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奀
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份据称为唐朝时的“放妻书”，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离婚协议书。其主要内容是：“盖说夫妻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悠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群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更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的确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但这份协议的内容也只单单说了夫妻离婚的原因：感情不和。于是请来双方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男方的口气极其宽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如果没有缘分，咱俩不如好合好散，离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
这似乎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所知的中国封建社会，那是夫权弥漫，受几千年传统封建礼教思想道德的约束和压迫，形成了近乎变态的贞操观，决定了古代中国妇女的卑下地位。女人想离婚或再嫁是件极其艰难的事，可谓“离婚难，难于上青天”！在古代中国，男人可以随时提出“休妻”，就如同脸上的青春痘，想挤随时都可以挤；而女人如若提出离婚，却如同脸上的皱纹，想丢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男尊女卑的一面，看到的反而是男女平等，改嫁似乎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样一份“放妻协议”也许在今天看来，人们都还很羡慕，男方有如此的宽宏胸襟，女方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对封建社会里的男女们也能如此的和平分手而感到惊奇的同时。我们不禁会问到：这到底是为什么？下面乐奀就试图与大家一起破解这个疑问！
一、妇女贞节观的历史形成过程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实乃受儒家学说影响所致，其实质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皇权政治而利用的工具罢了。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沉淀，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晓的贞节观：女人不只是单纯的不失身，还包括不改嫁、丧偶的情况下坚持守寡等等。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有完整描述。
我们知道：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然而实际上，在中国先秦时期处于百家争鸣状态，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而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及西汉初年，倒是老子的道家学说占据了优势地位。直至汉武帝时期，这种状况才有了巨大转变，这时距孔子去世已有300多年。
西汉儒家大师董仲舒“天人三策”而汉武帝破格重用，后来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学说而正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被史学家称道为汉武帝“文治”方面的主要功绩。独尊儒术的结果是确立了男尊女卑的关系，逐渐形成女子“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在西汉刘向撰写的《列女传》和东汉初年班昭所著《女戒》二书，对这些条框都表露无遗。这一时期，虽有西汉宣帝效法秦始皇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诏赐贞妇有节义等，但对于女性伦理之中的贞节观念（如“妇无二适”），并没有被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倡导，女性再嫁乃寻常之事，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至宋朝，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又称为“程朱理学”或“宋明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程朱理学是由北宋神宗时期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初年由儒学大师朱熹集大成。程朱理学强化“三纲五常”之说，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将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在女性观方面，程朱理学提出“男女授受不亲”，妇人“当终受于从一”，丈夫有休妻的权利，而“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为后人唾弃的极端言论即出自程颐之口。然而，我们也发现两宋时期女性的地位并不低，堪称“半边天”，当时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女性人才（如李师师、李清照等）。可以这么说：产生与两宋之间的程朱理学当时只是个口号而已，并没有构成对女性同胞们全面的伤害。因为它在南宋后期才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中国古代有著名的《女四书》：《女诫》（东汉女史学家班昭著）、《内训》（明成祖徐皇后著）、《女论语》（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著）、《女范捷录》（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它们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进行教育所用的教材范本，主要宣扬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与道德观念，歧视和压迫妇女，流毒很深。《女四书》这一统称叫法始于明末，成为后来几乎所有读书的女孩子的启蒙读物。
明清两代的社会风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污浊、淫靡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统治阶级大肆鼓吹程朱学说，甚至对之进行歪曲，最终引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女性裹足始于南唐后主李煜主政时期，到北宋中叶以后形成“三寸金莲”的崇拜，至晚清时期，以女子小脚为美的畸形女性美观念弥漫于全社会。明清时期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尤其进入清朝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了，似乎成了一种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这一来，把对节妇烈女的崇尚推至极点。
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市民阶层的肆意放浪，色情泛滥，纵欲成风。恶劣的社会风气上行下效。士大夫在公开场合大肆谈房帏秘事，不以为羞。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的色性观念已不重在对女性颜色、妆饰的观赏，而是沉溺于肉感快乐的暂时满足。男女之间的感情交融堕落为注重色情。儒家的重妇德、重贞节的观念与纵欲主义同时并存；压迫妇女的传统观念与尊重女性的进步思潮形成对立；贞节观念的加深与中国名妓的层出不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立。最终形成了一种近乎变态的贞节观，对这一时期的女性同胞们的迫害尤为至深。
二、自由开放的唐朝打破了贞节观的束缚
凡事都有例外。纵览中国历史，唐朝堪称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程度相当高的国度。唐朝，是个“80后”性格极重、极善颠覆的王朝：先前的女人以瘦为美，而唐朝却以胖为美；先前的后妃都住宫里，唐朝的后妃却能在宫外自建府第；先前的大臣不敢对本朝皇帝说三道四，唐朝的大臣除了对本朝皇帝公开说三道四，像白居易这样的文学泰斗还为皇帝编爱情故事。没有颠覆，就没有进步，所以颠覆本身就是一种美。唐朝的女性那叫一个幸福，《唐律》规定，结婚前可以自由恋爱、私订终身，如果父母不同意那是父母的事，只要二人情投意合，法律会给与绝对的支持，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真可谓我的爱情我做主。在唐朝，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来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唐律》对离婚也做出了相关规定：一是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是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若女方违犯《礼记》“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七条理由之一，丈夫就可名正言顺休妻，但又规定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现在无家可归者，丈夫不得提出离婚。三是强制离婚，即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并对不肯离异者进行处罚。尽管《唐律》中的这些明文规定，就本质来说还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度之下的夫权，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积极和开放的一面，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唐朝，公主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就有23人，三嫁者也有4人。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女人第一次有了对婚姻说不的权力，第一次可以和丈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女人可以仰首挺胸对别人说自己要离婚、要改嫁，却还是不能完全逃脱夫权思想的干扰。“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白居易诗句）。史实记录，唐朝离婚还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往往会因色衰爱驰、男子一朝发迹甚至是细小事故而被弃。同时，由于婚姻限制的相对宽松、贞节观念的淡化，也带来了社会风气的恶化：皇帝嫔妃如云，达官贵族广置妻妾，自不必说；很多有地位、金钱的男人还爱上了狎妓嫖娼、寻花问柳的乐子，而上流女性们也不敢落后，纷纷蓄养情人、婚外私通，如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不胜枚举……更是引出 “梦中怀孕”的艳事幌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唐朝的妇女私奔、私通之类的花边新闻层出不穷。借用当今一句广告语：在唐朝，做女人真的很舒服！
唐朝这种自由开放的婚姻制度，自五代十国一直延续到了宋朝。在民间，虽然宋朝的礼教已是相当严格，但妇女离婚再嫁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成也儒家文化，败亦儒家文化；中国人尊之也圣人，鄙之也圣人。因而，孔子摆脱不了成为历史争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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