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的中西方冲突史，有一个细节往往会被人忽略。常年居于广州，并以中外贸易为生的商人集团，恰恰是反对洋人最凶的团体。
他们的强硬作风与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们不相上下。又因常年处于中外贸易的中介身份，而成为了朝廷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他们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史的发展。
清朝虽然号称自给自足 但一样有对外贸易需求
清朝长期以来被称为闭关锁国的典型，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北京的朝廷还是为对外贸易留下了四个有限的口岸。在19世纪，这四个被允许贸易的地方被称为粤海关、江海关、闽海关与浙海关。其中以广州为核心的粤海关，由于距离欧洲势力的距离最近，所以接待了最多的西洋船只。在全盛时期，广州对西洋贸易额达到了清朝四海关的83%，被称之为“一口通商”。
但管理粤海关的官老爷们，并没有直接与洋人贸易，而是由国家出面招募民间商人代劳。这就是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起源。用后世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官商买办，坐拥储量巨大的官僚资本。
十三行可谓清朝中期 远东巨贾们的集中地
以今人的眼光看，十三行对待洋人的手段可谓令人发指。他们把前来贸易的洋人圈禁在为称为商馆的固定区域内活动。里面设有办公室、仓库、宿舍乃至妓院。没有他们的首肯，洋商们无法随意外出。按照惯例，来大清贸易的洋人，每年可以有几次旅游机会。不过要限定名额，人数一般不能超过十人。
此外，早期来大清的西洋人还被禁止学习中文，不得购买任何中文书籍，更不可能私自与官府沟通。若是有非常必要的文件传递，也要通过十三行的买办们转达才行。
来贸易的洋人 只能通过十三行进行任何接触
于是，被隔绝在小世界里的洋人，自然就和十三行的地头蛇们有了信息上的时差。这也是十三行不法行为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十三行的商人们，每年都需要向广州的各级官僚输送一些礼物，方便他们在国内的贸易。而且不同于正式的税收，这种潜规则式的支出，完全没有固定模式可寻。十三行的商人们，就自然将这笔开支转嫁到洋人身上。实践了羊毛出自羊身上的亘古哲理。
最开始，“羊毛”价值仅仅是正常商业税收5%。但在十三行的推动下，数量一路疯涨，到最后增加到惊人瞠目结舌的20%。
官府的政策与利益 让十三行有些肆无忌惮
十三行能够这么肆无忌惮，自然是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清朝当局认为洋人会“带坏”天朝的顺民，所以不允许普通民众与外部世界有自由接触机会。但他们又希望从贸易中获利，便雇佣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商人作为中介。这个政策给了官商们以巨大的便利，使他们从平等贸易逐渐转向掠夺式贸易。为保住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十三行积极反对洋人与大清直接贸易。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后，也是他们一直阻挠和怂恿清政府拒不履行《南京条约》中的很多进步条款。若官府的态度出现松动，他们又可以高举忠君为国的旗帜，寻衅滋事。因为根据五口通商的协议，西洋各国已经拥有了与清朝官民直接进行贸易的权力。这无异于给挟洋自重的十三行官商们，以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鸦片战争后 外来的商人已经不必局限于过去的商馆之中
这样闹事的结果，自然是广州一港的衰退与厦门、上海和宁波等新口岸的崛起。而重视法律条文的洋人，也不依不饶的要求直接进入广州城做买卖。这些推诿与冲突，很快引发了损失更为巨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并同意学习国际惯例的进行外交和贸易事物。
被联军俘虏的死硬派官员 叶名琛
此后，十三行中介们便彻底失去了闹事的资本。恢复平静的广州口岸，因更深入的加入国际体系，而出现了贸易份额增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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