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儒佛两家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别、分歧，儒家伦理与佛家伦理之间存有冲突。出世、出家，告别父母，客观使“孝子事亲、居致敬、养致乐、病致忧”成为不现实；剃发易服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教义相违；更不用说出家无家，不娶不嫁，绝了后嗣，这可是大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契嵩认为，身体发肤是否完整、是否绝了后嗣，这些不能作为孝与不孝的判断标准，他举例说，“泰伯岂不亏形耶，而圣人德之。伯夷叔齐岂不不娶、长往于山林乎，而圣人贤之”（《辅教编·原教》）。根据孝的一般的标准，这几位为儒家所称道的贤人的行为举止可以说是不孝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为贤人。由此可见，即使在儒家那里，上述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身体、发肤完整，男婚女嫁，延续香火，这些是孝的偶然属性，不能因佛教在这些方面的欠缺而否定佛家之孝。至于事亲，在儒家看来，这是孝的最集中、最具体的表现，而事亲的重要内容就是赡养父母。契嵩认为，衣食奉养，尽孝父母，对于儒释两家是共同的，尽管佛门弟子出家修行，远离父母，赡养在客观上受到限制，但也“得减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但契嵩又认为，衣食奉养只是孝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并不能穷尽孝的全部内涵。他将孝行区分为由低到高，渐次上升的三个阶段：一是奉养，二是德报，三是达道。他说“养不足以报父母，而圣人以德报之，德不足以达父母，而圣人以道达之”。在契嵩看来，衣食奉养只是孝的最基本的要求，仅此不足以报父母之恩，而应报以德。修身立德，扬名显亲，德报父母，这属于较高层次的孝。然而德报仍不足以报父母之恩，而应以道达之，即以佛法开导自己的父母，使之接受佛法，修行佛法，最终超脱生死轮回，获得解脱，这才是孝的最高表现。在孝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表现中，衣食奉养、修德显亲属于世间孝，属较低层次之孝；以佛道化亲属于出世间孝，属较高层次之孝。这样，契嵩就把佛家之孝置于儒家之孝之上，他说：天下之报恩者，吾圣人可谓至报恩者也。天下之为孝者，吾圣人可谓纯孝者也。
契嵩还认为，佛教应该从实际出发，突出自身的特色，不必拘泥于孝的外在形式，他举例说，佛陀释迦牟尼违背父愿，出家修行，这违背了儒家的孝道观，因为“父母在，不远游”，更不用说违背父愿出家。但是“告则不得其道德，不告则得道而成德”。出家修行虽然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待日后修成大道，“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称之”，立德显亲，使父母因此而受世人尊崇，这才是大孝。再如，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丧制和丧仪是孝行的重要内容，按世俗礼法，父母之丧，必披麻戴孝，守孝三年。契嵩认为，穿丧服，披麻戴孝只是外在的形式，对佛家不适合，“缞绖则非其所宜”，出家人“服大布即可”，但“至于哀哭与否，则各任其性”。
摘自《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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