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深入了解王阳明其人，推荐冈田武彦所著的《王阳明大传》，冈田先生于六十八岁时着手撰写，花费了二十五年心血，至九十三岁高龄方完成这本五十余万字的王阳明通俗传记。虽是写王阳明生平，实际重点放在了自宋以来儒学的绵亘变迁，以及程朱陆王各派学说的传承同异，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一本完整阐述宋明儒学和心学来龙去脉的大作。
正如史界评论，百年以降，东亚之阳明学者，未有居于冈田武彦先生之上者。数百年来，阳明学失于中国，却传承于日本，讽刺也遗憾。如今精读这本书，无疑也只能算是在学问上求助邻邦，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了。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说：“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儒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此类似。心学的最高价值，便是让自己的精神，脱离世俗伦法的约束，在日常生活中，人人皆可成圣。
冈田先生认为，阳明学是“体认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王阳明是行动圣哲，阳明学也是行动儒学，这种精神贯穿了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的行事中。儒学本来就是以实学为本，追求经世济民、追求实用，通过体认领悟、在实践中掌握学问。而王阳明在这种基础上更进一步，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也被海外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至于后话，那另当别论了）
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这不但弥补了朱陆学说的片面性，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大成者，方能成为伟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阳明堪称伟大。
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指出，王阳明的“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三变”则基本概括了王阳明的一生：少时，驰骋于辞章；后来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在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三次南征，在事功上取得建树。
而我们要说的重点，则在于“教三变”。王阳明在贵阳龙场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自安徽滁州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自江西回来后，提出致良知说，直指本体。
一、知行合一
龙场顿悟，对于王阳明本人和王阳明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便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
所谓“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我的理解中，用一句反喻更能理解，“行时，便已知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大概便是此意。只不过，相比朱子的求知之说，王阳明的重点，则落在了行上。（朱熹是基于“主知主义”的立场而提倡先知后行，王阳明则是基于“主行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爱徒徐爱，将恩师的语录结集成《传习录》，以使门人弟子能够依照此书进行学习。但王阳明却反对说，如果拘泥于此书，这反而是弊害（这和孔子不谋而合了），因此，阳明学被世人称为“实践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事上磨炼等说，都是关于实践的。
二、静坐：心学与释道差异
自安徽滁州回来后，王阳明也教授弟子“静坐”说，但这种“静坐”，却和禅学的“坐禅”，大有区别。
静坐和坐禅，在精神收敛层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在蒲团上坐禅，耽于三昧，追求死灰一般境界的行为，是发现世界，无法寻求到良心的。而王阳明提倡的静坐，则偏于发现自身，更多了一份“省察克制”的意味。
多叨一句，心学和禅学都是以心为宗的学说，是否追求“经世致用”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比如在王阳明看来，儒学的本体是“良知”，父子、君臣和夫妇这些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心学主张的，是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可佛教极力否定，主张避世。
佛教的目的是“不着相”，可是刻意为之，反而变成“着相”。儒学与佛教完全不同，儒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顺势而为之，看起来是“着相”，其实已经变成佛教所追求的“不着相”。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大概即是这个意思。
当然，王阳明在晚年时，也提出了以儒学为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论，并且认为只要修行“良知”说，道教的养生之道和佛教的超脱之道，都可自然而得，天地、见自己，佛教和道教，皆被包含于儒学之中。
三、良知和致良知
王阳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镜，他认为明镜有自净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习气的能力，所以顺其自然就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何为良知？为公为他人，即是良知，为一己之私，则不是。这种私，不仅指名利色欲，也包括所有的私心杂念。而学问之道，则在于去除私欲，寻求本心。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致知”的“知”就是良知，实现致知就必须去除蒙蔽心体的障碍，这个过程即“致良知”。
神秀有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则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将王阳明晚年时期的“致良知”说和“良知”论做比较，“良知”论时的阳明心学，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说时的阳明心学则更接近慧能的思想。
当然，这个观点，也正被后人诟病，如在黄宗羲主编的《明儒学案》里，就指责王阳明流于禅，根本不是儒学。而王阳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这一思想，也被后来的良知现成派，演化成了“只要顿悟了良知，那万事皆可”，流害无穷。
王阳明、朱熹画像
前面讲道，儒学就是以实学为本的学问，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经世济民、追求实用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反对口头上求道或者书本中求道，而是通过体认领悟而掌握。二程和朱熹，包括后来的王阳明，都从实学的立场上，对汉唐魏晋以来的训诂记诵之学和流于空虚的禅学，进行了批判——这种口耳之学，即舌尖上的学问，致力于模仿，缺乏创造力，只能夸夸其谈，对于经世济民，却无任何益处。
在这个基础上，王阳明和朱子学说，也有很多分歧。
王学源于陆学，王阳明的穷理方法和陆九渊的主张极其相似。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而朱熹与陆九渊不同，他主张的是“格物穷理”。陆九渊批评朱熹的学说是醉心于追求心外事物之理，丧失了心的主体性，陷入支离；而朱熹则批评陆九渊的学说是向内求理，流于禅学，陷入虚妄，导致弊害。
不过在宋元明时期，朱子学说始终受到官方推崇，陆学受到打压。至元代，朱子学更被指定为科举之学，迎来大繁荣，而陆学基本上处在隐藏不露的状态。直到王学的出现，陆学才得以显现。
其时，官方一般将朱熹的新本《大学》作为通本，同时，朱熹所著的《大学章句》对《大学》中的观点也进行了详解。但是，王阳明认为“新本”有误而“旧本”才是正统。他在《〈大学〉问》对朱熹所持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大学〉问》可以说是王阳明留下来的唯一著作，是将《传习录》及前面提到的《亲民堂记》中的内容集大成的作品。该书涉及王阳明晚年成熟思想的命脉，概括了王阳明的整体思想，非常重要。
陆九渊画像
王阳明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的根本都是源自儒学，但思想本质上区别很大：
1.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自然颠覆了这一理论，前已细述，不再赘述。如果套用《中庸》中的话，那么“知”就是“道问学”，“行走”就是“尊德性”，朱子学是以前者为主，而王则是以后者为主。
2.关于致良知，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是针对朱熹“格物致知”，人们下功夫去除私欲后就会得到天理，而心的作用也会自然得以体现。因此，学问并非通过格物来获得，而是去除私欲后心之天理的呈现。
3.王阳明将《大学》中的“亲民”解释为古本中的“亲近人民”之意，这正是古代明主的治国之道，只有怀着慈悲、爱民之心，才能教化、奉养人民。王阳明认为，朱熹所言之“新民”有严厉训诫百姓之意，这样会使帝王对百姓的怜爱之情减少，影响百姓的生活。王阳明并不像朱子那样重视礼法。王阳明说，礼法用来教化百姓，改变世风，是不可或缺的，但不应该盲目遵从古代礼法，礼法应当随时世而变化。
这一点也体现在二人教学方式上。朱熹讲学主要局限在学院里，王阳明则喜欢于山水中边游玩边讲学。因此，朱熹的教学方式较为呆板，而王阳明的则更为灵活。
4.王阳明的学说为实用科学。朱熹将推究万物之理当作“格物致知”，并认为“格物”先而“诚意”后。王阳明认为这种观点容易使人的思想意识被客观事物所限，因此对其加以批判。王阳明将“诚意”作为格物致知的根本，同时也作为《大学》之根本。不过如按王阳明所说，那么《大学》只需阐述“诚意”，而没必要尽述“正心”“格物”“致知”“修身”等内容。
5.朱熹重理性，解释自己的学说时偏向于理论性，王阳明阐述自己学说的方式则是简单明了，直中要害。所以我们读《传习录》时会发现，文中大量使用比喻、引喻，随处可见让人激情澎湃的问答，王阳明并没有把经典当作经典，而对它们做客观的解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说得极端一点，王阳明是在借解释经典之机阐述自己的思想。若读《朱子语类》，这样的感动就会很少。
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他们主张的依然是孔孟之道，但前者严厉而后者温情。朱子提倡理智他律的道德，而王阳明则提倡充满人情的自律的道德。
一言以蔽之，在王阳明看来，修习圣贤之学就是依照人伦道德去真实地生活，这是王阳明一生的坚守和选择。王阳明继承发扬复兴的，正是儒学的践行精神。而朱子一生治学，理论丰赡，践行太少。换个角度来看，阳明学其实是回归到了孔子论述德行、实践德行的观念上。
（晚年时，王阳明曾写《朱子晚年定论》，借此缓和自己与天下朱子学者的矛盾。然而，这反而成了后世攻击王阳明的把柄，认为他存有曲学阿世的一面。）
王阳明去世后，心学分成三派，分别是良知现成派（左派）、良知归寂派（右派）和良知修证派（正统派）。良知现成派中多有才之士，他们大多具有搏龙斗蛇的能力和本事，此派学者不赞同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与自由，呼吁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他们大都率性而为，一旦对社会和政治不满，便会毫无忌惮地发泄出来。但也正是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给阳明学带来了诸多弊害，最终导致了满清官方对阳明学的禁止，使阳明学在中国日渐没落，实乃遗憾。
若要用一个概括心学，无疑是“良知”。 王阳明晚年说，除却良知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个词可谓是王阳明思想的真髓。良知的本体即为“天理自然觉发见处”，致良知便是极尽天理，如若做到了致良知，那么自然就能做到“礼、义、仁、智、孝”了。心学的叹服之处就在于从心，在自已的内心上用功致良知，不是假以外力去规范自己，这种感性的哲学体系更为温和也更为体恤人性。
日本天皇的老师、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高濑武次郎有言：“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可见阳明学对于日本的影响之深，这也不不难理解为什么冈田武彦愿意在晚年孜孜不倦地耗费二十五年心血撰写王阳明的传记了。
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思想如暗室一炬，绵延并福泽后世，堪称当之无愧的圣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将有限的生命融炼为无限的思想，这才是王阳明的伟大之处。
正如凡·高所说：“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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