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很多人觉得此役的失败使得中国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掌控直接导致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泛滥。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敢苟同的。为什么这样讲？
怛罗斯之战
首先，中国古代对于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始终是有限的。翻看中国地图我们就可以略知端倪了：从内陆到新疆必须要经过河西走廊，绵延千里，常年飞沙走石环境恶劣，这在交通极度落后的古代是非常不利的，政令不畅谈何有效控制？此外，河西走廊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狭长的地形使得河西走廊易攻难守，就以唐代为例，唐代这条走廊长期处在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北面是以突厥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南方是不断壮大的吐蕃王朝，西边是虎视眈眈的阿拉伯人，所以说只有在中原王朝处在最鼎盛的时期才有能力经营河西走廊并染指中亚。实际上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由于地理和气候因素的限制，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在北方和西北地区的稳定控制区只能到达长城一线，新疆地区真正被中央政府完全有效管辖甚至要等到清朝时期。由于地理上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种植与生产，历史上中原王朝在这些地区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有限的军屯和内陆的供给，因而无法长期建立类似于内陆的稳定统治。河西走廊如此，河套平原、东北辽河平原亦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影响力是要大打折扣的。想想安史之乱之后的安西都护府，因为河西走廊被断，孤悬塞外几十年，等不来朝廷的援军，最终还是没了。儒家文明的保守性和厌战性无法支持一个先进中国的对外征服，经张骞通西域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两千多年中国人的血本经营才使那里成为中国领土的最西端。所以说即使怛罗斯之战唐军获胜，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经营和影响力。
其次，安史之乱的爆发才是唐帝国放弃西域的根本原因。虽然安西都护府在怛罗斯之战后损失惨重，但是盛唐时期的恢复能力是惊人的，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年）进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巴勒提斯坦），“大破之，受降而还。”这说明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而且此役尽管阿拉伯帝国获胜但唐军战斗力之强、武器装备之精良仍给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拉伯人在此役结束后暂缓了对中亚地区的染指，唐帝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仍然压过阿拉伯人。然而爆发于755年的安史之乱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唐廷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平定内乱上，无力顾及西域，正如西方学者格鲁塞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处在极盛时期的唐帝国会在短短数年内对阿拉伯人发动第二次军事打击，然而历史终究没有如果，安史之乱的爆发最终导致中亚地区成为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即使怛罗斯之战取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唐朝势力仍会撤出中亚。
第三，中亚地区的泛伊斯兰化是个漫长的历程。尽管阿拉伯人在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建制由来已久，但初期的时候为了增加税收，没有要求当地人强制改信伊斯兰教，到了Qutayba（屈底波，卒于715年）时期，开始免税引诱和强迫人们改教。然而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中亚各族人民多重方面的制约。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一些游牧地区,人们的伊斯兰教意识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伊斯兰化的程度明显偏低,而且在生活习俗、交往方式上带有根深蒂固的民族烙印；另一方面，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中亚地区的居民原本信奉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萨满教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宗教，这些宗教在当地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尽管阿拉伯人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促进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但很多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人仍长期秘密信奉原来的宗教，因此差不多一直到了850年的萨曼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才真正成为河中地区主要信奉的宗教。而在中国新疆地区，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唐廷放弃西域，当地也没有因此成为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回鹘及后起的几个少数民族势力一直扮演了汉传佛教的守护者，一度代表了汉传佛教势力抵抗伊斯兰教。到了950年前后，喀喇汗国统治者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了发展，而在新疆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仍信奉佛教，新疆地区真正全盘伊斯兰化要等到15世纪的明朝才真正完成。所以说中亚地区的泛伊斯兰化并非一场怛罗斯之战就能决定的，而是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才最终确立！
综上所述，怛罗斯之战的失利并非导致中亚地区泛伊斯兰化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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