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提篮桥地区的长阳路上，你一定会注意到沿街一连串的油画，画面上的场景都是老上海弄堂里的景象，人物却不仅有黑头发的，也有西方人模样的。画中的内容似乎不是什么大事情：在水池旁淘米洗菜、大姐姐教小弟弟画画、围坐在桌边聚餐······稍让我感到有些特别的也只是一幅跨国婚礼的而已。不过，当你弯下腰读读画边的小字，你会明白，画中的场景不是一般的场景，画中的人物也不是普通的人物。这沿街几十幅的画面，反映的是二战期间提篮桥人民与犹太难民同甘共苦的生活场景。这些欢声笑语的画面似乎营造出战时提篮桥“小维也纳”的繁荣、乐观与和谐，然后，这背后掩藏着的难民们的真实经历究竟是有着怎样的艰辛和血泪？
（长阳路上的“大爱无疆·犹太难民在上海”系列油画）
（长阳路一隅。长阳路，当年的华德路，取名自“洋枪队”首领华德（又名华尔），二战时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长阳路舟山路路口有一个摩西会堂，原本是俄国来的犹太人在1927年所修建的宗教场所，因犹太难民主要聚集在提篮前一带，二战期间成为了当时上海犹太人举行宗教活动的最重要场所，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摩西会堂内部）
摩西会堂其实是一栋矮矮的楼，并没有我想象的高大，有点像一个微缩型的教堂，只有三四排座椅，目测只能容纳二三十个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犹太人就聚集在这里在信仰中寻求慰藉，或在会堂外进行数千人的集会抗议。同时，虽然战争的残酷不断地在这里上演，但是这并能不阻止人们情感和爱的迸发，许多对新人就是在这里喜结连理。
（以色列驻沪领事馆赠送的幕布，用的是英国的宝石、印度的丝线、中国的手工，在纽约制作。上面用希伯来语绣的话是：上帝在我面前。）
（走到了二楼，窗外看到的那望不尽的老房子，便是当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的世界。)
犹太人在上海其实很早就立下了根据地，毕竟这么有头脑的民族是不会忘记这个坐落于东方的财源的。一开始人数不多，主要是伴随着英国与中国的商贸往来而立足的塞法迪犹太人，如沙逊（造了和平饭店的那位）、哈同、嘉道理，成为上海乃至远东巨富。之后又有一批因为受到了沙皇的迫害而从俄国来到上海的犹太人。
真正让上海成为犹太人重要据点的，是三十年代起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清洗。当时德国的犹太人自然想逃往别的国家去，比如美国、英国，次一点，法国、巴西、澳大利亚，也能将就，至于上海，万不得已的话是没有人要来的。1937年中国抗战正式爆发，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沦陷，租界成为了一座座孤岛，这座城市着实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怎么办呢？到别的国家需要签证，但是那里的政府又不愿意大量增发，不可能应对庞大的犹太难民人口。于是犹太人只剩下了一个最坏的选择——在遥远东方的上海。
(走进纪念馆)
许多犹太人得以来到上海要归功于一个人的努力，那就是何凤山。何凤山是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在违反上司要求的情况下将许多困留难民护照上的目的地由伊拉克改到了上海，何凤山也因为他的行为被誉为了“中国的辛德勒”。
有人会问当时上海不是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吗？是的，虽然当年入境上海不需签证，但犹太人没有到上海的签证就不能离开奥地利。
在大家的印象中犹太人似乎都是腰缠万贯打起算盘哗哗响的形象，但是从纳粹魔爪下勉强逃脱的犹太人受到纳粹当局政策的挟制，每个家庭只能带10马克，到了中国已经一穷二白了，有头脑一点的，便偷偷带一点东西去典当铺当掉。犹太难民，怎么说呢，贫困的程度大概快要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差不多了。上海其实是没有能力庇护这两万多犹太难民的，据犹太老人回忆，一起在犹太“隔都(ghetto)”里生活的中国人比犹太人更惨。沦陷后上海的粮食受到日本军方的管制，有几次市民实在过不下去直接开抢粮车。这番景象让犹太人吓坏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是混乱秩序太吓人，但是转念一想，多数情况下当自己的粮食面临短缺会仇视“占据”资源的外来人，犹太人自然害怕被逐出上海，在世界上再没有容身之地。
然而，这些在伤害都没有发生，上海人和犹太人的生活继续着。
犹太人尽管已经有了容身之地，但是基本的温饱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流感、传染病肆虐，更不要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有300多名犹太难民从未找到过栖身之所。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能够帮到难民的越来越少，难民们开始自己寻求解决方法，许多人开起了小商店，小诊所……中国市民们做的行当，犹太人都做。记得一位犹太老人回忆，她母亲除了打工，还从法租界里买回一些小物件，再托隔都里的小商贩转卖掉赚一点零钱，就这样才熬过了物价奇贵的一天天。
（犹太社区周边地图）
难民中辛酸的故事也不少。印象很深的是纪念馆里的一部纪录片里有一个犹太老阿婆讲起自己的父亲。老太太还是个小姑娘时逃难到上海，发起了高烧没有钱买药，父亲便卖掉了手表从法租界换来了药。她父亲原来在德国开高级鞋店，而在中国实在没有出路，只能走街串巷卖起了果酱。那位老太太蛮活泼满夸张的，讲起这段往事瞪大了眼睛，上蹿下跳的：“我的父亲！去卖了果酱！”说着笑着，眼泪流了下来。
（重现当时上海犹太社区的街景）
又有一位犹太老太太，她回忆说当时他们家隔壁住着一位周先生，地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挺高的，英文也非常流利，在很多方面都帮助了犹太老太太一家渡过了难关。老太太从小学回家都会看到有辆黄包车在路口等着自己，很久以后才发现是周先生专门派车来接她的。离开了中国之后，老太太一直在寻找当年那位好人周先生，终于在前几年找到了她的女儿，也就是自己儿时的玩伴，而当年的周先生已经于2001年去世了。不管怎么样老太太还是很激动的，与周先生的女儿通过翻译互称姐妹，追忆往事。
（摩西会堂是一座类似巴洛克风格的三层小楼）
就这样温情与辛酸交织中，犹太难民与上海人一起度过了抗战的每一天。时不时犹太人会帮忙藏几个中国地下反抗党，甚至帮忙暗地里破坏些日本军用设施。1945年8月15日，犹太人和上海人一起等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开始急切的寻找起了家乡的亲人，结果发现没有多少留在欧洲的亲友还存活于世。当初最骇人的目的地成为了许多犹太难民一生中最自由的庇护地、最美好的回忆，在上海留下的故事、交下的朋友他们很多人直到70年后的今天依然时时拿出来回味。
(行走在纪念馆里，便如和犹太人一起走过二战时的岁月一般)
（刻满了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名字的一面墙。这是一面充满希望的墙，那些苦难的人们历经艰险，终于免于杀戮获得自由。）
二战结束后，大部分犹太人陆续离开上海去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等地，有一部分犹太人（主要是俄国犹太人）直到1960年代才离开上海。
这就是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故事，这就是上海与世界联系最紧密的故事。201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还特地拍摄了公益宣传片《谢谢上海》，以色列总理亲自出镜表达了对上海的感谢。在这一片温暖振奋的故事中，我不仅有了些奇怪的思索。周先生自己操着流利的英文，而他的女儿却只能通过翻译与当年的好姐妹交谈；上海人民在大敌当头、物资短缺的时刻依然能够敞开心胸去给予陌生民族温暖，而如今我们却在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上海，曾经迈出了成为世界性大城市的第一步，自由、包容、多元，可又因为种种原因缩了回来。我们的城市还能够重拾当年那个“东方方舟”的姿态吗？我想这是犹太难民纪念馆在留给我感动之余的思考。
小贴士：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62号（近舟山路）
开放时间：9:00 - 17:00（16:30截止入馆，周一至周日）
门票价格：50元（学生可凭学生证购学生票；凭门票可到马路对面的白马咖啡馆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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