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洛姆
人可以采取重“占有”的方式或重“存在”的方式来记忆。这两种记忆形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所采取的联结方式是不同的。
如果一个人的记忆是重占有的，那他的大脑皮层的神经联结完全是机械化的，比如，通过多次的同时运用而使两句话联系起来。或者这种联结是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关系上的，比如相对的两个词、近似的概念；或者根据时间、空间、规模、颜色建立联系；或者按照一定思想体系的属性来建立这种联系。
重“存在”的记忆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借此来唤起对话语、思想、外貌、图像和音乐的回忆。在想要记忆的单一事实和与此相关联的许多其他事实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结。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结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纯逻辑上的，而是生动的。
通过思维（或感觉）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将概念互相联系起来。当一个人想找一个正确的词时，这种创造性活动便开始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疼痛”一词或“阿司匹林”一词与“头痛”联系起来，那我还没有脱离逻辑和习俗的轨道。相反，如果我把“紧张”和“生气”与“头痛”联系起来，那么也就将有关的事实与可能的原因联系起来了，我之所以想起这些原因是因为我研究过这些现象。对于这种生动的记忆来说，一个最发人深思的例子便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自由联想”。
如果一个人对存储本身没有兴趣的话，那他就会发现，为了让记忆功能正常运转，他需要有一个强烈的、直接的兴趣。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情况下，人们会突然想起一些一直以为忘了的语句。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我的记忆从来就不是特别好，但是只要我眼前浮现出我所分析过的病人和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全部个性上，我马上就能回忆起他向我讲述的梦，不管我是在四周前还是在五年前看过这位病人。而五分钟之前让我一下子想起他的梦还是不可能的。
以重“存在”的生存方式进行记忆，即唤起对曾经看到和听到过的东西的回想，使其浮现在脑海里。每个人都可以采取这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记忆，只要他努力去回想自己所见到过的面孔和景物的外貌。
面孔和景物不会马上浮现在眼前，必须重新创造它和唤起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提是，我曾经以足够的注意力观察过这张脸和景物，这样的记忆才是清晰的。当我完全成功地进行这种记忆的时候，那么我所回忆的那个人和他的脸就会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就好像真的一样。
采取一种重“占有”的方式来回忆一张脸或一种景物，其回忆的方式就像大多数人在观看照片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重占有的回忆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照片是他们记忆的基础，为的是能够再认出一个人或一处景物。他们对照片的反应往往是：“对，这就是他”，或者“对，这就是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照片是一种异化的记忆。
异化的记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把我所想要记下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只要把它写在纸上，我就占有了这个信息，我从不尝试把它记在脑子里。我对我的占有很自信，但如果我将这些记录丢失了，那也就将应该记忆的东西丢失了。我的记忆能力与我脱离，因为我的信息库（笔记）取而代之了，它成为我外化的一部分。
现代人要记住的数据非常多，没有参考书和不做笔记是不可能的。但是记忆被取代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似乎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界限。记录使我们的记忆力降低，从我们自己身上就可以充分地看到这种情形。但我仍然要举几个例子，这或许是有益的。
比如，商店里的售货员，现在对一个两位数或三位数的加法运算几乎都不是用心算，而是借助计算器。学校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老师发现，与那些相信自己能力的学生相比，把每句话都认真记下来的学生很可能对所学的东西理解得不够，记忆下来的也较少。而前者抓住了主要的东西并将其记了下来。音乐家们知道，有些乐师，如果让他们按照现成的乐谱去演奏再容易不过了，然而，在没有乐谱的情况下让他们记住音乐则比较困难。托斯卡尼（Toscanin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重“存在”的音乐家，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
在墨西哥我也曾观察到这种情况，即文盲和很少写字的人的记忆力，比工业国家中精于阅读和书写的公民的记忆力要好得多。还有许多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阅读和书写的艺术可能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总是一件好事，如果用这种艺术去读那些会使人丧失其体验能力和想象力的东西，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文 | 《占有还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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