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段运河早期的开凿主要是指泇河的开凿，永乐十三年,运河南北全线疏浚通航,朝廷决定停止海运,把运河作为漕运的主要渠道。明朝迁都北京后，开始实行南粮北运，漕运的兴盛就此开始。
为了进一步保证漕粮及时安全北运，明朝特别注重京杭大运河这根政治、经济生命线的安危。但黄河下游多次决口冲毁运道，严重影响了漕运的安全，而且决口多集中于济宁、泗水运道段，明朝于是决定开凿一条新的河道，于是使京杭大运河避开黄河侵袭的课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先后开凿了南阳的新河、泇河。今天的枣庄段运河主要河道韩庄运河，便是当年开凿的泇河上游段发展并形成的。
明朝前期的“治黄保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黄河泛滥对山东一段运河的侵害，但由于实行北堤南分，而对黄河的下游却任其泛滥不治，以致在明代后期黄河害运集中于徐州上下运段，迫使朝廷重点对济宁以南的运道进行了改造与治理。
从探索开凿枣庄段运河的重要意义到力排众议进谏朝廷实施这一重要工程，从克服重重困难到屡屡不懈地坚持开凿枣庄段运河，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治运人物。他们或是位高权重的朝廷要员，或是显赫一时的权贵人士，或是具体工程的实施者，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将枣庄段运河的开凿当做他们一生的追求，有的甚至以不惜付出了生命为代价。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付出和努力，才使这段让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的运河至今横亘在枣庄广袤的大地上，哺育和滋润着运河儿女，使运河经济和文化得以繁荣和发展。
盛应期，字思征，吴江人。明弘治六年进士，授都水主事辖济宁诸闸，累迁工部侍郎。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决沛县，淤运道。工部尚书胡世宁等建议，运河之塞是因为黄河。使运道不经黄河，则易防淤积。可于昭阳湖东岸滕、沛、鱼台、邹县界选择土坚无石之地另开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取其土厚筑西岸，为湖的东堤，防黄水漫入、山水漫出。隔昭阳湖在外，为黄流散漫地。盛应期用其建议，役丁夫98000人开渠自南阳经三河口，过夏村至留域共140里。历时四月，督工严急。后流言免职，并停开渠。后此以言改河为禁区。整个嘉靖时期，黄河共6次决口，冲坏运河。最后，终于接续盛氏未完成的工程，开南阳新河行运。
小编评：运河之塞根在黄河水患，水患在疏不在避，新修河道费工费时，贫瘠之地腐败怠慢，工程浩大，急公进取，纵有大志，终成遗憾。
朱衡（1501～1574年），字士南，万安人。明嘉靖十一年进土，四十四年以工部尚书总理河漕，与潘季馴共事。当时水大不易施工，他采用邻县知县章时鸾的建议，续凿总河盛应期所开新河，以避黄河之害，取运道之捷径。隆庆四年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淤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请开泇河以避黄水，未决而罢。明年四月，河复决邳州，命给事中雒遵劫验。工部尚书朱衡请以开泇口河之说下诸臣熟计。明帝即命遵会勘。遵言：“泇口河取道虽捷，施工实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馀，开凿仅至二丈，硼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良城虽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难凿，纵凿之，湍激不可漕。且蛤鳗、周柳诸湖，筑堤水中，功费无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可筑堤，然须葛墟岭以泄正派，开地浜沟以散馀波，乃可施工。”请罢其议。诏尚书朱衡会总河都御史万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难，大略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间堤高水深，不烦别建置。乃罢。
小编评：治理黄河水患，在于构建系统性水利枢纽网络，应于多省联合治理，重点在于中游的分段式，梯次型，疏导监控。而下游多塌泄湖泊，单存疏通防患水灾，极其被动不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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