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过去的柏拉图

——希腊语动词eimi与柏拉图的型相论

作者王晓朝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02期

转自哲学人公众号 ID: philosophs

中国哲学界在2003年有两本系统处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being问题的著作问世。[1]然而，两本书的作者均未对柏拉图作系统处理，就好像柏拉图与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似的。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 W. Emerson）说过，“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 K. Jaspers）则说“几乎所有的哲学主题都为柏拉图所涵盖，或都源自柏拉图，好像哲学始于他，也终于他一般”。这样的赞美可能有过誉之嫌，但是在being问题上，柏拉图是重要的一环，是绕不过去的。柏拉图对being的思考为整个西方哲学开启了主要的发展方向。本文试图联系柏拉图的型相论[2]，阐明柏拉图在being问题上的重要性。

一、卡恩对希腊哲学文本中的eimi的语言分析

美国学者卡恩（C. H. Kahn）对古希腊语动词eimi（是、在、真）[3]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一些中国学者的引进和介绍，推动了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尽管卡恩本人声称自己的研究目的是阐明希腊文动词eimi的日常用法和意义，而不妄求为它的哲学用法和意义提供完整的说明，[4]但他对某些希腊哲学文本的语言分析（尽管很少），尤其是对柏拉图“型相论”的语言分析，还是涉及到了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借鉴。

卡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古希腊语动词to be》和论文《动词“to be”与being概念研究之回顾》。由于卡恩的研究重点不是处理希腊哲学文本中的eimi，所以他的专著仅在有限的几处（pp. 46f, 74n, 340n, 369, 416f）提到柏拉图。而他的这篇论文仍旧以介绍他在专著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为主，仅在第三部分“to be 的早期哲学用法”中小试牛刀，运用他的研究成果分析希腊哲学文本。[5]

卡恩在这一部分首先概述他的考察成果。他说：“我的语言学考察所得出的结果是勾画出einai基础性作用，它作为系动词，同时也作为表示状态和位置的动词，表示位置的价值和表示持续状态的价值刻划了它的特点。在非系词用法中，我呼吁人们注意关于真和事实的表真表达，同时我坚持认为，早期的表存在用法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与特定的位置和谓词语境密切相关。因此，表存在的类型1和类型2在荷马的著作中可得到验证，而类型3朴素的‘绝对’用法，其中einai单独用作存在谓词，却在前5世纪渺无踪影，只见于后来的哲学语境和智者思潮影响下的语境。我的建议是，为了理解早期哲学用法，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里，表真观念（事情是否是P）被证明远比存在观念（是否有X这种东西）重要得多，尽管这两种观念都是有的。”[6]

接下去，卡恩有选择地对一些希腊哲学文本进行分析，他提到的希腊哲学家有普罗泰戈拉、麦里梭、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卡恩的考察中，这五位哲学家似乎构成了einai的系词用法向einai的存在用法转换的若干环节。[7]卡恩无意从einai的多重含义中排斥存在含义，而是主张在这些哲学家的文本中，“存在都是being概念中附属的而非基本的成分”。[8]

卡恩首先引用了普罗泰戈拉的两段残篇和麦里梭的一段残篇。他指出，在这一时期“新的纯粹表存在的准技术性用法”出现了。[9]在语义的理解和翻译上，卡恩明确地指出，普罗泰戈拉“论神在”的那个例句中的einai可以适当地译为“exist”（存在），而普罗泰戈拉论人的那个例句中的einai则和取自麦里梭残篇的例句一样呈现出“表真的语义和表存在的语义相互交织”。[10]在分析完了这三个例子后，卡恩说：“表存在的类型3在用法上的不稳定，不但是早期文本的特点，即便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屡见不鲜。一方面，毫无疑问，无论对麦里梭还是普罗泰戈拉，乃至所有后来的希腊作家说，独立使用的esti能够意谓exists或there is such a thing；另一方面，exti所执行的功能如此之多，其作为系词的角色如此优越，以至于除了某些特殊的语境如神和神灵的存在之外，几乎不存在对其固定的存在涵义的系统性依赖。”[11]

卡恩对普罗泰戈拉和麦里梭的三段残篇的分析似乎只是为他分析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德作铺垫。“我们在转向巴门尼德之前已经作了这么多解释，目的是提醒表真用法比表存在用法更适于对论证的把握，虽然为了获得完整的解释，二者和系词结构一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卡恩对巴门尼德残篇的分析相当详细，但仍旧没有从巴门尼德的残篇中驱逐存在概念。他说：“存在概念（或einai表示exist的用法）必须包括在我们对巴门尼德论证的解释中，因为what is (to on) 一方面与nothing相对照，另一方面也与生成（genesis）和毁灭（olethros）相对照。”[12] “在巴门尼德的being概念的这些其他属性中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属性无疑依赖于系词用法（being是不变的，因为如果它是F，那么任何F都决不会成为非F而又不成为not-being），有些属性则反映了上面具体说明过的存在用法：如果being在，那么它不是无；如果它是未经生成的，那么它已经在那里；如果它是不灭亡的，那么它会持续下去。”[13]

关于柏拉图对话中的esti的哲学用法，卡恩声称自己做过详细考察，“这里仅仅列举我对柏拉图的本体论词汇的主要结论，涉及柏拉图型相理论中的主要的和成熟的论述。”[14]他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四条：

第一，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einai的第一个哲学用法与苏格拉底式的定义（X.是什么）相联。“在这样的语境中，这个动词在句法上是系词，但在逻辑或认识论上则被所用的语境加强，而成为所谓的定义性的系词或者表示‘什么’的‘是’，旨在确定所探求的事物的真的、专有的、深层的或本质的本性。”[15]

第二，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吕西斯篇》中，“从定义性的系词中产生出更加专门的用法”，“定义性的系词被用作所讨论的概念的专名”，“系词的表真功能得到加强”（X是真的），“引入了实在与表象之间的对比”，使这种用法具有了形而上学的重要性。[16]

第三，在柏拉图的中期对话《会饮篇》中，柏拉图用which is (ho estin) 指称‘美’的型相（Form），“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新的学说（或新的构造），柏拉图为他的样品型相‘美’提供了确定的本体论状态”，“在这一语境中，分词on既表存在（它永远存在），亦用作系词（它并非一方面美，一方面丑）。”[17]

第四，在《斐多篇》和《国家篇》中，柏拉图的型相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发展，einai的哲学用法更加多样化。“to on的表真含义，可以粗略地用作truth的同义词，在两部对话中关于型相的最初表述中占主导地位”，“to on和ta onta与aletheia和to alethes一起出现，用来表示‘真正的实在’（true reality）”，“to on用作知识的对象，这种用法再次表达了它们的本体论状态”，“《国家篇》（507B7）使用同样的指称把型相再次引入认识论的核心段落：美本身、善本身，以及其他独一无二的实体，‘它们中的每一个我们都称之为What it is（ho estin）’。”“随着他的系词用法的发展，即型相与特殊者的并列指称，柏拉图开启了一条通往对谓词和to be的不同用法的哲学分析之路”。总之，“不是存在——它至多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而是to be 的另一种用法给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一个哲学的起点：esti和on的表真用法，其对象则是一个真判断必须传达的‘事实’。因此，希腊的Being概念起源于素朴的、前哲学的‘实在’概念，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论它是什么——只要它使某些陈述为真而另外一些为假，某些意见正确而另外一些虚妄。”[18]

卡恩处理希腊哲学文本的主要结论如上所述。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有重要启发作用。卡恩强调了eimi的三种基本用法，强调三种用法中系词用法的核心地位，并将这一成果用于分析希腊哲学文本。他一方面高度强调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这三种基本用法，就其相互关系确定了一套问题而言，共同构成了古典本体论的核心，就其也要处理谓词、存在和真而言，它也构成了当代本体论的核心。”[19]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主张西方学者必须用be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来对应翻译希腊语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更没有说用exist来翻译eimi就是错误的。正好相反，他非常强调eimi的哲学用法和含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语境分析eimi及其各种变化形式和语法结构的含义，以便正确的理解和翻译。这就是笔者读了卡恩的论文以后所受的启发。

二、柏拉图的本体论框架

经过多年的学术研讨，本体论（ontoloty）这个术语与希腊文eimi的关联已为中国学者熟知，在此不必多言。卡恩式的语言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本体论的由来，但却不能代替我们对希腊哲学本体论思想的理解。换言之，我们弄明白了eimi及其三重含义（是/在/真），不等于把握住了希腊哲学家的本体论思想。我们下面参考卡恩的研究成果，解释柏拉图本体论的构成。

在《斐多篇》中，主要对话人苏格拉底指出：“我们应当假定有两类事物，一类可见，一类不可见”。（《斐多篇》79A）[20]这句话可以视为柏拉图本体论的基本预设。句中“事物”一词的希腊原文是to on（being），[21]源于希腊文动词eimi（be）。要想理解柏拉图在这里说的两类事物的具体含义，我们需要把握这句话的具体语境。

柏拉图在这里所说的事物是指人的认识对象。“我们讲的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当然是对人的性质而言。”（《斐多篇》79A）柏拉图从区分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两类事物入手，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所谓两个世界的话题。“我们前不久说过灵魂把身体当作工具来进行探究，无论是通过视觉、听觉，或是任何别的感官，因为使用身体包含着使用感官，这样一来，灵魂就被身体拉入多样性的领域而迷了路，在与那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接触时它感到困惑而不知所措，就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斐多篇》79C）“但当灵魂自我反省的时候，它穿越多样性而进入纯粹、永久、不朽、不变的领域，这些事物与灵魂的本性是相近的，灵魂一旦获得了独立，摆脱了障碍，它就不再迷路，而是通过接触那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在绝对、永久、单一的王国里停留。”（《斐多篇》79D）苏格拉底谈论自己心灵转向的那段话也可作为佐证。“年轻的时候，我对那门被称作自然科学的学问有着极大的热情。我想，要是能知道每一事物产生、灭亡或持续的原因那就好了。”然而，“在对研究自然感到精疲力尽以后，我想一定要提防一种危险，就好像人们在观察和研究日蚀，如果不是通过水或其他同类的媒介物观察太阳反射出来的影子，而是直视太阳，那么肉眼真地会受到伤害。我感到类似情况也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担心，由于用肉眼观察对象，试图借助每一种感官去理解它们，我也有可能使自己的灵魂完全变瞎。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求助于某些理论，在探讨事物真相时使用它们。”（《斐多篇》96A）

理解了柏拉图所说的事物指人的认识对象，就可以理解他的划分标准了。这里的标准是感官，是肉眼，因此这个分类在这里是清楚的，不会带来混乱。柏拉图的两类事物以及由两类事物组成的两个世界都是实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非存在（me on, non-being）。从他的具体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所说的两类事物，一类指的是“型”或“相”，如美本身、大本身、善本身，另一类指的是具体事物，如人、马、衣服。这两类存在之间有着一系列对立的特征或性质：前者是纯粹的、永久的、不朽的、不变的、绝对的、单一的；后者是不纯粹的、短暂的、可朽的、变化的、相对的、复合的。但是在理解这些事物的对立特征时我们千万不可误认为柏拉图想要否认这些具体事物的存在。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具体事物的存在也是存在，但它们既非实在的唯一部分，亦非实在的最佳部分，而构成实在的那些型或相才是纯粹的，永存的，始终同一的。他的目的是区分这两类实在的真实程度，而不是区分存在与非存在。

在讨论两类存在者的时候，美本身和美的事物被苏格拉底作为例证来引用。面对“事物为什么是美的”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做出的回答是：“某事物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绝对的美出现于它之上或者该事物与绝对的美有某种联系，而无论这种联系方式是什么。”“依靠美本身，美的事物才成为美的。”（《斐多篇》100D）这是最典型的两类存在者，美本身是本体，美的事物由于依靠美本身才成为美的。美本身是存在的，美的事物也是存在的。但美本身与美的事物的区别不同于美的事物之间的区别，美本身处在与美的具体事物不同的层次和序列上。在这里美本身、大本身等等被强调定位于“存在”（existing），但与那些分有它的事物的存在不处于同一层次，而是具有一个不同的序列。它是被柏拉图经常称作“真正的实在”（ontos on, aletheia）的存在，而不是那些不完善的仅具有部分意义的存在。

“简单”（aplos）是柏拉图判断事物优劣的标准，但这个希腊词也有“清晰”和“绝对”的意思。于是乎，单一的事物比复合的事物优秀，始终存在的东西比流逝的东西要好，不朽的事物比可灭的事物优越，稳定的存在比流变的存在更基本，绝对的存在比相对的存在更原初。物体的存在是一种实在，但这类实在既不能独立自存，也不能依据它本身被认识或被解释。具体事物的存在依赖于其他更加优越的存在。这类实在确实“存在”，但可以看出它的存在依赖于前者。因为不纯粹的、短暂的、可朽的、变化的、相对的、复合的存在依赖于纯粹的、永久的、不朽的、不变的、绝对的、单一的存在。后者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被称作“基本的”，在事物生成的秩序上被称作最高的，而在存在的程度上被认为超过其他存在。这就是柏拉图本体论预设的初步展开。在此意义上，柏拉图的本体论是一元论的，而非二元论的。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本体论预设在《国家篇》中得到一系列的运用，两类存在者又有了“部分的存在”与“完全的存在”的区分。在柏拉图那里，“存在”与“不存在”是一个基本的分野，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皆可归于“部分的存在”。他在第五卷中提到“部分的存在”作为介于存在与不存在（me on）二者之间的东西（metaxu）。（《国家篇》5.478D-E）对话人苏格拉底争辩说，较低形式的认识所涉及的不是完全的存在或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对我们感官的显现，但不管怎么说它是某物。如果某物根本不存在，那么它就不能被感知，只是一个“不存在”。但尽管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存在，但它无论如何拥有一份“存在”。它必然是存在与不存在的混合，是一种居间的东西。柏拉图屡次否认人的经验的可靠性，这些东西是变易的事物（gignomena），但他显然并不因此而否认它们具有任何种类的存在。

什么是仅具有部分意义的存在？苏格拉底说：“如果有什么事物显得既存在又不存在，那么它就处于完全的存在与完全的非存在之间，这种事物位于绝对、纯粹的存在和绝对的非存在之间，与之相关联的功能既非知识，亦非无知，而是那个在无知和知识之间似乎拥有一席之地的功能。”“我们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发现这个分有二者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既不能把它确定为绝对纯粹的存在，又不能把它确定为纯粹的不存在，所以我们要是能够正确地发现它，就可以公正地称之为可以对之产生意见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位于两端的东西与两端相联，把介于两端之间的东西与两端之间相联。”（《国家篇》5.478D-E）他的意思很清楚，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不可能成为被感知和察觉，这样的事物只是“非存在”。可被感知和察觉的事物必定拥有某种存在性，尽管这种存在不是充分和完整意义上的存在。它必定是存在与非存在的混合，是一种中间形态的东西。完全意义上的存在被柏拉图称作“真正的存在”（ontos on, aletheia），而其他不完善的存在是只具有部分意义的存在。二者的区别就在这里。

柏拉图在《国家篇》第五卷中解释什么是哲学家。面对“你心目中的真正的哲学家是哪些人”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回答说：“那些喜爱观看（theasthai）真正的实在的人。”（《国家篇》475E）这句话常被理解为“那些喜欢沉思真理的人”。对希腊人来说观看有两种：一种是用肉眼观看；一种是用心灵之眼观看。理解为沉思就忽略了观看的意思。这里的关键是看的对象。看实在本身的是哲学家，而看其他存在的是非哲学家，这个区别就是这样得出来的。那些只爱好具体事物如美的声调、色彩、形状等等的人，只有意见并无知识，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只有那些认识美自身而且能将美自身和美的具体事物区分开来不互相混淆的人才是有知识的人，才是哲学家。（《国家篇》476A-D）

柏拉图从本体和认识的角度把两个世界划分开来：一方面是真正的“相”的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是真理，是真相；另一方面是介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现象界，是意见的对象。“哲学家能够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在多种多样的众多事物中迷失方向的人不是哲学家”。（《国家篇》484B）普通人通常以为“眼见为实”，而在柏拉图那里恰恰是肉眼所见到的不为实，也不为真，心灵所见到的方为实，方为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说：“如果有人认识许多美丽的事物，但他既不认识美本身，又不能追随他人的引导去认识美本身，那么你认为他的一生是在做梦还是清醒的呢？请你想想看，一个人无论是睡还是醒，只要他把相似的东西当成了事物本身，那不就等于是在梦中吗？”（《国家篇》476C）柏拉图的意思是，可见世界的事物真实程度不高，但并非不存在。它们具有某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存在，因而它们是某物，是介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事物。接下去他讨论“真相”，即超验的实在，认为这是最适合爱智者学习的东西。接下去，柏拉图用“线喻”和“穴喻”对存在做了进一步的划分，讲了各种存在者的真实程度，其标准就是存在的“真实度”。而各部分存在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从属的。

关于“两个世界”的理论是柏拉图的重要思想，“这个主题把我们直接带向柏拉图哲学的心脏”。[22] 如果要为柏拉图的本体论思想找一个能够反映其思想特征的称号，我们可以称之为“型相实在论”。“aletheia”在柏拉图那里就是具有完全意义的存在，就是“真正的存在”（ontos on）。这里的“真”指的是真正的实在，指的是“实在本身”（auto to on），它也就是某类具体事物的“型”或“相”。就其与具体事物关系来说，它们是基本的存在，或最初的存在，因为可见的事物依赖于它们的存在。真正的存在是“型”或“相”，是实在。柏拉图的本体论是一种“型相实在论”。

　三、柏拉图的本体论与后世的反形而上学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语是西方哲学的母语。古希腊哲学家创造和使用的哲学范畴至今仍是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最基本和最通用的概念，就好像现在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一样。然而，许多由希腊哲学家使用的原创性哲学词汇本身蕴涵着多种含义，为后来的使用者和诠释者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例如：始基（arche）、逻各斯（logos）、自然（physis）、习俗（nomos）、思想（noesis），等等，皆如此，不足为奇。

希腊哲学传入中国以后，从陈康先生开始，中国学者面对to on这个复杂的哲学范畴产生了种种困惑，连译名也久久不能确定。这一现象很罕见吗？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类现象并不罕见。早在希腊哲学第一次越出她的母语范围向其他民族语言传播的时候，使用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哲学家就已经面临如何理解和翻译to on这样的问题。拉丁语尽管和希腊语有着亲缘关系，也有一个相当于eimi的动词esse，可以用动词esse的各种变化形式来对译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但是为了突显estin和on的“存在”含义，他们还是创造了一个与英文exist相对应的、有词源关系的动词exsisto（等于existo）来表达“存在”。由于缺乏考证，笔者现在还说不出谁是最早使用exsisto的教父哲学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元5世纪的拉丁教父哲学家波埃修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约公元480-525年）已经使用这个动词来表达存在，具体可见他的《哲学的安慰》（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不仅处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古代西方学者会遇到类似的译名问题，而且处在以希腊文明为其源头之一的西方现代哲学处境中的西方学者也会有类似的困惑。面对希腊哲学文本，西方学者也要琢磨eimi及其变形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进而选择到底是用be还是用exist来翻译eimi。英文尽管也属印欧语系，与希腊文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的语法结构并不完全相同。比如，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弗拉斯托就抱怨说：“从希腊文的‘是’（esti）我们直接得到分词on，得到名词ousia，得到副词ontos。从英文的‘是’（is），我们所能直接得到的是分词being，但得不到名词或副词。我们不能说‘beingness’或‘beingly’，而不得不转为‘reality’和‘really’。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出自同一词干的动词：我们不能说‘Socrates reals a man’或‘Socrates reals wise’，除非我们想要开始一场过于热烈的语言游戏，就像黑格尔主义者或海德格尔主义者那样。如果我们想要说英语，我们将不得不把这四个有着密切关系的希腊词分成两个词源上互不相关的小组，从第一组中得到我们的动词，而从第二组中得到我们的名词和副词（还有较为少用的形容词，‘real’）。这样做并不艰难，但却使在希腊人的眼中视为跳跃的地方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谓‘real’和‘reality’只不过是‘to be’的形容词和名词形式，而‘is’又转过来代表‘real’和‘reality’的动词形式。”[23]卡恩自己也说过：“当然，这也蕴含着exist在英语中也是一个复合的、第二序列的谓词，而不是一个原初的动词。对‘电子存在’或‘独角兽不存在’所作的句法分析在原则上与希腊语句中的类型六相同。然而，这一事实在英语和其他现代语言中也是模糊的。”[24]

西方学者的这种困惑提醒我们，对eimi的语词和句法的逻辑分析虽然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西方本体论的源起与发展，但不是我们选择译名和理解西方本体论思想的惟一依据。在不明白eimi一词多义的情况下选择“在”或“存在”来翻译它固然会遮蔽它的 “是”与“真”的含义，但在柏拉图这样的已经用eimi及其变化形式来“表在”和“表真”的哲学家那里选用“是”来做为译名，同样也会遮蔽它的“在”或“真”的含义。西方学者的这种困惑同时也表明，语言分析是哲学思维的前奏，概念反思才是真正的哲学。仅对概念作反思会显得空洞与抽象，有了语言分析作铺垫，概念的历史性回顾和反思才会丰满和坚实。

在哲学高度分化与发展的今天，无论有多少现代哲学家拒斥形而上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仍旧是本体论（ontology）或形而上学（metaphysics）。[25]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是西方反形而上学者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

柏拉图传统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巴雷特（W. Barrett）指出：“这个传统总是力图把存在看作本质的摹本、赝品、分有，甚至是它的降格或堕落。”[26]当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以反对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为要旨，但他们最终摆脱了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束缚了吗？“罗素已经大大改变了柏拉图的语言，但是他们的思想路线却完全一致。柏拉图说，存在就是成为理念或本质的摹本或相似物，个别事物的存在视它们实现或‘满足’型相原型的程度而定。罗素说，存在就是满足一个命题函项，恰如一个数字可以满足一个既定方程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存在都被理解为由本质派生、推演出来的。存在者由于本质而存在。” [27]

现代西方哲学家对being概念的讨论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第一，关于虚构的物体、对象、客体的存在我们能说些什么，比如人头马、龙、飞马，等等；第二，关于抽象物体的存在我们能说些什么，比如性质、关系、数，等等。第三，我们应该如何言说还没有开始存在的对象或已经停止存在的对象。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诱导哲学家们思考存在的等级、方式，谈论用恰当的语词表述不同类别、不同性质、不同的存在。然而， “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把我们的语言装备起来，使‘存在’能够或者不能够成为一个可允许的谓词；至关紧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存在：我们是来公正地把它看作一个原始的和不可还原的事实呢，还是不知怎么地把它变成本质的一个鬼影般的替身。” [28]

柏拉图传统的影响是巨大的。柏拉图的本体论之所以能发挥长远的影响不在于他提出了“型”和“相”这样的本体，而在于他确定了一个求真和求实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有时空限制的在者都不是本质，驱除了时空的限制方能达到本质。“诚然，现在分析哲学家，因为他们是反形而上学派，——没有任何柏拉图式的本质王国。但是柏拉图主义——作为这样的基本思维模式，总是不得不认为本质高于存在——可能大肆张扬地从前门被赶走，然后又被蹑手蹑脚步地悄悄从后门溜了回来。”[29] “很清楚，柏拉图的假设在下述意义上是批驳不倒的，即一个建构一旦实现了，那末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总可以说它在可能性的王国内是已经永恒地预先确定了的；当然，可能性的王国是被看成为一个静止的和已完成的整体的。但是，由于这个建构是我们达到这样一个理念的宇宙的唯一途径，所以这种建构是自足的，无需把建构成的产物看成是实在的。”[30]只要我们像柏拉图的“型相论”一样设定一切“存在者”均有真实程度之别，并将最真实的“存在者”规定为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就是柏拉图的学生。 

参考文献：

[1] 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萧诗美：《是的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即以往人们所说的“理念论”、“相论”。

[3] 希腊词eimi是动词原形，相当于英文be；它的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是esti或estin（用在后续词为元音开头时），相当于英文is；它的动词不定式是einai，相当于英文to be；它的中性分词是on，相当于英文being。

[4] 用卡恩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研究是一种“希腊ontology的语言学导论，而不是对此主题的历史性考察”。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S. Knuuttila and HIntikka ed., The Logic of Being,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Holland, 1986，p.21;cf. Preface, IX. 韩东晖译，《动词“to be”与being概念研究之回顾》，载宋继杰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本文引用该论文均由笔者自译。

[5] 卡恩在文章中提到他还撰有另一篇详细考察了柏拉图对esti的用法的论文，但没有马上写明出处，从后面的注释看，可能发表在Phronesis杂志1981年。出处待查，本文暂不涉及卡恩这篇专论柏拉图的论文。

[6]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 12.

[7]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4.

[8]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4.

[9]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2.

[10]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3.

[11]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4.

[12]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4.

[13]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7.

[14]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8.

[15]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8.

[16]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9.

[17]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9.

[18]  C.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 p.19-21.

[19]  C. H. Kahn, 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p.401-402.

[20] 本文所引柏拉图著作原文均为笔者自译，《柏拉图全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2002-2003年。

[21] 关于to on 的译名，学术界有长期的争论，本人一直认为应当根据具体语境选择适当的译名。该处的to on本人译为“事物”，因为本人感到若将其译成“是”，“是者”，“是其所是”或“所是者”，都不能表达柏拉图的原意，反而会带来理解上的困惑。

[22]  C. J. De Vogel, Rethinking Plato and Platonism, E. J., Brill, Leiden, 1988，p. 161.

[23]  G. Vlastos, Degree of Reality in Plato, N. D. Smith, ed., Plato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I, Routledge, New York, 1998，p.219.

[24]  C. H. Kahn, 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 p.316, n.

[25]  “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词源及其相互关系在学界有大量讨论，本文不涉及这个问题。

[26] 巴雷特：《存在与分析哲学家》，段德智译，《哲学译丛》1993年第1期，载宋继杰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第415页。

[27] 巴雷特：《存在与分析哲学家》，第417页。

[28] 巴雷特：《存在与分析哲学家》，第415页。

[29] 巴雷特：《存在与分析哲学家》，第421页。

[30]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