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上，加缪可以说是个闪闪发光的天才。他才二十多岁，就写出了《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四十多岁就拿到了诺奖，是诺奖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他还是带领无数读者在荒诞与孤独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的文学骑士。在加缪短暂又绚烂的一生中，他一直努力对抗荒诞与虚无。
阿尔贝·加缪
加缪早期的文学创作受到他的中学兼大学老师让·格勒尼埃的强烈影响。在格勒尼埃开设的美学研究课上，加缪得以接触到尼采、叔本华、伯格森、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思想。除了受这些哲学家影响之外，加缪的创作风格也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他前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当时的人生信条是“既然都要死，何必奋力活”。在他的首作《快乐的死》中，他几乎都在讨论“如何获得自由和快乐”“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的等哲学命题。他在后期创作的《鼠疫》和《局外人》反而就变得豁达很多。
#1
什么是快乐？
《快乐的死》是加缪24岁创作的小说处女作。小说的部分灵感与加缪当时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在第一段婚姻结束后遭受了重大打击，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欲。小说的另一部分灵感则来自他的文学偶像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命运》。
彼时的加缪正处于感情的巨大痛苦之中。他当时的妻子西蒙娜吸毒成瘾，加缪费尽心思想要拯救她，最终却于事无补。再加上社会动荡、政局混乱，他投入无限热情的剧团演出也反响平平……生活的重创之下，年轻的加缪用他自己的方式，向人生的荒诞发起挑战，向生活的虚无挥出拳头。
《快乐的死》阿尔贝·加缪 著
在《快乐的死》中，加缪用自己真实的经历和“荒诞感”体验作为素材塑造了主人公梅尔索，构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初步探索。加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都可以在《快乐的死》里找到雏形。
这本书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小职员梅尔索，他日复一日做着无聊的工作，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孤独、虚无，对整个世界都提不起兴趣。精心设计一场谋杀后，他获得了巨额财富，得以逃离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有钱有自由。他开始四处旅行、游历……梅尔索在旅途中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获得快乐，例如有钱能快乐吗？有时间能快乐吗？有情人和爱能快乐吗？如何才能真正感受到自我的满足和快乐？
#2
生活就是一场巨大的荒诞？
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加缪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继续，这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加缪写下如此鲜明的开篇的原因在于，一旦我们像哲学家一样开始缜密思考，会发现，生命似乎毫无意义可言，我们只是具有生命性的物质，毫无目的地在寂寥宇宙的某个角落打转，没有终极使命可言。
阿尔贝·加缪
加缪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西西弗——那个被众神钦定，将巨石推上山，再无奈地看着巨石一次次滚落山谷的悲剧人物。我们认识到生活的荒诞，或许正处在绝望的边缘。
如果你认同加缪的这些观点，不妨接着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有足够的自由意志去意识到我们身处牢笼，却没有足够的自由来逃离它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西西弗神话》阿尔贝·加缪 著
虽然《西西弗神话》从创意酝酿到写作定稿，是在1936到1941年的几年间断续写成的，但它仍具有内在的哲理上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它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法，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和体系的荒诞观。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如此评价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不好也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荒诞”。也让《西西弗的神话》成为阅读和理解加缪的《局外人》的一道入口。
#3
从荒谬中获得幸福
《局外人》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时长将近一年左右。
1939年二战爆发，加缪供职的《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由于纸张短缺，改版更名为《共和党人晚报》，变成了只在阿尔及尔街头报摊零售仅有两页的小报。到了1940年1月，当局勒令《共和党人晚报》停办，加缪被迫另谋出路。由于被政府列入黑名单，加缪一时间找不到新的工作，于是搬到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居住。
奥兰是加缪的新伴侣芙兰辛的故乡，也是一个迷人的海港城市。相比阿尔及尔，奥兰的欧洲化程度极高，在1936年，当地76%欧洲裔。在这里，加缪靠做哲学和历史课家教维持生活，同时也依赖芙兰辛家庭的接济。每当生活或写作遇到困顿的时候，加缪就会到海边去，对大海敞开心扉，《局外人》亦逐渐成形。
《局外人》阿尔贝·加缪 著
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当时那个时期环境所孕育的成果，小说主人公默尔索的存在有其自身因素。当时西方正处于慌乱动荡与各种恐惧之中。人们迷茫无助，精神也没有归宿。默尔索，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之中。
读完《西西弗神话》再读《局外人》，你会更能理解他的“荒诞观念”。《局外人》是他看透了社会规则的本质之后，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作出的最冷峻也最骄傲的反击。
在加缪看来，荒谬不是一个贬义词，体验到人生的荒谬具有积极意义，更积极的则是做一个荒谬英雄，不因为感到人生的荒谬而绝望，而是在荒谬中获得幸福。
#4
鼠疫就是生活
《鼠疫》的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就像19世纪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
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在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鼠疫》阿尔贝·加缪 著
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画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读者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中，很多人愿意从加缪写作的真实背景解读——战争期间，身在法国南部的加缪无法与亲人通信，从而陷入孤独和对法西斯的憎恨中，于是，鼠疫成了法西斯的隐喻——。然而，忽略背景，把“鼠疫”看做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困境，那么《鼠疫》会因其对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观察以及塑造的绝望中人类抱团取暖的真情而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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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因为《局外人》，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项文学界的至高荣耀，也无法让他真正快乐。彼时加缪陷入了文思枯竭的打击，长达几个月之久。
不仅如此，当时各种和加缪政见不和的作家、批评家对他冷嘲热讽，说他名不副实。但是无论外界有多少刺耳的声音，加缪依旧没迎合作家圈子。他将获奖作为他人生新阶段的起点，拿着奖金买新房子，开始新的创作，表达自己要表达的态度。
加缪如此顽强的性格部分来自于父亲在一战中阵亡，母亲也早早因病去世，从小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有关，饱尝生活的艰辛。
但加缪从未将人生归咎于此。就如同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词中的一句话：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其中包含着承受因生活而来的痛苦。
这也是为什么，在加缪去世多年后，他的作品依然在帮助一代又一代读者对抗这个荒诞的世界，找到自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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