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启了“康乾盛世”的一代帝王，康熙帝自称从小就“不喜饮酒”，原因是过量饮酒会“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疾病”。康熙帝对酒的态度是控制使用，“能饮而不饮”“平日膳后或过年节筵宴之日，只小杯一杯”。因此，有人认为康熙帝是有清一代“终生放弃饮酒之乐”的皇帝。然而，果真如此吗？
❖ 康熙朝明黄地彩云金龙妆花缎貂皮朝袍（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四十八（1709年）和四十九两年，当时中国少有的葡萄酒成了康熙帝孜孜以求的物件。
这次征集葡萄酒的行动始于康熙帝对西洋传教士的一次表彰。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发下一道上谕：“（传教士）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朕）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每日竟进数次。”这道上谕不仅传达了康熙帝对西洋传教士的赞赏，更表明了康熙帝对葡萄酒的喜爱。传教士们心领神会，更加积极的将漂洋过海带来的西洋葡萄酒进献给中国皇帝。为了保证这些物品迅速向紫禁城汇集，康熙帝还通过各省封疆大吏在京师居住的家属转传谕旨：“以后凡本处西洋人所进皇上上用物件并启奏的书字，即速著妥当家人，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 接到旨令，各地督抚迅速将皇帝对洋酒的渴望通告当地的西洋传教士，一场进贡洋酒的行动在传教士活动频繁的东南一带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行动最为迅速的是江南省。二月二十四日，江南总督邵穆布奏报送来葡萄酒11瓶；三月二日，江西巡抚郎廷极上奏：饶州的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送来西洋葡萄酒66瓶、哈尔各斯默1瓶；殷弘绪之后，江西各地的传教士也纷纷进贡洋酒，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向康熙帝进献了洋酒100多瓶。其次是福建地区，三月二十日，福州传教士利国安“恭进皇上葡萄酒二箱”。然后，驻扎在今天湖南的偏沅巡抚赵申乔也奏报“西洋臣聂若望交臣进上葡萄酒”。距京师遥远的广东，虽然献酒时间晚了一些，但一直持续到次年十月，两广总督赵弘灿先后4次献上洋酒，共计1箱又26瓶。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广东巡抚满丕进贡土产的奏折上，皇帝再次表现出对葡萄酒的渴望：“以后若得西洋葡萄酒、颜料则进来，他物都不必进。”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满丕派人进贡葡萄酒和绘画颜料，收到奏报后，康熙帝在满丕的奏折上批道：“目今已值西洋船抵广东之际，倘到，速问。一并将伊等信函缮折具奏。”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西洋船和葡萄酒的热切。前面我们说过，康熙帝认为酒是对人无益之物，他更不是酗酒之人，那么，为什么这位皇帝在知天命之年突然对葡萄酒产生了如此的热情呢？康熙四十八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康熙中期，正值壮年的皇太子允礽的势力日渐增大，形成了所谓太子党，他们恣意妄为，横行朝中，使得康熙帝极为不安。
因此，尽管康熙帝当初立太子时饱含了对已故皇后赫舍里氏（允礽生母）的无尽思念，也对太子寄予了无限希望、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还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做出了废黜太子的决定，理由是皇太子“不仁不孝”“专擅威权”“虐众肆恶”。然而，废太子的决定并不能安慰康熙帝的内心，在宣布废黜太子时，他泪流满面，痛哭仆地，“日日不能释然于怀”“无日不流涕”“未尝安寝”。太子的位子空缺后，各位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更加激烈，朝中局势更为复杂；废太子四面受敌，性命堪忧，矛盾更为棘手。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再次立允礽为皇太子。然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皇帝再颁谕旨废黜允礽皇太子的地位，允礽从此永远失去了复出的希望。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一年间皇太子的两度被废，不仅是皇帝的家事，也是朝廷各种势力的角逐，可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烦心，这使得康熙帝的身体和情感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皇太子第一次被废的第二个月，康熙帝突然患病，从南苑回宫，但他却拒绝诊治，认为：“事出多端，朕深怀愧愤，惟日增郁结，以致心神耗损，形容憔悴，势难必愈。”直到十一月上旬，病情“日渐增加”，大臣们面对心事重重的皇帝也噤若寒蝉，惟恐言多必失，惹祸上身。最后，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痛哭陈请就医，“愿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康熙帝才在十一月十八日开始用药。由于病情延误时间较长，“皇帝健康日衰，中国大夫束手无策，于是只得向欧洲人求助。他们听说罗德先教友精通药理，便认为他或许能缓解皇帝病情……他配制了胭脂红酒让皇帝服用，首先止住了最令他心神不安的严重的心悸症；随之又建议他服用产自加那利群岛的葡萄酒。”可见，康熙帝是为了调养心脏病开始频繁的接触了葡萄酒，而葡萄酒也确实为恢复康熙帝的健康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另一个困扰康熙帝的问题来自欧洲的罗马教廷。
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陆续踏上中国的土地传播天主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后，将传教工作本土化，并与中国上层社会建立良好关系，从而打开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新局面，二十年间，在中国内陆发展了2500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明朝科技专家兼高级官员的徐光启等。后来，德国人汤若望继续在中国推行本土化传教举措，进一步扩大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康熙三年（1664年）中国教徒已多达25万人。然而，当西方传教士的事业在中国逐渐走向辉煌的同时，教会内部有关中国礼仪的争论却越来越激烈，一部分人打出“维护天主的纯洁”的旗帜，认为“祀孔祭祖”是异端邪说，反对以利玛窦、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本土化传教方式，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传教士内部的争论发展为教派之间的争论，最终上达了罗马教廷。经过反复的争论、议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了禁止教徒祀孔祭祖的命令。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教皇特使铎罗来到南京，以书信的形式宣布了教皇的禁令，也称“南京命令”，将中国祀孔祭祖等传统礼仪裁定为异端宗教活动，明令禁止。得知这一消息，康熙帝也迅速采取了强硬措施，凡是尊重中国礼仪和习俗的西洋人，可以领取信票，长期留居中国；凡是执行教皇禁令的传教士，包括铎罗，一并驱逐到远离京师的广东、澳门。可见，康熙朝中后期，葡萄酒承载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特别是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间，这条连接在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葡萄酒热线”，更成为了中外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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