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李新峰教授《论明代沿海卫所人口田地与州县的关系》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微信版有较大压缩，注释皆略去，征引请以原发表版本为准。】
明代的卫所，领有人口与田地。人口指军人及其家属，田地指屯田。内陆卫所一般设在府州大城，于周边州县境内广置屯田，与州县田地错杂。在不设州县的边疆或羁縻地带，卫所如州县般领有境内的人口与田地。在东南沿海地区，洪武后期在州县境内相对荒僻地带，设置了大量防倭卫所，军士“号捕倭屯田军”。这些卫所一般不与府州县同城，而是另建城池以处衙门营舍，就近统辖海岸上的墩台、烽堠、堡寨。明朝多以“沿海卫所”或“沿海卫分”，专指这类独立建城的防倭卫所。
沿海卫所是否领有所在州县的部分人口和田地，实为探讨明代田地规模、州县与卫所关系的关键问题。本文系统梳理明代沿海地方志与明清沿海卫所志，分人、地两部分，探究沿海卫所是否管领所在州县的部分人口与田地。
在明代卫所志的人口登记中，看不到民人的身影。如山海关为巨镇，但卫志的历代人口统计，只包括卫所军户中的一万左右的户与数万男妇。又如太仓、镇海二卫地增设太仓州时，由昆山、常熟、嘉定各分得一两万户、数万口，三县合计，与太仓卫户口分毫不差，可见未分得来自太、镇二卫的任何一户民人。
明长城山海关
陆容《太仓志引》载：“洪武间……太仓初设军卫，卫治之外，无可志也。宣德间……昆山《志》，太仓事详附焉。正统以后，太仓始立学校，开科目，仕进者辈出，文物渐盛于昔矣。”此文作于太仓设州前夕，太仓当地的民人事迹列在昆山《志》，故无需单独为志。设太仓卫学后，在此入学乃至出仕的当地人，因太仓卫学而与太仓卫相关，其人其事遂有单列必要。若太仓卫本管领部分民人，即使当地民人入昆山县学出仕，也属太仓卫之人，必不致“无可志”。
若新设卫所带管州县人口，势必改变州县的里甲数量。乾隆《威海卫志》载：“洪武三十一年，析文登县辛汪都三里立威海卫。”但辛汪都三里一直归文登县管理。洪武时期编定里甲，登州府诸县从29里到141里不等，其中文登县有74里。洪武末年设置诸沿海卫所，文登县独设3卫，是明代沿海州县中设置卫所最多的一县。至明代后期，各县多略减数里，文登减少5里，属中等程度，而栖霞、招远皆无沿海卫所，所减最多。若文登因设卫而减少里甲，必不止此数。
蓬莱水关
明初建立沿海卫所时，因各处海岛偏僻难治，多将各岛里甲整体内迁。如嘉靖《定海县志》载：“后千户所，县治东南八十里海晏二都之穿山。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徙大小榭海岛居民于此。二十七年，安陆侯吴复置所，调本卫后所守御。”又载：“海晏乡，县南，总第一都里四，第二里二，第三里二……海晏乡……大榭、小榭，在四都。”穿山所建在大小榭岛居民的迁居地，然原居民与移民属定海县海晏乡二、四都，不属穿山所。
总之，沿海卫所名下，不包括任何民人，也没有从州县切割任何乡都里甲。沿海卫所只是空降到州县境内村落之间的军事组织。
东莞千户所本在东莞县境独立建城，“以旧县治为东莞守御千户所。正德中，士民以地去县治远，赋役惟艰，且山海寇肆毒，遂以建邑上请……万历元年始剖符设官，赐名新安，即东莞千户所为县治，编户五十六里”。“去县治远，赋役艰难”，说明东莞所城一带的五十六里居民，赋役归东莞县管理而非所。
洪武初建卫所时，基本不存在流寓的情况，到明代中期，无论是建在大镇名港的卫所，还是空地起城的卫所，必然吸引大量流寓者城居。这类客户归何机构管理呢？康熙《威海卫志》载：
本卫无他户口，止以官之军、舍之余应银差、力差者为主户……其流寓者为客户，间出夫役，应地方杂项传呼，如迎官、接诏等类，并无银差。其医户、捕户、匠户、机户、屠户、酒、土、工等户，任便生理，本卫无与也。
“本卫无与”的医户、捕户等，应隶籍附近文登等县，到卫城来谋生，而“间出夫役”的客户，应属外来者，籍外地各县。外地客户的户籍必在原州县，且“间出夫役”，负担轻微，本地客户则对卫所毫无义务。清初，卫所的军事职能消泯，行政管理职能明确，尚明确“无他户口”，则明代情况可知。
金乡卫位于温州府平阳县南境，隆庆《平阳县志》载：“金乡镇，五图。弘治五年，奉制将本卫五所有官田军舍余编立里甲。后不服，吏陈纲奉行署印周叙查复当差，凡五图。”
嘉靖年间，其他地区的附籍军余按金乡镇例，提出不归县而各归千户所管理，遭到瑞安知县的反驳：“欲照金乡卫、蒲、壮等所立镇事理，将沙园所寄籍军余发回操差，其置买本县民田钱粮，就属本所自征自给……其金乡卫、蒲、壮二所……田与屯种军田杂处，国初以来军承军种，固其粮差于有司不便。先年奏请立镇，听其把总官径行卫所，自征自给。”金乡卫乃至蒲门所、壮士所在县南境大片购地的军余，归卫所管理，不在州县当差，甚至并不附籍州县。
耕种州县田地者，皆需因田当差，购置州县地的军余因牵扯到差役而附籍。但是，附籍军余除纳粮外，只需在州县承担极少差役，甚至有田无役，甚至购地亦不一定附籍州县。州县对这部分“侵占”下属田地的人丁，基本没有什么管领之权。相形之下，卫所与州县在“争夺”人口田地管理权方面本处劣势，而卫所屯田并不附带屯田子粒之外的差役，卫所就更没有机会去管领承种屯地的民人了。
毛亦可以边疆、内陆诸卫所为例，总结了卫所与州县刑名权力的消长，指出自明代中期开始，卫所处理军民、军人词讼的权力逐渐被道府和州县侵蚀。不过，明代中期以前，与有司异地建城的沿海卫所的情况，陆容《太仓相应立州缘由与刘御史廷瓒》载：
太仓城郭内外，军民杂处。大率军多刁横，民多善良，况有无籍之徒，欺凌民户，辄兴词讼。每遇委官约问，经年累月不得约会，以致监禁日久，有误生理。若于太仓立州，则民有宗主而不致受欺，军知畏惧而不敢纵恶，设有词讼，约问可以旦夕狱成，生理不误……附近太仓人民……入城变卖，有等官军舍余，名为光棍……抢夺前去。及至到卫告□，又系民词，例难受理。
“城郭内外”与“附近太仓人民”，皆系卫所所在地居民，而军告民需“委官约问”，即请昆山县官员前来“一体约问”，民告军则“例难受理”，即卫所不得“辄受词讼”。由此，沿海卫所的刑名权力与内陆卫所无异，无法干预民人词讼。凡此种种，说明沿海卫所对所在地原属州县的民人无任何管理之实。
明代卫所俸粮数额甚巨，屯田子粒全充俸粮亦不足所需，往往由所在府州县拨给秋粮。明初，卫所设仓，自管屯粮并接受州县秋粮。宣德十年，“天下司府州县原有仓分者，以卫所仓并属之，原无仓分者，就以卫所仓改易其名隶之，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去处仍旧”。正统时期，山东、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卫所仓也陆续改隶有司。卫所仓改属州县，只因卫所官拥仓欺民，可知卫所直接收纳民人缴纳的秋粮。这是否意味着沿海卫所管领这部分田地呢？
沿海卫所仓改属有司之前，巡抚周忱建议：“近制，各处卫所官仓改隶府州县，其无府州县者不改。今沿海金山卫仓并青村、南汇嘴二千户所仓，去松江府并上海县甚迩，宜俱徙置城外，更名改隶……从之。”嘉靖《嘉定县志》载：
吴淞所军储粮七千三百二十六石有奇。按，该所军粮原一万四千石有奇。正统中，巡抚周文襄公以七、八两都地产红米不堪起运，故建军储仓于吴淞所城，即以两都秋粮派作军饷，令民自运赴仓，不入概县实征之数。行之既久，主者蚕食其中，纳者任意延匿，因并入县总。
吴淞所毗邻金山等卫所，同属周忱巡抚范围。按，正德《练川图记》和嘉靖《嘉定县志》皆未记载周忱建仓事，结合其建议可知，“建军储仓”实系吴淞所仓改属嘉定县，故纳入县志记载，后迅速取缔，致有讹传。周忱改革的要点，在于“民自运赴仓，不入概县实征之数”。七、八都位于吴淞江入江口两侧，密迩吴淞所，其所产红米，本来就应充卫所俸粮。改革后，嘉定县既然统一管理，故得分别合计征解，并非民与卫所直接交割。而改革前，这部分秋粮必然“入概县实证之数”，即由嘉定县负责征收，再交割给吴淞所。
万历年间，广东大城千户所仍设大城所仓：“大城千户所设于宣化东隅，而仓粮附焉。递年奉派军粮，每月官吏旗军六百二十名，各该支俸粮户五百九十名，大约周岁派米七千二百余石。派于里，里派于甲，地方辽远，水陆多虞。且如里派一家，使一人在县听征，二人运米到仓上纳。”此时所仓必隶澄海县，县派里甲运秋粮到所仓交纳。上述吴淞所“民自运赴仓”，应即此类里甲运粮缴纳。由此可见，无论仓库归卫所还是州县，田粮征收、解送皆由州县负责，卫所虽纳其粮，仍不领其田地。正统以前卫所欺民，应主要发生在收纳而非征收、解送这两个关键环节，正统以后则收纳亦由州县派官管理了。
总之，明初卫所领仓，收纳州县部分秋粮，但关键的征、解权归州县，田地必属州县。卫所仓改归属有司后，府州县官逐渐接管卫所俸粮事务，确保州县灵活处置卫所周边田地的秋粮征收，田地的归属与管理就更与卫所无关了.
沿海卫所建城时，即使在荒郊僻野，也可能占用原有田地，城内可留空地，城周附有田地。远近各处军事设施，也可能圈占州县田地。规模较小的千户所城，城内衙门、营房填塞，圈占范围内的原有田地不复存在，土地全归卫所。如浙江海门卫桃渚千户所迁址时，“城池……不堪居住……艰于防制。已会议于临海县地名芙蓉，创筑城池，拨官军备御，所占官民地一百二十亩有奇，应输税粮米麦钞，乞为除豁”。
若卫所设在已有城池之地，军众的营房普遍凭城墙内侧空地起建。如陆容载：“国初开设太仓、镇海二卫之时，拆毁附近地方寺观木瓦等料，於城内周遭盖在营房，拨派旗军居住。军民各止其所，彼此两不相妨。”嘉靖中期，太仓州从原额田亩中扣除各种免征田亩，得实征田亩数时，扣除了太、镇二卫军营基地12顷，应即这部分墙内用地。正德《金山卫志》载：
凡逃故军营荒址有为圃艺菜或自张肆者，皆有税。肆曰门摊，按月税钱三千文。圃曰地租，岁税银三分。
一旦营房不再为居址，而有农商之用，就需要按照面积缴税。收税者不再是原领此田地的华亭县，而是金山卫。可知卫所对州县已除豁钱粮的营房用地拥有全权。
镇海卫古城
但卫城之内或有空地，原属州县田地。陆容又载明前期巡抚周忱派人清查田亩、过度括查之事：“太仓城中军民居址、街衢河道，皆作纳粮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亩若干，将内二顷九十三亩有奇，拨与太仓学收租。盖缩于城市而伸于郊墟，故有此积出，非原额之外田也。”所谓“纳粮田地”，指被占为营房的田地，虽不再出产缴纳税粮，仍计入州县应收税粮总额。可据此推知，太仓城中若有未被占用的田地，必仍属州县。
清初，安东卫名下除了屯田，尚有一大片“漕地”。安东卫屯地和防区都在山东境内，但在附近南直隶赣榆县境内的一块险要地段建城，占用了赣榆县一大片漕粮田地。漕地由卫众承种，赣榆县负责征收入县仓。嘉靖后，安东卫负责征解，但既无权享用这部分漕粮，又无权决定粮额，州县才能规定粮额。安东卫指望通过改解本卫仓来领属田地，但直到清初才实现。可知终明之世，安东卫的附郭田地一直归属赣榆县。
刘公岛是威海卫防守重地，嘉靖《宁海州志》载：“旧有辛汪二里居民，国初……徙之。”乾隆《威海卫志》载：“嘉靖间，海贼王宪武造房五十三座，踞而有之。御史蓝玉督汛兵逐之，丈耕其地。万历末年，知府陶朗先复招人开垦纳税，兼设墩台中峰之岭，官兵戍焉。”明初里甲居民内徙，后威海卫军众上岛戍守，算是比较纯粹的军事防区了。但旧耕地由登州府招佃收税，威海卫不能染指。
总之，沿海卫所城池及各处设施占用的州县田地，若仅属圈占而田地仍在，则仍归州县。若卫所建城盖屋占用田地，则从州县原额中除豁，土地改归卫所支配，但这已不再是田地。
卫所无权过问的是城池内外原额田地，明确拥有的则是城墙、营房、衙门等用地。但卫众则可能在原额田地和卫所用地之外，开辟一些新田地。嘉靖《太仓州志》载：
官军居塚地……周文襄公丈量编派，原额四升起科，本卫官军俸粮支用，耗米民差俱免。盖居塚之地，原无利息，所以优恤军士之意。嘉靖十六年，知府王仪误听里甲诘告，俱作二斗八升起科，派人会计，又每年编出丁田银两，不胜困苦。通判包梧不谙政体，议以十亩五亩编充里甲。时掌印指挥武尚文、汪应麟查照洪武永乐年间编册事例，不许变乱版籍，申请抚按衙门，准行本州判官李乘云勘免，两卫官军稍安。
居塚地是城周葬岗荒地，军人开垦取利。“本卫官军俸粮支用”，似乎归卫所。但既然“起科”、“耗米民差俱免”，说明本应承担昆山县税粮，现予优免。嘉靖十六年增粮征税，编入里甲，即按军余附籍州县例。嘉靖十九年，太仓州的实征粮亩中，仍明载居塚地39顷有余，正米961石有余，丁田编派也将此数包括在内。可知“勘免”仅指免军众附籍太仓州“编入里甲”，增粮征税则照旧。由此，卫众新耕城周荒地，因在州县土地范围内，与购买州县地同例，不属卫所。
浙江临山卫位于滩涂海岸，绍兴、宁波诸府县对其新垦地，或许没那么锱铢必较。嘉靖《临山卫志》记录了临山卫及所属三山所、沥海所名下的田地，这些田地或因军余承种，全由卫所征解赋税，但收纳部门各异。临山卫“牧马草荡”与三山所沙地，离城较远，面积很大，税额较高，收入归绍兴府和布、运二司。一卫二所的地垄面积较小，税额较低，其中包括少许已成熟地故税额很高的田亩，收入归都司。临山卫的小校场地税额很高，归属不详。壕堑地、樵采沙涂无税，必归本卫。从明初到嘉靖初，地垄、壕堑皆无税，诚因出产微弱。而起征之初，或卫所对此类“附城荒地”享有一定主权，但收入随即上归都司，可见卫所对“附城荒地”实无对城内设施用地那样明确的管辖权。
总之，卫所城池周边被卫所使用的土地，只要新垦田地或有所出产，仍属民政系统。州县固然无法管领，但卫所也只有管理之责而无享用之权，收入上归府乃至布政司。卫所城池用地，外含壕堑，内含城墙、营房、衙门用地，无论属州县原额田地还是荒地，皆转归卫所。各单位对各种田地的事权分割，纵所涉不重，仍泾渭分明，可参见下表：
三、结语
沿海卫所所在地的民人，无论地处大城还是海岛，无论是土著还是流寓，皆隶属州县。卫所对城池内外的民人无管理之权，无权单独处置民人刑名事务。总之，卫所作为外来的军事组织，未从切割带管州县的任何人口。
沿海卫所所在地的州县田地，即使秋粮充卫所俸粮，甚至卫仓直接收取秋粮，也仍归州县。卫所城池内外的原州县田地，即使全由卫所军余承种，也仍归州县。只有卫所城池、营房和各种设施占地，才在州县豁除，转归军政系统，其中只有在卫所设施直接用地上新垦的田地，才全归卫所。简而言之，沿海卫所占用部分田地，但不可能切割带管州县的任何田地。
如此，洪武时期的两种全国耕地数，就不能用沿海卫所切割大量人地来解释了。同理，内陆卫所中有一些不与州县同城者，也不应视为切割州县人地者。要解决两种耕地数的矛盾，或需在疆土管理体制角度之外另辟蹊径。而沿海卫所是否构成与州县泾渭分明的政区，乃至军政单位是否构成与民政单位同等重要的疆土管理系统，或容进一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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