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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欧阳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对市民社会加以分析的重要结果，同时也是建立在政治哲学基础上，打上了价值尺度的印记，体现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创造性运用。在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坚持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二者的辩证统一，既不将二者割裂开来，也不在使用上对二者有所偏废，从而保证了唯物史观在20世纪的中国土壤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关键词：毛泽东；唯物史观；事实尺度；价值尺度；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与革命进程的内在规律即客观规律，并以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指导人民从事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系统工程。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风格。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土壤上的坚持、创造性运用与发展，而且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丰硕成果，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观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现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毛泽东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注重把握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关系，坚持二者的统一，从而在20世纪的中国土壤上，让唯物史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深刻地打上了价值尺度的印记，从而最终成为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重要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史来看，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不仅强调了交往形式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澄清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形式的存在意义，同时将历史性注入其中，打破了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视为永恒的神话，（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奠定了客观基础。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并没有就事论事地探讨市民社会的本质，而是另辟蹊径地从物质生产出发，在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本质特征的过程中，找出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客观现实矛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性与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终成为事实尺度的重要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却不仅仅是事实尺度的重要体现。从政治哲学的本质来看，政治哲学更多地是与价值尺度相联，所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美好的政治生活的向往，深深地打上了价值尺度的烙印。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一开始便包含了不容忽视的价值尺度。这不仅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于现代国家制度的批判中看到，也可以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严格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中看到，还可以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证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中看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在这里，马克思在谈到对“现代国家制度”加以批判这一价值尺度之后，很快又转向了事实尺度，认为价值尺度必须与事实尺度进行有机的结合，只有这样，这种批判才是有力的。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为批判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而创作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尽管政治解放是以人权为标志，但它并没有克服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完成了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解放的任务而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②。应当说，正是通过严格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马克思实际上完成了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区分开来，同时又在新的起点上将它们结合起来的重大任务。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③在此清楚可见，人类解放是作为价值尺度而存在的，它的完成是需要借助作为事实尺度的客观的社会力量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标志。《手稿》中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揭示了私有财产和现代权利的本质；其次，马克思从“法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的观点出发，揭示了现代权利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最后，马克思将“异化的积极扬弃”作为核心，确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并借此批判了以“普遍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平等权利观，初步阐明了自己以价值尺度为准则的共产主义思想。
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④（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体现出了价值尺度。同时，马克思明确强调“共产主义”是“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这一点，实际上又是将共产主义与事实尺度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所谓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所阐明的就是共产主义是在人征服了自然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结果。而所谓人征服自然界就是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由此表明，共产主义的建立是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客观事实尺度的。
二、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进中国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探索与努力，逐步成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的指导思想。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强调，“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即唯心论——引者注)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⑤。至此，毛泽东不仅表明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也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哲学根据的意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早期阶段，在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所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一群从莫斯科回来的留洋学生，自认为熟读马列经典，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极力强调维护马克思主义这一价值尺度的纯洁性与绝对性，而不能正视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看不到中国国情作为事实尺度的重要意义，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这一价值尺度变成了空中楼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看起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简简单单，朴实无华，实际上，这四个字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统一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在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坚持主张不能脱离事实尺度来抽象地看待价值尺度，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创造性运用。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体现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⑦。从历史上看，“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颜师古注《汉书》)是中国古人对于“实事求是”一词的注释，体现了对于事实尺度的着重强调。但是经过毛泽东的阐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本质上是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这是因为，如果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⑧。在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就是价值尺度；“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就是事实尺度。实事求是思想，就其全部内容和基本要求来看，“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⑨。因此，面对“实事求是”这一提法，需要从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结合的高度，深刻把握其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
《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一部分是“中国向何处去”。在那里，毛泽东不仅明确地将“实事求是”规定为“科学的态度”，同时还指出，面对“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之类的“狂妄的态度”，应当看到它们“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⑩。由此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实事求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已经具有了唯物史观的意义，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之路的法宝。“实事求是”要求对事实的了解要着眼于其自身的发展及特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找出其固有的规律，这些要求，正是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起来的精神体现。
既坚持价值尺度的重要性，又主张需要重视事实尺度，是毛泽东在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结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11)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作“指南针”的提法，使人们充分看到了毛泽东对于价值尺度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发生重大作用，就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理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2)。这里，毛泽东进一步着重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价值尺度需要被中国人民所掌握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这种价值尺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不会被搁置起来。同时应当看到的是，毛泽东已将上述思想提升到坚持历史唯物论与反对唯心史观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反映出该思想已经具有了唯物史观的意义，这是毛泽东的重要思想贡献。
在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由此也使人们能够深入地认清毛泽东对于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结合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3)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震荡与变革，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致使从一方面看，“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4)。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他们的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作了具体的科学分析，从而正确地认清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论著，都贯穿着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从而最终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与总政策，这是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认识中国国情所总结出来的硕果。
在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统一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还表现在他善于运用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去确定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从而使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的统一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在此，普遍性体现的是价值尺度，特殊性体现的是事实尺度。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原则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15)。换句话说，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暴力革命的原则对革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普遍必须的规律在各个不同国度实现的具体形式却一定是特殊的、未尽相同的。正因为毛泽东真正把握了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才导引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16)根据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借助于普遍与特殊之间互相联系的辩证方法，毛泽东大胆制订了“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目标。
在撰写《矛盾论》时，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坚持社会内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等等)推动社会前进的观点的同时，对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统一的重要性。机械唯物论只承认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拒绝承认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等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过来表现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如果按照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去指导中国革命，那么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应该坐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人民应该静候资本主义成熟以后，再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毛泽东认定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凝固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相互转化的。他说道：“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7)
正是基于在总体上对历史发展做出了上述辩证的理解，使得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的革命性与能动性进行了精辟的发挥。毛泽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是因为马克思首创了“科学的社会实践”概念，把基于实践的社会历史生活与人类的认识活动理解为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而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意识与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因此，社会历史生活与人类的认识活动，既是客观过程的反映过程，也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革命的实践。严格说来，革命的实践就是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的统一。毛泽东将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其中的“主观”与价值尺度相联，“客观”则与事实尺度相联，因此，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融于一身、合为一体。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8)由此可见，在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统一起来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将事实尺度作为认清价值尺度重要性的切入点。这一点反映出毛泽东对于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价值尺度在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焕发出生命力。因此，毛泽东在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时，认为基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那么，理论就不可能实现对实践的指导。“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那么，“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不起作用的(19)。
三、晚年毛泽东与唯物史观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坚持用价值尺度来把握中国革命的大方向，同时用事实尺度来保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符合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在处理如何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统一起来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党内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包括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错误倾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统一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一整套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一方面看，事实尺度不能离开价值尺度，否则就没有方向与理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另一方面看，价值尺度也不能离开事实尺度，否则就会在现实中碰壁。因此，辩证地理解与把握二者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既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也不能对二者有所偏废。“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并不是单纯地强调事实尺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价值尺度的指导下坚持事实尺度，这一点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如果用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来加以理解，这里的“继承”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尺度的全面继承；这里的“发展”就是从新的实践出发，以事实尺度为基础，从而保证唯物史观的落地生根。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反复告诫大家并且身体力行，坚持贯彻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结合的唯物史观原则。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20)这里既可看到他对价值尺度的重视，也可看到他对事实尺度的坚持。他还说道：“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时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21)很显然，这些论述也是对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结合的坚持。
客观地说，晚年毛泽东在坚持事实尺度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对价值尺度的偏重。从晚年毛泽东的大量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思考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例如，对于晚年毛泽东来说，“人民公社”是能够“超越”欧美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而“公”字就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特征，需要人们秉赋大公无私的道德精神。再如，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思考“三自一包”问题的过程中，将其提到究竟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高度。（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时令他担忧的是，“三自一包”的实行将会导致私有化，危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还如，在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背景下，面对过去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形成的道德意志，如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等的逐渐衰退，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22)，同时也说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23)。
晚年毛泽东期盼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的技术以及现代化的效益等，能够与他心目中具有传统色彩的道德伦理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但是，这种平衡关系在现实中往往又会由于他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某些传统色彩的作用而被打破，这主要表现为，为了维护他心目中神圣的具有价值尺度意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常常不得不让现代化的效益做出一些牺牲。晚年的毛泽东希望通过对人们主观世界道德的改造，培养出一大批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和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的“共产主义新人”。晚年毛泽东认为只有这种新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主体，而且这种新人的道德品格将是十分高尚的。可以想象出，当毛泽东在吟诵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时，他一定为自己所从事的塑造亿万“新尧舜”的伟业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晚年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国际舞台，投向了联合国，投向了大洋彼岸。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范围，晚年毛泽东将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统一的辩证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境界。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道：“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4)这是晚年毛泽东根据世界形势发生的新情况与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该理论在很长时间内是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思想，它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世界格局现实实际的高度尊重。晚年毛泽东通过对当时的世界形势实际情况的分析，排除了文革中形成的狂热思潮的干扰，果断做出了中美建交的战略决策，让中华民族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完成了破冰之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基石。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既包含着对于中国国情与客观规律的尊重，也有着对于价值尺度的高度重视，因此辩证、全面地理解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这一点是坚持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出发点，同时也是把握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本质的关键所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坚持价值尺度和事实尺度的辩证统一，是毛泽东让唯物史观在中国土壤上生根结果的重要思想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统一的思想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正是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相统一的生动体现。坚持价值尺度与事实尺度的统一是贯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唯物史观的红线。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尺度为基石的“中国梦”，正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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