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制暴，拉美人民最后的选择？

文章转自公众号：海国图智研究院

原标题：【拉美观察】平民如何抵抗暴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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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尼尔·齐祖姆博·科伦多现任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育中心（CIDE）禁毒政策项目组的助理教授以及范德堡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其研究方向为暴力、歧视与腐败的政治心理学。此外，他还担任经济研究与教育中心社科实验单位(UECS)主任。同时，他也是纵向研究、实验和调查项目组(PANEL)的主要研究员，并常与拉丁美洲民意调查项目组(LAPOP)合作。

Abstract

过去十年间，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安全危机。为了应对危机，有些人向邻居寻求帮助，试图建立稳定或临时的组织机构以预防犯罪。虽然并非所有尝试都取得了成功，但那些有所成效的尝试则对犯罪嫌疑人、对犯罪行为视若无睹的无辜旁观者和未能充分履职的警务人员自身的权利、生命和生计构成了威胁。

在本文中，笔者提出，当公民不信任执法部门干预的有效性时，他们对邻居的信任可能会转变为向社区内的邻里寻求帮助，从而让自己免遭犯罪行为的侵害。近年来，公民与邻居联手打击犯罪，这些尝试已经对墨西哥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能力提出了挑战。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在社会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说明了当公民与国家之间出现了严重隔阂时，公民便会转向寻找那些能潜在地替代国家履能的其他角色(在本文中即为居民本身所在社区团体)。

墨西哥的反犯罪组织

在市中心，市民们与社区成员联手，非法封锁街道，设置一些威胁警示标志，并开始监视邻居。近年来，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也开始向他们的邻居寻求帮助，以暴制暴地反击犯罪嫌疑人和警察。

在农村地区，公民联合社区设立了“守夜人”制度、公民自主管理的社区武装力量以及其他公民自卫组织，试图直接打击罪犯。切兰镇的居民因担忧小镇附近的森林砍伐，便联合社区居民，暴力对抗每天途径该镇的非法伐木工。不久后，他们成立了社区警察，并废黜了市政机构下属的民选当局。

然而，大多数反犯罪组织诞生之初都规模很小，看似无害，属于公民在社区帮助下打击犯罪的个人行为。因此，对待不同的反犯罪团体应有细微的差别，但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公民会为保护自己会更倾向于向社区求助，免遭犯罪行为的侵害。

反犯罪组织起源

第一种观点认为，反犯罪行为组织是群体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指出，种族、政治、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公民更有可能与群体内成员联合，共同应对群体外成员的威胁。

第二派学者认为，反犯罪组织的建立制度竞争的一种表现，即特定社会中存在的不同规范、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国家统治阶级法律体系所遵循的理念之间的冲突。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非法采用私刑是对犯罪和不安全感的直接反馈。塞利格森认为，对犯罪的恐惧会削弱公民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并可能使他们更加支持非法使用私刑。

反犯罪运动的风险与机遇分析

必须指出的是，反犯罪行动最大的风险与机遇均为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其风险与机遇取决于公民能否成功地打击犯罪而不受惩罚。团结社区有效打击犯罪的公民可能会从惩罚罪犯中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如果公民能够成功地打击罪犯，他们不仅能拿回失去的收入和财产，而且进一步，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威慑力。这样来看，如果能够成功打击犯罪行为，公民可以在其中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利益。

相比之下，那些在反犯罪运动中失败的人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首先，未能直接成功打击犯罪的公民可能会无意中增加犯罪行为未来的危害。其次，参加反犯罪运动的人也可能会遭受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创伤。最后，考虑到许多形式的反犯罪运动是非法的，因此即使成功地打击了犯罪，这些运动也可能导致官方重复执法或受到法律制裁。

总而言之，反犯罪运动大部分的风险与机遇都在于公民能否有效地打击犯罪行为而免受惩罚。而这一结果若想要实现，同样依赖于其他成员的行为，因此公民对他人的看法，是其是否愿意参与反犯罪运动的潜在决定因素。

对邻居的信任及反犯罪运动尝试

个人愿意从与他人协力打击犯罪以便中获益的原因之一是，她认为她的社区团结一心，值得信任。首先，联系紧密和团结一心的社区为公民提供了调动资源和信息的社会脚手架。那些觉得自己的社区强大而团结的公民可能会认为，他们与他人携手打击犯罪的消息会迅速传播开来，并与邻居产生共鸣。

其次，值得信任的邻居更有可能与亲社会人物互动。因此，当公民认为他们的邻居是值得信任的，通过与邻居开展有效合作，他们有可能从中获得积极情绪。

许多研究认为社区信任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决定因素。认为他人更值得信赖的公民更有可能诉诸集体来解决问题，不排斥“搭便车”行为，更相信他们将从集体行为中获益。社会信任是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动机，但根据具体情况，社会信任则可能对社会乃至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

国家的调节作用：基于相互信任的假设前提

毫无疑问，当公民认为当局值得信任时，便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委权于当局。因为求助于执法当局比亲自打击罪犯的成本和风险更低，而其他条件又不受影响，随着警察有效干预的可能性增加，公民自己执法的相对效用就降低了。

研究发现，谈及公民是否愿意支持严厉的反犯罪处罚、举报犯罪行为、支持并与执法当局合作打击和预防犯罪，公民对国家行政当局的信任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对执法当局的不信任似乎使公民更有可能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社会正义。因此，笔者认为信任这一要素在两个层面上说明了公民参与打击犯罪组织的意愿。首先，对执法的不信任为公民考虑其他刑事司法途径提供了条件。其次，对其所处社区的信任，则会使公民更有可能向邻居求助，借助社区邻里力量，直接反击犯罪行为。

结论

为了帮助理解反犯罪组织，本文通过实证调查，探究“个人向邻居寻求帮助以保护自己不受犯罪侵害”的可能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民参与反犯罪组织的可能性受到他们对邻居的评价的影响。进一步地，笔者认为，在公民不信任执法机构的情况下，这一评价的影响程度会加深。

诚然，许多代替国家行使职能的社区行为是预防性的，无害的，甚至有些完全被忽视了。然而，公民自保的方式有时会变得过于活跃乃至诉诸暴力。而这不仅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还会带来巨大的反犯罪机会成本，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

本栏目系编译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重磅学术文章，如有不妥，请联系海国图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