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中国的法家与现代意义的法完全不是一回事，例如自明清以来没有法，只有律，如大明律和大清律等。律是规定人民不能做什么事，而法是规定人民可以做什么事，拥有什么权利，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是现代意义的法律。只有律而没有法虽然表面上统治成本最低，但其带来的恶果之一，就是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养成守法的习惯，根源在于自古以来就没有法的制度环境。没有法的遵守，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导致社会的治理成本实际上非常高昂，自然维稳的费用超过军费。因此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只有专制统治而没有管理，统治之下只有奴才，没有公民。公民与奴才的区别之一：比如由公民组成的罗马军队战无不胜，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士兵是为自己而战，不会因为长官战死而崩溃，所以经常以少胜多。反观古代中国军队，当兵只是为了糊口，谁会真的玩命？一旦主将战死，毫无例外都会崩溃。这种局面直到近代，由毛泽东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才得以根本性的改变。奴才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怎么可能保卫国家？
管理的科学与统治的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几年前，笔者偶然在网上看到马云在美国演讲的视频，听到马云大谈管理的艺术时，立刻就明白这人根本不懂管理，于是兴趣索然关掉视频。管理是科学不是艺术，所以可以复制。凡是艺术都不可能复制，全靠天赋一刹那的呈现，从此成为绝唱。那么马云对于管理误解的根源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对于管理普遍的认知谬误，在于把统治当成了管理。如果说管理“以人为本”，那么统治就是“以奴才为本”，没有奴才就没有专制统治，而不是相反，电影“勇敢的心”就是佐证。常识是只有人，才是财富的创造者，至于奴才不过是统治者豢养的宠物，属于消费品,自然不能算财富真正的创造者。奴才们最大的优点就是顺从，从不敢违背主人的意愿，因为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自然没有创新能力，更遑论创造能力。这也是中国至明代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统治输给了管理。当外患入侵时，一盘散沙般奴才们不可能去抵御侵略者，因为给谁当奴才还不都是奴才吗？于是满清入关，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事居然发生了，不禁惊叹：“得国太易”！
统治的艺术：其优劣当然取决统治艺术的水平高低。比如秦朝用商鞅变法统一六国，但商鞅却死无完尸。因为商鞅所谓的变法，带来人性的泯灭，开启了导致中国人愚昧无知的愚民政策的代代相传。其恶果直到清末时，还造成百年耻辱的历史悲剧，于是商鞅悲惨结局就已经注定。看看商鞅的商君书都写了些什么，自然明白商鞅此人有多么邪恶，从此这种邪恶就伴随着中国历史，至今还剩下些阴魂不散的专制思想。统治者不是不知道商鞅在做什么，但为了一己私利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其中的权谋一直玩到了今日。又比如汉武帝采用儒家董仲舒的三大主张：一是“天人感应”，二是“大一统”，三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先阐明了君权是上天赐予的，是不容动摇的。其次是如何实现“大一统”？最后当然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就是思想灭绝，等于文化灭绝，而独尊儒术就是思想统一。董仲舒在理论上解决了汉武帝想要削藩，实行皇帝高度集权大一统的问题，但是董某人提倡的“天人感应”，就很扯淡了。此理论既含有“君权神授”的意思，同时也有“神权”约束“君权”的意思。就是说，皇帝你不能为所欲为，要受上天的制约。但问题是这个“上天”在哪里呢？当然在犬儒的话语权里。犬儒说，这是“上天的惩罚”，便是“上天的惩罚”。这样一来，董仲舒这样的犬儒们，就成了控制皇帝的人，这怎么能让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容忍？于是董仲舒被罢官。至于无法掌握统治艺术的反面案例就太多，随便举一个例子，例如明末的崇祯皇帝，就是被东林党人给忽悠瘸了的。当崇祯不得已在煤山上吊时，死到临头才终于明白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于是含恨手书四个大字：“群臣误我”！在崇祯哥哥临死前，郑重告诫他一定不要杀魏忠贤，他也诚恳的答应了。但事实上崇祯明显不懂他哥哥的统治艺术，因为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是抗衡儒家官僚集团的工具，没有了这样的工具，皇帝就肯定会被架空。而明朝的灭亡源于财政破产，东林党人代表江南财阀的利益，于是崇祯一朝始终都无法收到商业税和矿税。不得已只能增加农业税，而极度腐败的官僚体系把朝廷多增加每亩地一钱银子的税，层层贪污增加了百倍以上，导致谁有地谁就破产的悲惨局面。于是李自成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壮大了，打进北京灭了明朝。统治的艺术是不可能复制的，因此人亡政息成为帝国的常态，而管理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存在却可以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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