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今天的故事和一块手表相关，这让我想起了手表的诞生竟是和战争行动紧密相关的。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前线作战的法国指挥官，为了解决边看时间边指挥的问题，就把怀表绑在手腕上完成了指挥任务，世界上第一块军表由此诞生。
有个聪明的瑞士表商知道后，效仿制作出第一批手表，专供军人使用。
这在当时可是昂贵的物件，只能出现在特殊部队的军事指挥官手上，这也让手表一度成为一战中，英雄的象征。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几十年过去，到了我们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有基层指挥官连手表都没有。
为了问个时间，士兵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979年2月23日，是我出境参战的第1天。
当时，我和另外19名战友作为新兵，一起补充到云南边防13团2营5连。
出发前，连长刀学宽表情严肃。他大声说，打仗不是出国旅游观光，除了枪支弹药、干粮等，其他东西一律不准带。
我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正是晚上7点。
连长高高举起一盏马灯，把每个新兵从上到下看了又看，大家都被看得很不自在。
连长说，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我得把你们认清楚了，希望胜利回国时，这一张张面孔还在。
这一说，现场气氛沉重而又压抑。
文书拿着登记簿，把大家的姓名、籍贯、文化程度、原部队、原兵种一一进行登记。
连长巡视到了我跟前，目光停留在我的衣领上，神色越来越难看。
我的后背仿佛有千万根麦芒在扎，冒出层层细汗，把里面穿的的确凉衬衫也湿透，紧紧地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
正是这件的确凉衬衫惹的祸，因为我把光鲜而挺刮的衬衫领子翻在军装外面，跟社会上的时髦青年一样装扮。
当时，有首打油诗写过：“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领头露出来”。
“这像是上战场打仗的样子吗？把里面衬衫换掉！”连长口气又冷又硬。
看来，我给连长留的第一印象一点也不好。
我往下扯了扯衣袖，让它遮挡住身上的另一样当年的时髦物件——一块钟山牌手表。
这可是我的宝贝，我怕被连长看见，又挨一顿臭骂。
这块手表，我一定得随身带着，即使战死沙场，也得让它陪着我。
我是军人，但也是个年轻人，赶时髦是天性。
进入军营，第一年每个月有6块钱的津贴，除了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之外，我尽量节省开支，把钱攒起来。
我看到别人戴手表，非常地羡慕。
入伍一年，终于攒下了30元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可以用它了却自己拥有手表的心愿。
刚好我被评为省军区的先进，趁到南京授奖的机会，在商场里左挑右选，买下了这块钟山牌手表，兴奋得走在大街上都在傻笑。
我把手表当成自己的宝贝疙瘩，格外地爱惜，平时生怕损坏了它。
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我第一时间给手表上足发条，然后小心地戴上。
遇上刷牙、洗脸、洗衣服这些跟水打交道的事情，我都把手表摘下来放在一边。
晚上睡觉前，我把手表放在枕头边，嘀嘀嗒嗒的走动声，是最美妙的催眠曲。
但这块手表，过几小时就离开了我。
经过急行军，我们跨出了国境，到达指定位置后，立即开始布防。
当天晚上11点钟，我被安排守潜伏岗。
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军向越方纵深不断推进，但我军驻点经常在深夜遭受越军小股特工的骚扰袭击，潜伏岗责任重大。
越南特工像一群狡猾的老鼠，他们昼伏夜出，地形熟悉，经常发动自杀性攻击，特别难对付。
因此在换岗前，排长王利平一再叮嘱，让我们一个个，把眼睛给瞪得跟电灯泡一样，连一只老鼠都得看清楚是公的还是母的。
我又习惯性地抬起手腕看一眼手表，挎上冲锋枪正要前往哨位时，排长叫住了我，问：“这位新来的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回答说：“排长，我叫何天生，浙江常山人。”
王排长笑了起来，说：“刚才，你手上的什么东西亮亮的，把我的眼睛晃了一下。”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把左手抬起来一看，明白了，是手腕上戴着的那块手表。
我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觉得我戴手表太过招摇了？
的确凉衬衫领子的事我还心有余悸呢。
没想到王排长跟我说：“小何呀，跟你说实话吧，5连就我们2排没有手表，以前执行任务时经常去别的排问时间，现在你有手表，真是太好了，你能不能把手表借给排里使用？”
排长可够直接的。
如果换作平时，我肯定舍不得把手表借给任何人，但在战场上，准确的时间关乎胜败与生死。
我毫不犹豫地摘下手表递过去：“排长，手表就交给你了。”
王排长双手接过手表，用右手的大拇指轻轻地摩挲着光滑的表面，又把它贴到耳畔，听到滴答声后，咧开嘴巴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大白牙。
只见他把手表先是戴在右腕上，觉得不对劲，又捋下来戴到左腕上，袖子也不知道盖住手表好还是不盖住好，总是放下又挽上。
我想笑又不敢笑，看来，王排长还真是第一次戴手表。
最后，王排还是决定把袖子挽上，让手表暴露在外面。昏暗的马灯下，镀铬的表面确实有些晃眼睛。
后来我听战友说，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排里执行任务，为知道时间，派一名战士去其他排问，战士走到半路上时，被潜伏的越南特工伏击，受了重伤。
为这事，排长难过和内疚了好几天。
上前线没有表太不方便了。排长已经结婚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每个月发的工资要贴补家用，一直没有钱给买块手表呢。
王排长对我说：“你大公无私，把个人的东西借给集体使用，找机会我跟刀连长汇报一下，表扬表扬你。”
刀学宽连长的严厉我已经领教过了，不批评我就谢天谢地了。
想不到第二天，我又“冒犯”了连长。
2月24日下午，连里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在30分钟之内控制越南一处无名高地，协助兄弟连队进攻敌方。
刀连长在部署任务的时候，脸色铁青，我看了都害怕。
连队快速行进了半公里，被红河的一条支流阻挡。
这条河30余米宽，水流虽然较为平缓，但非常浑浊，根本看不出深浅。时间紧急，容不得半点迟疑，刀连长一挽裤脚，准备率先涉水而过。
河对岸就是我们连必须到达的无名高地。
我从小在河边长大，又喜欢玩水，练就了一身的好水性，对河流也比较熟悉，明白要是不事先探测水的深浅就贸然涉水，容易发生意外。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捡起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用力扔进水中，“呯”，石头入水，激起水花和响声，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这是我从老家一位渔夫那里学来的探测水深水浅的土方法——若水比较深，扔下石头后水花小，声音沉闷；若水比较浅，水花大，声音清脆。
我当即判断出，这一段的河水很深。
连长怒不可遏，喝道：“谁还有心思扔石头？站出来，我一枪毙了他。”
“报告连长，是我扔的石头。”我站了出来。
连长的眼睛几乎冒着火星，说：“原来是你这个喜欢臭美的洋蜡烛，你到底想干嘛？”
排长急得不行，偷偷地捅我的后背，暗示我赶紧认错。
我大声地说：“报告连长，我扔石头是为了探测河水的深浅，这里河水很深，选择在这里过河不合适。”
连长听后，口气缓和了下来，问我哪里过河更安全，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无名高地。
我往上游和下游扫了一眼，发现上游300米左右的那段河流的水比较湍急，凭经验我可以确定，那个地方的水比较浅，适合涉水过河。
我以前常听水上人家说：“深水静流，浅水喧哗。”
“你确定？”连长盯住我。
“连长，我确定。”
连长思考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由他带领一个排从当前位置涉水过河，另外两个排由我带队，从上游涉水过河。
连长有他的考虑，不敢把全部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他这里不能过河，至少我那里可以过河，反之也一样。
我习惯性地抬起手腕看时间，这才想起已经借给了排长。排长告诉我们，离规定时间还有14分钟。
我从炊事班要来一根长长的粗绳子，在一头绑上铁爪钩，带领两个排的官兵向上游冲去。
到了合适位置，我请出一名力气大的战士甩出铁爪钩钩住对岸的一棵树，大家牵着绳子安全到达了对岸。
此时，离规定时间还有5分钟，比连长他们还快了2分钟。连长在我肩膀上用力地拍了一下：“你小子，还真有一手。”
连长带队涉水的那段河床水深过人，有3位水性不好的战友，再也没能上岸。
这次“冒犯”改变了连长对我的看法，我被任命为班长。
我其实之前就是班长了。
是南京军区守备第28团1营2连的农场班长。接到团部动员参战的命令后，我咬破自己的食指，用鲜血写下了请战书。
被选中后，我和南京、济南军区的战友们，经过8天7夜的日夜兼程，到达了云南省马关县附近的火车站。这里距离中越边境大约50余公里。
空气里隐隐约约地弥漫着硝烟的气息。
经过前几天的激烈战斗，前线部队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兵员。
我们刚走出火车站，发现近百辆大卡车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车子都打着火，人一上去，飞快向前沿阵地驶去。
公路沿途的村寨，都设有支前服务点，供应茶水及当地水果。
一些百姓拥上前来，热情地招呼我们下车喝水，或将水果递到我们手中，军民鱼水情深。
但战事紧张，容不得片刻停留。为感谢百姓的拥军之情，我们唱起了军歌，唱得大家都热血沸腾。
在接近边境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我看到对面的山坡上有几百人不停地在挖坑，一行行、一排排，非常地整齐。
当时，元宵节过去不久，在我的老家，农事尚未开始。我问身边的一名当地向导，你们这里这么早就开始植树造林了？
向导顿了一下说，说出来你不要难过，这是为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准备的，这几天附近牺牲的战友，大多埋葬在这里。
原来是挖墓穴。
原来死亡离我们这么近。
怕死别当兵，怕死更别上战场。看着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我大声说，为祖国战死沙场无上光荣，没有什么好怕的。
没有人不恐惧战争，但作为军人，血管里奔涌的，是不惜牺牲奋勇杀敌的胆气。
这时，一位战友站在背包上高喊：“战友们，我们唱个《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好吗？”
于是，车厢里响起了：
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洪湖畔，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大路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前后车辆里的战友受到感染，也跟着唱起来。歌声既悲切又雄壮，把沿途的妇女儿童都唱哭了。
大家就这样唱了一遍又一遍。
2月25晚上，又轮到我潜伏岗，出发前王排长叫住了我。
说他眼皮一直在跳，让我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枪。
几天接触下来，我发现王排长是一个胆大心细又果断勇敢的人。
我这一岗，平安无事。
回到帐篷时，我看到排长还没有休息，抽着烟，不时看一眼手表。一把冲锋枪就靠在他的大腿上。
跟排长聊了几句话后，我就去休息了。正迷迷糊糊，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我跳了起来，和几位战友一起，拿上枪冲了过去。
排长早已经冲在我们前头。据哨兵说，有一个班的越南特工前来袭击我们的驻地。
那天，哨兵很警惕，发现了越南特工后立即开火，“哒哒哒哒”的枪声，在深夜传出很远，越南特工迅速隐蔽于黑暗中。
战友们早就想教训教训越南特工，开始搜索围捕他们。
然而，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漆黑的深夜，茂密的林木，复杂的地形，危险无处不在。
忽然黑暗处有枪声响起，两位战友的腿部中枪。
王排长一看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一边命令战士集中火力还击，一边组织抢救伤员。越南特工不敢恋战，趁机溜走了。
面对这些鬼鬼祟祟的越南特工，我跟所有的战友一样，既气得牙根发痒，又对他们无可奈何，最希望的是在前沿阵地上，拉开架势好好地跟他们干上一场。
之后我们连队也参加了一些零星战斗，但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清剿越军小股分散残敌以及完成战勤任务。
然而几天后发生的一场抢运伤员行动，让我终生难忘。
2月27日晚，接到前指命令，越军一支精锐部队要增援被我军几乎打残的王牌军“316A”师。
我41师要派出一营官兵沿7号公路先行穿插，向孟康与老街交界处挺进，准备占领有利位置阻击这支援军。
当晚，天气恶劣，伸手不见五指，还下着中等阵雨，不知不觉，一营官兵陷入了越军布置好的口袋阵。
虽然之前我方派出过侦察排侦察，但狡猾的越军在伪装和隐蔽上做足了功课，我侦察分队竟没能发现异常情况。
等我方通过大桥后，越军将它炸毁，切断我方撤退的道路。
越军在照明弹的帮助下，对我方进行炮火轰击，战士们虽顽强反击，但伤亡很大。
14军军长张景华心急如焚，带着警卫营、炮兵营、坦克连亲临一线指挥战斗。41师紧急调121团、122团各1个营前去增援。
深夜，我们5连接到了指令，要求随时准备进入阵地抢运伤员。
我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希望早一点进入战场抢运伤员，抢运一个是一个，让挖好的墓穴永远空在那里。
我们带领着民兵、民工50多人，扛着担架进入待命状态。
28日天刚亮，我军终于发起了攻击，炮弹像雨点一样往越军驻守的山头倾泻，进行全覆盖轰击。
接着，分左中右三路发起地面进攻，指战员们呼喊着为牺牲战友报仇的口号，勇猛地扑向敌阵。
越军伤亡惨重，已溃不成军，开始向郎勒方向仓皇逃跑，我军乘胜追击，向纵深推进五六公里，歼敌300多人，俘虏20多人，还缴获许多先进的苏式武器。
我和战友们冲进了战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真是惨不忍睹。
500多米长，10米多宽的山沟里，伤亡战友横七竖八地躺在草丛里、树林中、水沟边。
每个弹坑边上，都倒卧着多具战友遗体，许多水沟和低洼的积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那些战士，头被炸掉半边的，腹部被炸开的……脑浆、肠子看得让人嗓子眼发痒，心里发堵。
到处是受伤战友发出的微弱呻吟。早一分钟把伤员送到后方医院，边境线上的墓穴就少用一个。
一想到墓穴，我心里更加难受。
地形过于复杂，灌木茂盛荆棘丛生，给抢救带来极大困难，但我们必须地毯式搜寻，不遗漏一处地方。
我班的副班长李成华，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人，个子高大，身强力壮，半个多小时，就背出3名重伤战友，自己也被染成了血人。
最残忍的是搜寻和整理牺牲战友的遗体。
在枪弹的蹂躏下，战友的遗体几乎支离破碎。失血过多，一张张脸苍白如纸。
连长要求我们对牺牲战友负责，对战友亲人负责，尽最大努力，准确辨认、归集牺牲战友遗体，使英雄们完整归国，回到故乡。
我仔细地寻找。一些被炸碎的躯体，经过一夜雨水的浸泡，已经膨胀变形。
我将分散在各处和掩埋在泥土里的部分骨肉集中起来，根据牺牲战友的身高、体型，一一丈量核对，再聚成完整身体。
然后从帽子、衣服、领章上获取牺牲时间、地点和其他信息，进行登记入卡、编号，运回国内。
有位战友被炸飞的一只手臂不知去向，大家找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
我注意到他牺牲的地方就在小河边，于是判断他的断臂可能被河水冲到下游去了。
我沿着小河往下游寻找，果然在200多米远的小河沟里将它找回，还牺牲战友一个完整的身躯。
抢救工作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才结束。
回到驻地，虽然战友们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但大家都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吃得下饭。我的胃隐隐作痛。
这次抢救行动，我荣立了三等功。
面对这个荣誉，我感到十分地惭愧。与那些死去的战友们相比，我太幸运了。
3月13日，在我出国作战的第19天，根据上级指令，我们撤回到了国境线内。
一同补充去的20个新兵，少了3人。
经过国境线上那个新挖的墓地时，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去看，但还是控制不住转头看了一眼，泪水一下就流了出来。
之前一个个空着的墓穴，很多已经成了一个个新鲜的矮矮的小土包。
正伤感时，排长大声地对我说：“小何，我们已经胜利回国了，你的手表已经完成任务，现在正式归还给你。”
我说：“排长，不用谢，这块手表在战场上能派上用场，是我的荣幸。”
排长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来，恋恋不舍地递给了我，说：“手表真是个好东西，以后，我也要存钱买一块手表。”
第二年，排长写信告诉我，他终于拥有了一块手表。
3月中旬，各连队开始移防边境要塞。41师就在边境线上的烈士公墓，为战友举行追悼大会。
作为连里的代表，我参加了追悼大会。
当主持人宣布追悼大会开始时，战士们一起鸣枪，以此寄托对他们的哀思。现场，没有一个人不流泪的。
那一堆堆红土下面，可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呀。
不规则的战地生活，让我犯了严重的胃病。
5月的一天，我的胃实在熬不下去了，捂着肚子去解放军第143野战医院配药。
那日天气不错，医院门前的空地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伤兵。其中一位，一直看着我。
我对他也有点熟悉，但一时又回想不起来。我几步走到他跟前问，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也肯定地说，见过，但想不起来。
我问他是在哪里受的伤，多长时间了。
他一边脱下头上的帽子，一边给我回答。额头一条长长的伤疤露了出来。
我激动得大叫了起来：“你还活着呀。”
他就是2月28日那天，我亲手抢运出来的一位伤员。
他也认出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我敬了个军礼：“终于见到你了，谢谢你救了我。”
两人相拥而泣。
那天，我和战友们在搜索伤员，看到一位战士靠坐在一棵树桩上，头已经无力地歪在一边。
战友判断他已经牺牲，离开去搜索存活者了。
我想再次确认，只要还有一口气，都会把他救回来。当我靠近他时，看到他微微睁开了眼睛，手想抬起来，但没有成功。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我心里激动，叫了起来。
一检查，发现他身中9枪，其中1发子弹划过他的额头，掀开长长一道口子，还往外渗着血水。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水，水，我要喝水……”
我没有理他。快速为他处理伤口后，让民兵将他抬走，紧急送往后方医院抢救。
他转过头来死死盯着我，肯定是怪我没有给他水喝，所以我对这双眼睛有了记忆。
进前线前，我受过基本的战场救护技术培训，战士失血过多，喝了水也许就不行了。
所以，受重伤的战友不管是恼怒还是哀求，必须铁石心肠不给水喝。
想不到3个月后，我们竟然意外重逢了。
更巧的是，他也是南京军区守备1师的战友，是当年和我同乘一列火车南下参战的山东士兵。
我取下随身携带的水壶，笑着问他：“现在要喝水吗？可以喝个够了。”
他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战争结束后，我在团里继续服役，直到转业回老家常山工作。
我还重回了边境，看到马白烈士陵园几个字时，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们都老了，而他们还年轻着。
我和之前的战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前几年，借我手表的王排长也病逝了。
我一直珍藏的那块跟我一起上过战场的钟山牌手表，可惜，1998年洪灾，家里被淹，手表被水冲走了，老照片也没了。
但那段和战友生死与共的经历不会被时间冲走。
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结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走上发展经济和平建设的道路，人民这才富了起来。
现在，不要说一块手表，中国国民的手机普及率已经高达到76%以上。
这让我想起韩非子的一句话：
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越南应该也吸取了这些教训，转头开始搞经济，人民生活慢慢变好，国际竞争力开始显现。
国家也好个人也罢，别玻璃心，也别盲目自信，珍惜和平生活，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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