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是盲目追逐“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而是要让其名称中的“科学奖”一词名符其实。
这个奖并不是诺贝尔遗嘱中规定的奖项，而是在1969年才开始由瑞典国家银行资助加入到诺贝尔奖里去的。从它本身来说，显然并不要求一定得是科学，和平奖和文学奖就不是科学类奖项。因此，作为主要负责管理诺贝尔奖的国家瑞典，人家自己出钱新增一个奖项，就算有些问题，其他人也不好去多说什么。如果这个奖不说自己是“科学奖”，那用什么标准来评这个奖主要就是瑞典自己说了算。但是，这个奖项虽然经历过很多次名称的变化，却一直都强调它是一个“科学奖”，这显然得首先符合科学的标准才行，那就不是瑞典自己可以随便定标准的事情了。当然，每个奖项的评选并不是瑞典自己进行，而是依靠全世界相应领域最出色的一批学者进行，但如果全世界整个该学科领域在科学标准上存在问题呢？那当然就不是瑞典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了。
在过去，如何判定某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的标准是存在巨大缺陷的。这个缺陷在于：全球科学界公认实验方法的引入，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标志，并具有判定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的标准地位。大量的哲学家尤其科学哲学家们都会大谈实验在科学的作用问题，但问题在于：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大谈实验的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是搞实验和测量学专业出身的，人们都只是在很大程度上以抽象和想象的思辨方式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就会使他们的讨论难以深入、系统、完备和有实际指导意义。或者说这种讨论什么是科学的活动本身就难以科学。
实验的真正目的是为获得科学研究对象的测量数据，而并不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对象都适合采用实验方法。不仅是经济学这类社会学科领域，很多如天文、气象、地质等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难以普遍地将其科学性建立在实验基础上。这是很多学科难以为自己找到科学地位的最关键要害所在。关于这一点，大量学者包括经济学的学者们都意识到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我在科学标准问题上所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将判断科学的标准从“实验”修改为“测量”，这样一来，就使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建立起与物理学等价的科学地位。在没有我所做的这个工作之前，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只是通过直觉意识到他们该为自己的学科建立起类似的基础，经济学领域甚至创建了一个“实验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这种努力不能说一点价值没有，但完全指望通过这种途径为经济学建立科学基础是徒劳的，正如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所指出的，即使是物理学也不可能靠实验解决一切问题，也必然有大量理论问题是通过非实验的测量活动来解决的。甚至于，在很多诸如模型仿真等科学活动中，实验所获得的数据并不是科学地位最高的。实验只是测量的一个子集，尽管是最精致的子集，但它远不是测量的全部。如果只以实验作为判断科学的标准，这一方面会过于狭隘，使得大量的，甚至绝大多数的科学活动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准确地理解实验对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是什么。
经济学寻找测量基础的努力集中体现在“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中。但因为缺乏一般测量学的支持，注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重大缺陷。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就是授予了创立“计量经济学”的两位经济学者挪威的Ragnar Frisch与荷兰的Jan Tinbergen。他们当年创建“计量经济学”这个词汇，就是模仿另一门学科“生物计量学”的名称。我曾问过很多计量经济学的教授和学者：你们清楚这个门学科中最关键的一个词“计量”是什么意思吗？几乎所有计量经济学的专家们都搞不清楚。也难怪，这门学科的创始人，因此而拿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都搞不清楚，后来的人怎么可能搞得清楚？在当年建立“生物计量学”这个名称时，“计量”一词是具有测量含义的。至今极少数的一些机械测量如磅秤等还保留有“计量称”的名称。但是，随着测量学不断地成熟和发展，“计量”一词已经越来越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测量体系里的计量基准、测量仪器定标、校准、量值传递系统，而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测量。计量只是测量里的一个核心分支。在计量一词的内涵慢慢发生了这种变化之后，“计量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此是完全处于茫然不知的状态。
如果只是一个词汇约定成俗的话，叫什么其实也不重要，问题只在于是否理解这门学科真正需要研究的对象，和其使命是什么。当年生物计量学目的就是要建立生物学的测量基础，因此，后来当计量一词的内涵慢慢发生变化之后，有生物学界的学者建议把名称改为“生物测定学”。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显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顺便提一下，我本人就是测量学出身，并且做过6年的电信测量和计量工作。所以我有专业的资格来谈什么叫计量，而计量经济学的专家们却基本上都没有这个知识结构上的基础。如果一个学科连自己的科学基础应当是什么都不清楚，它难以具备科学的地位就是很自然的了。
毫无疑问，诺贝尔科学奖是科学领域最高的荣誉。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相应的成就以及评价的标准真的是符合科学的。如果评价标准本身就不符合科学，这样评出来的成就获奖未必是一种荣誉，更有可能最终成为一种尴尬。
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系统地讨论了整个科学界一致公认的一般测量学内容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应用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领域。如同数学里的微积分等，在数学领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和完善了，其他学科只要去调用相应的知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加以特定的应用即可，没有必要闭门造车自己再去琢磨相应的问题。一般测量学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一切学科都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自己特定领域即可。如果不首先研究清楚一般测量学的所有知识，纯粹闭门造车自己去想象，一定会形成大量的缺口和问题。
举例来说，很多经济学者都知道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但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差别？又有什么联系？整个经济学界基本上是一头雾水。
再如，从测量学角度说，对一切测量数据的准确理解必须包含三个方面：有效值、误差、置信度。并且，对测量数据最核心的处理工作就是进行误差分析。但经济学者们往往只凭相关系数和回归分析得出的经验公式或图表，几乎从不考虑误差就去海阔天空地导出结论。经济学者们也都极少在意真值数据与鬼影数据的本质差异，这是区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最有效判定标准之一，不过，这只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在于测量的精度，只有当测量精度提高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误差减少到一定程度，才能区分出是什么样的原因通过因果关系导致了结果。相关系数只是测量误差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其关系为：
测量的相对误差=（1-相关系数）×100%
但是，在相关分析中，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未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只要获得相对高一点的相关系数，就心满意足地去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了，而未充分明白持续提升测量精度，或者说持续提升相关系数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是否继续被称为“计量经济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必须完全以一般测量学为基础重建这门学科，事实上就是建立“经济测量学”，否则它就不可能承担其应有的经济科学使命。
在我出版《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这本书之前，对经济学的批判事实上已经很多了。尤其是来自物理学界的学者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后，很多都会对经济学的现状感到不理解。例如，搞物理学出身，后对经济学发生兴趣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平等，对整个经济学的现状就是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主流的经济学界内部，对经济学的科学性也有大量批判性的表述，只是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如对数学的滥用问题，经济学的数学知识太简单和太难的矛盾看法，经济学家们难以达成一致问题，几乎所有经济学最基本概念和假设上相互矛盾的争论，甚至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们对经济学本身科学性的大量直接怀疑等等。可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早就已经千疮百孔，单纯地增加更多批判、只是呼唤经济学的革命并无更多意义。如果不能提供新的一整套可替代的经济学体系，仅仅是批判除了让人增加焦虑，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什么是可替代的新经济学体系呢？简单说就是在一切方面都比过去的经济学体系更好。不仅过去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新体系都能解决而且解决得更好，并且以前的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它也都能够解决。总之要让过去的经济学体系基本上一无是处才行。那不能简单地推翻过去的一切，而是要能将其有价值的部分全部继承下来，并将一切有问题的地方都解决。这当然不是说要解决一切细节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无止尽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只是说要最起码在其研究方法和体系是否符合科学标准上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应当被解决。
实现这一点看似很难，实则不然。因为过去的经济学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些经济学理论或结论有问题，而是它没有为自己找到真正科学的方法与基础。因此，只要我们能为新的经济学体系补上这一个关键缺口，其他一切问题也就全都迎刃而解了。这套真正科学的方法与基础并不止是适用于经济学的，它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的基础。过去的经济学虽然严格地引入了数学的工具，但仅仅靠数学并不能真正成为科学，一切真正科学的基础必须是两个：一是测量，二是数学，并且作为现代科学，其测量基础更加重要。曾有一位宏观经济学的教授在网上与我交流，他在大学讲了很多年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但对经典的戴维·罗默等人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内容仍然是一头雾水。他说虽然他讲授了很多年这门课程，但对书里讲的是些什么东西还是完全搞不懂，他问我能看懂书里写的是什么吗？我说当然看得懂，他问为什么，我说你只要把书中全部经济学概念去掉，纯粹当成数学课程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实在是太简单了。他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是这样啊”。
《科学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出版在时间上拖延了很多年，在此正式出版之际也借此机会向期待很久的读者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歉意。我力图把这本书写成一个完全重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开山之作，因此写得非常辛苦。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由读者们去评说，但至少我自己感到很欣慰。在采用科学的方法写作如《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时，虽然也是重建了整个军事理论，但却远比写经济学的书要容易。因为过去的军事理论虽然缺少数学化的方法，但它们一般都深刻地建立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之上，是以对战争历史的测量为基础建立的。若米尼在《兵法概论》序言中就明确提到其研究方法是以对战争史的考察为基础，这事实上就是明确以对战争实践的测量为基础建立军事理论。因此，它们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只是精确性和数学化不够，却并无原则性的错误。甚至于像若米尼、兰彻斯特等经典军事理论家，以及现在的学者如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的沙基昌教授推动的数理战术学等，也都尽力寻求数学方法在军事理论中的应用。沙基昌教授在建立这门学科时还深入参考了数理经济学的模式，因为数理经济学本身就有很严重的问题，这种参考是利是弊还需要深入和仔细地考虑。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以我所建立的科学标准为指导，在军事测量学基础上，通过分析几千个古今中外的战争案例，以严密的公理化方法，系统地数学推导证明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孙子、毛泽东、杜黑、马汉等经典军事理论家的理论和观点为什么是正确的，并且数学地推导出兰彻斯特方程和它的各种变化形式，发现了战争维、七种零伤亡作战等会使数量原则失效的作战方式、和平与战争的判决条件等，从而将军事理论变得更为精确和完善。
经济学非常不同，它表面上包装了极其唬人的严谨数学体系工具，但因为测量基础上存在重大的问题，因此整个学科体系严重脱离现实，太多理论概念表面上是现实经济对象，如：需求、劳动、工资、效用、供给、市场、价格.....事实上它们绝大多数是一些幻想性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令人最诧异的一件事情是：很多人包括初学经济学的学生误以为从经济学中可以学到赚钱的方法，但所有经济学的老师都会告诉你，经济学不能告诉你赚钱的方法，只能告诉你经济运行的规律是什么样的。这等同于说“汽车科学不能告诉你如何造汽车，只能告诉你汽车运行的规律”“计算机科学不能告诉你如何造计算机，也不能告诉你如何写软件，只能告诉你计算机运行的规律”“船舶科学不能告诉你如何造船，只能告诉你船舶运行的规律”“管理科学不能告诉你如何管理社会组织，只能告诉你社会组织运行的规律”等等，这种说法实在是不可理喻到极点。这是证明经济学无法被称为科学，至少是无用的最好证据。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如何赚钱的问题，如果这个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这种学问要它何用？经济学就是研究赚钱的科学，一切与赚钱无关的知识，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资格算作经济学。正如计算机科学就是研究计算的，感冒症状是什么与计算机科学有关系吗？
但是，如果要说经济学与现实的经济过程完全没关系，好像也不是，它们好歹比那些神话故事、文学作品、戏曲、宗教等等离科学稍微近那么一点点，也在处理很多现实经济问题，尤其像金融等更多体现为纯数字的经济问题上有辉煌的建树。但这样要清理起来反而会更加麻烦和痛苦，并且要仔细地重新严格定义几乎所有经济学的概念，同时还要仔细地讲清楚原来的概念问题和缺陷究竟是什么，与新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科学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延迟了很多年最重要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就是那些数学造诣一般，纯粹做数学研究干不出什么名堂，因此就将已经别人已经搞完的数学工具包装上经济概念，这样既把数学界给唬住，更把经济商业界的人完全唬住的装神弄鬼，一不小心还能拿个“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即使这样，无论经济学界自己还是其他人，难免发现这门学科有太多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当发现这些问题之后，这个装神弄鬼的群体总能找出一套说词把事情给“圆上”。这样就形成一套自说自话的体系。就像你明明看到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但骗子总会编出一堆理由说不诚实的人就看不见这种衣服。
他们说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可是当现实社会发现大量市场机制做不到帕累托最优的现象时，他们又搞出一堆如“市场失灵”“外部性”等概念来圆谎。事实上，一切客观规律都不可能自动地满足人类福利，更别提什么最优了。市场机制造成的严重危害就是市场机制本身自由发挥导致的客观结果。一切对科学自然规律的利用都是对其规律趋利避害的开发过程，经济规律也绝无可能例外。落体定律本身只是客观规律，对这个规律的利用可以形成水电，可以用来开发杀人的炮弹，也可以用来跳楼自杀或意外跌落身亡。因此，落体定律这种科学规律绝无可能自动地实现人类社会福利的柏累托最优。可以说，一切谎称可以自动实现柏累托最优的东西，仅凭这一点就可立即判定它根本不可能是科学的规律。
科学不会承认任何看不见的东西（可测量原则）。如果看不见，要么是本事不够、没找到看见它的科学测量方法，要么是它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经济学内部自弹自唱形成的封闭体系，导致清理其体系时每走一步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只需要一个最简单基础的科学原则：一切科学都是以对研究对象的现实世界测量的数据为基础得出一切结论。相信你所看到的事实，你就会看出皇帝就是没穿任何衣服的。只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要以事实为依据”“要用数据说话”，一般测量学是告诉你用什么样的规范和严谨的方法去测量事实，才是符合科学规范的事实。这种方法并不是专门为经济学所制定的，而是一切科学都得遵循的共同规范。我们只是要说明经济学绝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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