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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各学派热烈争辩,互相论战,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是设立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在这里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并积极参政议政,发表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郭沫若对稷下学宫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报记者程??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姜健徐磊
招贤纳士
巩固新生政权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有儒、墨、道、法、阴阳五行、名、兵、农、轻重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蔚为壮观。”近日,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姚素娟向记者讲起了发生在这里的百家争鸣。作为中心园地,稷下学宫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互相吸收对方学术成果,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对这些学者采取了尊崇、待遇优厚的态度,不少著名学者被封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拥有相应的爵位和奉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
这里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当时最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都曾在稷下学宫长期讲学。孟子长期居临淄,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受到了稷下管子学派“气”论的影响。
齐国为什么放任诸子百家说长道短,还为他们提供爵位和奉养?临淄齐文化研究社副社长王方诗表示:“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任务。”
齐宣王在位期间,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他希望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鼓励他们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游学教学
助力人才成长
百家争鸣过程中,人才得到培养,文化知识得以传播,这种学术盛况在教育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与后代学校相比,稷下学宫有其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便是其教学方式之一。
学生可以自由来这里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双向选择。游学制度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诸子百家进言,齐王纳谏,这些都显示了百家争鸣的政治功能。
郭沫若在《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中这样评价: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子》精华
养分延续至今
百家争鸣过程中,涌现出《管子》等一大批著名著作。《管子》是管仲以及稷下管子学派学者们的一部言论汇编,今本存76篇,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位于临淄区牛山北麓的管仲纪念馆于2004年建成并对外开放,以管仲墓为依托,以管仲的生平为脉络,全面展示博大精深的《管子》思想。临淄齐文化研究社副社长宋玉顺说,《管子》中“以人为本”、“以法治国”、“诚信”、“廉政”等政治理念,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管子?明法》篇中,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念。管仲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他还重视发展经济,认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他也主张尊重民意,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中许多‘以法治国’的主张,学术界有人认为是法家的思想,但实际上,它融合了儒、道、法各家思想的精华。”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国宜谈到和谐治国的方略时,特别提到了《管子》中所倡导的“以法治国,礼法并举”的和谐治国方略。先秦时期,孔孟宣扬道德的崇高,而不言法治；商鞅、韩非主张法治,但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唯《管子》兼重法治与礼治,讲究法、德统一,为当时最全面的治国思想。
“《管子》认为,法是民众的规范,判定是非的尺度,兴功止暴的利器,国必有法,法必有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齐国首倡以法治国,为国民的行为确立了标准和尺度。在重视以法治国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对治国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所倡导的‘礼义治国’、‘以德治国’的雏形。”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智表示,礼法并举、德刑统一,是《管子》对以法治国政治理念的升华。这里面提出的许多意见,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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