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作家。
阿尔贝·加缪的随笔和哲学思辨录非常地费解，或许是翻译的原因，或许原文本来就很晦涩。
随笔这一文体发端于法国的蒙田，思路清晰，文字浅显易懂，毫不晦涩，但到了加缪这里，或许为了要说明深刻的哲学问题，忽然就变得晦涩难懂了。
这种感觉有如读英语文章，虽然大部分单词都看得懂，但就是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原因是太过抽象，直到看到一个形象的单词“撞墙”，在一连串的昏昏欲睡之后，忽然看到“撞墙”两个字，头脑猛然醒悟过来，原来他说的意思是撞墙能保持头脑清醒——当然，这是形象的说法，并非加缪主张要去撞墙。
在加缪那本广受赞誉（同时也经常受到批评，引起争议的散文集或者说哲学论说文集）的《西西弗的神话》里，加缪创造了他的“神”西西弗。虽然西西弗不停地将巨石推上山顶，但巨石马上又滚到山脚下去了，西西弗只得从头再来，再把巨石推到山顶上去——这是神对西西弗这一位“小神”的永世惩罚。但在加缪的意象里，西西弗并不徒劳，反而是幸福的。
加缪为什么要选择西西弗这位希腊神话中的“荒诞”英雄呢？这只能从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世界的格局来考察了。如果有这种危机，就会有相应的思考。当我们不抱希望、不赋予意义去做一件事时，当然会索然寡味，觉得毫无意义了。去帮助一个人重获自信，难道没有意义？满足一个人的小小心愿，让他觉得那一刻是幸福的，难道没有意义？
对比一下堂吉诃德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鼓起勇气去做的事，差不多会是这个效果，但在没有先例的事情面前，我们只能小心地试错，积累经验，然后才能做得正确。瓷器在欧洲的再发明的整个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并不是一两次失败，就放弃尝试，那样的话，电灯、飞机的发明，就要推迟很多年。
当知识分子们沉溺于讨论意识形态、思想和哲学时，那些痴迷于技术改变生活的人，沉溺于他们的试验探索，从已知出发，小心地探索未知。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以后，德国等欧洲国家从废墟中起飞，日本的重建，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这些都不是思辨的结果，却是普通人辛勤劳作的辉煌成果。
在论述演员的这一篇文章里，加缪反复地论说演员的幸福之处，演员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他过着别人的生活，遍历着多种可能性。整篇文章都是在论说这个问题。从这篇文章中总结出来的“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成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哲学。
现在来考察这样一种思想，需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但显然，瑞士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德国也没有，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瑞士制造，德国制造了。
来看看日本制造，有丰田、佳能，诸如此类很多世界一流的品牌。日本的稻盛和夫，在他的书里多次提到他毕业之初，投身入陶瓷技术改进的故事，甚至抱着泥胚，以此种精神，忽然就“创造了奇迹”。及至中国，罗永浩大力提倡“工匠精神”，不专心投入，何来“工匠精神”？
要做好一件事、做精一件作品，必须付出持之以恒的时间和努力，投入足够的精力去打磨、雕刻，最终有所成就，而不是一会儿干干这个，一会儿干干那个，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是浅尝辄止。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追无涯，殆已。不喜欢自己，总想成为别人那样的人。不喜欢自己拥有的，却总是渴望别人手里拿着的。美国虽然有嬉皮士一代，但这些人经历了青春期以后，都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回归了传统生活，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是今天美国中坚力量的中年人的父辈。
但正如加缪所说，艺术的目的不在于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加缪的小说远比他的哲学随笔好懂。文笔简洁、冷峻，丝毫不煽情。
《局外人》、《堕落》是非常好的小说。《局外人》这部小说出来后，就成了文化标签。这给处于道德和思辨漩涡中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思辨对象。如果我们觉得惊讶，那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装着这种或那种思想、观念，彼此互不相让或者有共通之处。如果我们觉得稀松平常，那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那样生活的——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显然，《局外人》是对传统行为模式的挑战，他对母亲的死毫不关心，完全没有常理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而他最后也荒诞地死于沙滩上的争斗，毫无意义可言。对这样一个没有目标，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不知道何为更重要的事的人，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荒诞的旅行，毫无意义。
显然，我们需要重构意义。当我们看到象群哀悼一头老年象的死亡或幼年象的夭折时，会油然而生类似的情感。可是当我们对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态度恶劣、漠不关心时，就要警醒，自己是不是冷漠的“局外人”。是因为伤心绝望，对周围的一切都失望了，所以才躲进了冷漠的墙，还是因为从骨子里就没有把周围的一切放在心上，觉得生活在别处？二者是有区别的。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艰深的哲学，只需追问：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在无可作为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对整个人类有意义的事是什么？
存在主义取消意义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取消了意义，就将人们逼向了荒谬的墙，做任何事都不再有意义——人们因而也不会再去做任何事。而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两样东西：希望和意义。取消了希望和意义，人的发展就停滞了。这不是我们想要面对的情景。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哲学研究，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在指向人类的光明前景——希望，以及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平等、自由、和平的地球上的宏伟蓝图——意义。
《堕落》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可以跟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以后》这样的小说相媲美。一个人，知识分子，是如何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他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名声和享受？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时，是如何去谈论那些高大上的目标和理由的？人们崇拜什么，而你正在做什么？你利用了什么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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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再来读加缪，试图了解加缪，是为了拓展我们的认识范畴，如果一件事走向了死胡同，那么有没有走出去的可能性？
一个人在盖棺定论之前，还有别的可能性，而正是他的所作所为，塑造了他自己，他的形象和他所能取得的成就。人不是一成不变、固定的东西，人不是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随着年月的增长慢慢地变成了“老古董”，人是一个可以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言行，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凝结于那些有意义、对人类有价值的作品上的过程。
在我看来，“不问缘由地创造”，才是加缪思想的精华，多种尝试，广泛游历，去生活，是为了释放天赋，“让天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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