解少阳的主方，素称和方之祖。后世之逍遥散、柴胡疏肝散、柴平汤等和解之剂，皆遵本方之义衍化而成。
少阳之脉历三焦、布胸胁而属胆络肝，柴胡证虽病属胆与三焦，但由于其经脉的络属关系，以及其主持枢机的生理功能，而使其病理变化得以波及阴阳、表里、上下、内外，且具有发作有时，病情多变的临床特点。观《伤寒论》小柴胡汤证的“或然证”甚多，这不仅说明本方证之复杂多变性，同时也证明本方治疗效用之广泛性。
赵氏将本方加减活用，取其调肝胆、和胃气、谐营卫、行气血、畅三焦气机、通表里上下之功，治疗“热入血室”、“不饥不食”（胃神经官能症）、“气郁胃反”、顽固性呕吐（神经呕吐、妊娠呕吐）、“癃闭”（泌尿系统感染、肾盂肾炎及慢性肾衰）等症，皆获得满意的疗效。
如曾治石家庄某少女，因在校考试成绩不佳，教师当众批评，羞愧莫及，遂患气郁胃反之症，凡朝食之物，暮皆徐徐吐出，吐尽乃止。当地某中医以柴胡疏肝散投之获效。然停药则复作如故，因来京求治。赵氏据其病史、脉症，改用小柴胡汤合旋复代赭汤加吴茱梁治愈。据赵氏临证体会，柴胡入少阳而升清，吴茱萸行厥阴以降浊，二者升降相因，激荡溃邪，然服后出现第三卷５５６一过性不适，必须事先告诉病家。
逍遥散乃小柴胡汤变化方，功主理肝脾而调气血。本方遵“木郁达之”之旨，疏肝解郁以条达气机，养血和营以柔肝缓急，更伍益脾健运之品，培土以御木侮。气血兼顾，肝脾同治，组配缜密，义理环周，补历代推为解郁诸方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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