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听侯宝林、马三立他们的传统相声笑得更多，还是看岳云鹏的表演笑得更多？还是根本就没听过前者？对于相声来说，是新不如旧，还是旧不如新？岳云鹏的相声，还算不算相声？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相声是不是需要与时俱进？如何与时俱进？
前几天跟几个相声爱好者吃饭，其间聊起这些问题，有的有答案，有的没答案，也没达成什么共识。但对于不止听过最近十年的相声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值得琢磨，哪怕一时找不到确信的答案。
我经常想，老一代的相声大师如何看待现在的相声？比如侯宝林先生。他很早就提倡说文明相声，建国后还对相声进行过“改进”，可谓相声的改革者，他的革新也得到当时广大观众和听众的认可。侯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世的，那时相声走出八十年代的黄金期，开始逐渐式微，电视相声经历辉煌之后遭到极大限制，剧场相声尚未大放光彩。
侯先生晚年离开舞台，专心研究相声，对他一生挚爱的相声应该有很多思索，也应该能预见到一些什么。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对于如今的相声创作和表演会有怎样的感受？现在相声的“新”是真的“新”吗？是“又新又好”，还是只“新”不“好”？
曾看过2009年出版的《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书中除了讲述侯先生的往事，最难得有一部分内容是侯先生的自述。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穷苦出身甚至都不记不清自己亲生父母模样的苦孩子，如何历经苦难，走上学艺的道路，最后喜爱上相声并一以贯之，最终成为相声大师和语言大师。他对相声从内心里热爱，通过努力使相声变得也可以为人尊重，他自称瞧不上“有些人吃着相声的饭却又在糟蹋着它”。
逝世前的几个月，侯宝林先生在病榻上口述了“对观众最后所说的话”，献给他一直以来的衣食父母——观众。
“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我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看来，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带着微笑而去。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生财有道！”
侯先生逝世已经20多年，他所希望出现的能“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的“更多的侯宝林”，在哪里呢？
下面摘录侯宝林先生自述的部分内容，其中有的与前述问题有关系，有的没有关系。
1.
现在估计起来，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父亲、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但很模糊。究竟家里姓什么？哪里人？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和乳名。生日是自己长大以后听家里大人说的，是农历十月十五酉时生人。所以我的乳名叫“酉”，北京人的习惯爱用儿化韵，前面加个“小”，后面加“儿”，就叫“小酉儿”。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情况，我就知道这一些，再多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
2.
我还帮人拉过水车，那是下雨天。……有时送回水车，正赶上他们吃饭，那个推水车的大爷还偷偷地掰半拉窝头塞给我，这事儿还不能让开水井掌柜的看见。那时候，穷人和穷人确实心连着心哪！这是一点儿也不假的。
3.
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学》。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地说下来了。但是收钱收得少。第一，这是上场第一个节目，人上得不多；第二，大家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侯宝林最早学的是京剧），不是说相声的，所以不大愿意给钱，好像不值似的。
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全在鼓楼市场那儿。
4.
那时候相声界有种怪理论，叫做“理儿不歪，笑不来”。他们认为说相声不能说对了，说对了，人家就不乐了；唱也如此，非得你唱得不是味儿，人家听着乱七八糟不像个玩艺儿，觉得可气，一气，就气乐了。这种理论我是不同意的，我们主张“对中求好”，首先你得讲求说得对，说对了你再往好里研究。
5.
在我以前的相声演员说《改行》说到“卖黄瓜”时，只唱两句：“大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我认为唱两句不够劲儿，怕要不下“好”来，因为观众没有准备时间。我就在前面加了两句，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四句：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
6.
天津这五年，是我艺术上逐渐成长的过程。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天津的观众，能捧人，你演得好，他真捧你。我这个演员，就是在天津露头角的。在天津我混出了个好名声。什么名声？那就是人们说：“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脏话很少。”
7.
这段历史，在我们相声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相声能够“攒底”，又能挣“攒底”的钱，是从我这儿开始的。我废除了曲艺界对待相声演员不合理的规定。从这以后，大观园这样的大场子，就由相声节目长时期“攒底”了。所以张寿臣先生说，“侯宝林对相声有功。”他首先是指这一点说的。这确实是相声界一件大事。
到天津五年，从演“正六”到演“大轴”，我成长起来了。我成为天津有名的五档相声之一。
8.
我在天津演出时，天津舞台上由第一流演员演出的相声节目有五档：张寿臣一档、常宝堃一档、戴少甫一档、马三立一档，加上我们这一档。这五档中，我们是最没有本领的。
9.
我们是下午撂地唱戏，这样，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就能利用空闲时间找块地说昨夜学来的相声了。有人问我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不知道。那么怎么这样聪明？我想这儿有个动力，饿。不学会不行。要活下去，我就得学会它，我就如饥如渴地学说相声，所以我变得聪明起来。
10.
我说《空城计》，里面有个端碗片儿汤进剧场的片段，那是我从马三立先生那儿学来的。马先生说《挂票》中间有这个片段，我拿过来搁在这儿，我认为比搁在《挂票》里边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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