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谁是最有名的女权主义者？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想到西蒙娜·德·波伏娃。
波伏娃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她的作品《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大地震”，深刻探讨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女性的处境，以及女性独立可能存在的出路，至今都被奉为“女性圣经”。其后，她更是凭借小说《名士风流》，获得法国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
波伏娃有多厉害呢？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评价称：“波伏娃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美国社会运动家凯特·米列特更是声称：“波伏娃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第二性》改变了全世界人类亿万人的命运。”
提到波伏娃，有一个男人是永远避不开的，他就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波伏娃和萨特是一对特立独行的情侣，他们几乎用了一生来实践自己的政治观念。作为女性，作为知识分子，我亦深深受益于波伏娃和她的理论。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出生在巴黎。她的外祖父曾是凡尔登的银行家，祖父出自巴黎的官宦之家，父亲则是一名辩护律师。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之家，虽然思想守旧，但好在家境富裕。可惜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他们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顿。但是，这并不妨碍“天才少女”波伏娃，展现出她的天分。
七岁，她开始写小说 ；八岁，她开始阅读英文小说，并且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给读完了。即便是在一战期间，波伏娃也没有缺过一天课。15岁时，她就暗下决心，要成为一位有名望的作家。
1925年，波伏娃迎来了大学生活。她最想入读的学校，是当时法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但这所学校很特别，因为它既没有国家学历证书的授予权，也没有颁发毕业证书的资格。所以一直以来，巴黎高师都是与其它大学合作办学：学生先在合作大学注册学籍，并完成头两年的课程，然后才能进入巴黎高师，完成后续的学业。
如此，波伏娃不得不先入读索邦大学。同时，她又碾转多个学校，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别人四年才能拿到的文学、数学、拉丁语和哲学这四个专业的资格证书。不仅如此，她还着手编写了一本有关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毕业论文。而在顺利进入巴黎高师后，年仅19岁的波伏娃，还发表了个人独立宣言：“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1929年，波伏娃参加了国家哲学教师的资格考试。这次考试，波伏娃是第二名，而第一名，正是萨特。
这一年，萨特24岁，波伏娃21岁。两人在朋友的聚会中见了面，并迅速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在公园或者小咖啡馆见面。这个习惯也保持了整整51年。
后来，他们两人都回忆过第一次见面时对彼此的印象：
萨特，24岁，哲学教师
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我对她说，你要保持最珍贵的自我，保持你对自由的热爱，你对生活的省悟，你的好奇心，还有你想要成为作家的决心。
波伏娃，21岁，哲学教师
我的男友拉马只要爱抚女人的脖子就能让她神魂颠倒，但萨特赢得一个女人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心展示给她看。他能理解我，能看透我，我被他迷住了。我和萨特的关系，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
不过，波伏娃虽然爱上了萨特，但她依然有点举棋不定。因为，她当时正与萨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刚才她口中的拉马交往。她对他们都是爱，不同的爱。
1929年10月1日，萨特和波伏娃在杜乐丽宫花园里散步，他们坐在石凳上，身后还有一只猫在喵喵叫。在这里，萨特向波伏娃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约定。
萨特，24岁
我们之间是本质的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爱。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我们之间不需要忠诚，但将永远不欺骗对方，不隐瞒对方任何事情。我们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业、生活，以及情感经历。我们做两年的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继续我们的关系。我希望，我们将持续保持彼此的感情，同时保证双方在感情和性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
波伏娃同意了。她觉得，萨特给她的是一种绝对的、永不止息的安全感。她在日记里写道：
波伏娃，21岁
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我要把每一个情人都当作唯一去爱。我会享受每一个情人能给予我的全部，我也会给予他我能给予的全部。这样的话，还有谁能谴责我呢？
可没过多久，萨特就要到离巴黎不远的小城镇勒阿弗尔教书，而波伏娃则被分配到了800公里之外的马赛。波伏娃很焦虑，担心这段感情告吹。为了让她安心，萨特提议说可以结婚，这样，国家就必须给他们分配两个位置相近的职位。
波伏娃拒绝了，认为这有违他们约定的原则，而且她转念想到，如果他们的感情足够坚固，就应该经受得起考验。最终，波伏娃独自踏上了去马赛教书的路。她和萨特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也能经常见面，一起旅行，这段经历也让他们之间建立起更深的信任。
1934年，波伏娃遇到了女学生奥尔加·科萨基维奇，一位俄国贵族后裔。波伏娃爱上了奥尔加。她在给奥尔加的信里写道：“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你是其中一个。”糟糕的是，萨特也迷恋上了奥尔加，这段“三角关系”让波伏娃痛苦。
萨特对奥尔加的痴迷，激发了她的嫉妒心，让她怀疑自己的幸福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可当奥尔加回忆起这段关系时，她却是这样说的：
奥尔加，19岁，学生
波伏娃和萨特对我的关注，让我兴奋不己，我觉得非常荣幸，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想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这段“三角关系”一度变得难以理清，但这时，一个名叫博斯特的年轻人，又加剧了局面的复杂性。博斯特是萨特的学生，他爱上了波伏娃，就连写出的情书也是柔情万种。
博斯特，21岁
我无比地爱你。我想要你知道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希望我的爱能带给你快乐。我很喜欢给你写信，因为给你写信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出你的脸庞，也可以想象到，这时的我笑得像个傻子一样。
戏剧性的是，博斯特最后娶了奥尔加。不过，博斯特仍然和波伏娃、萨特都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恋爱的同时，波伏娃并没有停下研究和创作的脚步。其实在上世纪30年代，除了自己的写作以外，波伏娃也在帮萨特修改小说《恶心》。正因如此，萨特才会在这本书的扉页里写上“献给海狸”，而“海狸”，正是萨特对波伏娃的爱称。这本书出版后，萨特成为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还没等萨特继续下一步动作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9年，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萨特也收拾行囊上了前线。不幸的是，第二年，萨特就被德军俘获并送往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十个月才得以脱困。而身在巴黎的波伏娃，也不得不在纳粹的《维希誓言》上签名，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这件事令她羞愧，却别无选择。
那段时间，是波伏娃的人生低谷。国家遭受侵略之际，又恰逢父亲去世，默默无闻的她，也只能埋头继续创作小说，等待合适的出版时机。
幸运的是，波伏娃没有等待太久。1943年，小说《女宾》的出版，使得她名声大噪。与此同时，回归后的萨特也开始发力。他的作品《存在与虚无》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欢迎，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两年后，在被称为“存在主义之年”的1945年，波伏娃出版了引起法国文坛大轰动的小说《他人的血》，并创下两年再版32次的记录，吸引全国所有报纸争相报道。萨特也推出了他著名的戏剧作品《禁闭》，让人们深刻意识到，什么是“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观念。
也是在这一年，波伏娃和萨特等人合办的期刊《摩登时代》顺利面世。这本杂志会对法国内外的大事件进行评论，向大众推广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先进思想。令人遗憾的是，杂志主编那一栏，只有萨特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早已名声在外。
1946年，波伏娃推出了长篇小说《人总是要死的》，引发了战后人们对存在主义的大辩论。她连同萨特、加缪一起，把存在主义文学发展起来，形成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学浪潮。波伏娃，也一跃成为最当红的作家和最受关注的哲学家之一。
1947年，波伏娃受邀去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在那里，她惊讶地发现，美国的未婚女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波伏娃，40岁
美国女性着装的女性化程度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而且往往极尽性感，着实令我震惊。这里的女性杂志，不仅种类比法国的要多出很多，而且有很多关于如何钓到金龟婿的长篇大论。美国的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情绪，互相不喜欢，也因此在关系中互相争斗。
这趟美国之行，波伏娃认识了一位重要伴侣，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他们相爱了，阿尔格伦还送给波伏娃一枚戒指。在彼此陪伴的十几年中，阿尔格伦曾向波伏娃求婚，可波伏娃的内心却很痛苦。他们一个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在法国巴黎，无法生活在一起。对此，波伏娃只能回答：“我不能只为幸福和爱活着，我不能放弃在巴黎的写作和工作。”他们还是分开了，但阿尔格伦一直住在波伏娃心里，直到去世下葬的时候，波伏娃的手上还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
在经历爱恋的同时，波伏娃也没有一刻放下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日常的探讨中，她常常问萨特：“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1949年首次出版的作品《第二性》。
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波伏娃获得世界性成功的巨著。有社会评论称，《第二性》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也正因如此，它才有了“女性圣经”的美名，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之书。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读来，亦有振聋发聩之感：
波伏娃，41岁，作家，女权主义者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1955年，波伏娃和萨特应中国政府之邀，赴华参观访问。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走访了中国的多个城市和农村。回国两年后，波伏娃发表了《长征：中国纪行》一书。
波伏娃，47岁
中国是一部需要耐心才能读完的史诗，从《人的命运》的黑暗日子一直延续到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对我来说，是这次搅翻一切、可以理解的革命，不但是农民和工人不再受剥削，而且还收回了被外国人占领的所有土地。中国政府的建设性努力是很严峻的。所以，理解到建设这一国家未来的按捺不住的力量，又是多么真实啊！
在后半生，波伏娃和萨特一边写作，一边愈发频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别人发声。他们还是会和不同的人恋爱，甚至会因为爱情而嫉妒、痛苦，但他们从未分离。萨特在一次采访中曾说道：
萨特，68岁，哲学家
我们彼此相爱，但不是以一般人所理解的方式相爱。我们爱上了彼此的直觉、想象力、创造力、观念，并最终有一段时间也爱上了彼此的身体，但就像一个人不能主导另一个人的思想那样，一个人也不能主宰另一个人的品位、梦想、希望等等。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波伏娃的批准，我永远不会允许我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
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就像是人们常说的“灵魂伴侣”。他们相知相依数十年，一直遵从当初做下的约定。
进入70年代后，萨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1980年4月15日，萨特去世。这对波伏娃来说，无疑是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打击。
1986年4月14日，也就是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也因肺水肿和并发症去世，享年78岁。她陪伴在萨特身边，长眠于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波伏娃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家之一。起初，大家更多关心的，是她和萨特的感情，还有围绕她的八卦消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波伏娃的《第二性》和女性主义思想也成为了不可替代的时代产物。直至今天，《第二性》依然是知识女性的必读书目，即便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却依然充满对现实世界的真知灼见，毫不过时。她的存在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观念，都奠定了她崇高的历史地位。
波伏娃的人生经历，是她的存在主义哲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履践着她独立、自由的梦想。她和萨特的爱情契约，奇妙的终身伴侣关系，甚至比他们的著作更具有思想上的代表性。他们的故事告诉这世间所有的人，自由与爱，原来也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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