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银锭的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时期。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相当的活跃。白银的使用较以前更为广泛，尤其是在唐代的中晚期之后。
在当时，除了被用于铸造各类器具、饰件外，白银主要用于赋税、进献、赏赐、军费开支等方面。在史书的记载中，白银不仅以“两”作为计量单位，而且也以“铤”、“笏”、“版”或“饼”作为计数名称。从发现的唐代银锭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赋税、进献用的白银大多被铸成了银铤或银饼的形状，其中铤是当时白银的主要形态，在具体形制上，银铤又可分直身状和束腰状两种，这已经为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银铤所证实。
此外，唐代白银除银铤、银饼外，还有船形银锭这一形状。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浙江长兴县出土的一批唐代银器中，曾发现有束腰、船形的银锭。1980年陕西蓝田、1982年江苏扬外州也发现过船形的唐代银锭。这些材料表明，我们所熟悉的银锭这种形式在唐代终于出现了，只是出现的时间较晚，大约在唐代的晚期。1955年、1956年和19603年陕西西安南郊义出土过三次船形银锭，它们的形制与扬州、长兴、蓝田出土的唐代船形银锭完全相同，而且底部同样铸刻有铭文“田”字，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阴文，而后者是阳文。这些考古材料的发现，为以前一些不能确定其时代的银锭提供了时间上的参照。
发现的唐代银锭实物，主要有五两、十两、二十两和五十两几种。尽管前人经过研究，得出了唐代一两的重量约等于今天42克的结论，今天我们在收藏时却千万不要囿于它的束缚，因为这个结论是就总体而说的，唐代前期与后期的重量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拿最常见的五十两银铤来说吧，早期的和晚期的、即使是同时期的重量也有不同。所以，我们在收藏银铤时，还是要根据综合特点来判别真伪。
唐代银锭，根据上面錾刻的文字，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几大类：税银、进奉银(又称“贡银”)和内库银等。除了1956年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天宝二年郎宁郡贡银铤、1962年陕西蓝田县巩村公社吴村庙康庄出土的广明元年进奉银铤、以及传世的端午进奉银铤是专门为进奉而铸造的外，不难看出，好些进奉银铤其实只是在税银铤上加刻进奉文字才成为进奉银铤的。
从银锭铭文知道，唐代税银中包括了税商银、税山银、窟课银、丁课银、采丁课银、税口银、庸调银等诸种。通过它们，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的税收政策、乃至整个经济政策与措施，是大有裨益的。
税商银是唐代对商人征收的一仲税银。1977年陕西省博物馆收购的两件唐代银铤文字说：“岭南道税商银伍拾两官秤”。岭南道，是唐代的一个行政区划单位，范围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区。这个地区不仅产银，而且以银作为货币流通，唐代大文豪韩愈就曾说：“五岭买卖皆以银。”这件银铤的发现，表明唐政府对岭南道的商业活动曾实行过用白银缴纳赋税的政策。
税山银、窟课银，都是指唐政府征收的矿山税银。唐代开征矿税银是从开元十五年(727年)开始的。
唐政府规定男子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为丁，丁是要负担赋役的，如果逃避，则算犯法；但如果交纳一定的钱，则可以免除赋役，这就叫作“丁课”。将丁课折算成银，就叫“丁课银”。所谓“采丁课银”，就是从事采矿的男丁交纳的丁课银。
租庸调制是唐代税收制度之一，它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调和庸所交纳的东西都是绢布等丝麻品，所以，开元时调和庸开始合并共收，称作庸调。将交纳得来的庸调折算成的白银，称为“庸调银”。当时规定，凡是庸调银都要铸成一定形状，称好重量，在被检验过后，上面要题写州县名称和年月，以便区分质地的好坏，辨别新旧。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庸调银饼上的铭文有錾刻和墨书两种，内容有县名、官名、匠名和年月，与吏书所记完全吻合。
在发现的唐代进奉银铤中，还有些是利用“和市银”加刻文字而成的。和市，是指官府向民间征购物资，将征购得来的物资转换成的白银，就叫作“和市银”。根据唐代的法律，无论是官府与百姓之间、还是百姓与百姓之间的买卖，都必须在双方认可的价格上进行。但是，由于官府与百姓之间交易的价格是由官府根据物资流通数量来估价的，这样一来，官府就可以随意估价，因此，唐代中晚期之后，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交易便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巧取豪夺，正如史书上所讲的“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最终苦了百姓，肥了官府。这种情形很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不朽名篇《卖炭翁》中所描写的那样：“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和市银”的唐代银锭有：195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的宣城郡和市银铤，以及1970年发现于河南洛阳隋唐宫城遗址的安边郡和市银铤。
唐代的税收，除了地方留用外，还得上交中央。所以，为了便于运输，各地官府将以种种名目征收得来的实物或铜钱，折纳成白银，并铸成银铤后，上交中央政府，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税银，一般称为“上供银”，由相当于今天国库的左右藏库收入保管，供中央政府支出使用。皇帝个人使用的费用除了中央财政支出外，相当一部分靠的是地方及中央官吏的进奉。皇帝因为进奉而得到的财物都入等同于今天各单位私设的小金库——内库。除了平常进奉外，每逢冬至、端午节等节日或生日之时，既是皇帝财源广进的大好时节，也是各级官吏拍马溜须、讨好主子的良辰佳日。一开始，进奉只是地方官所行的一种礼节，但后来，往往在中央掌握财政赋税的大官也一样行礼了，因为行礼有好处，可以讨皇帝的欢心、加官进爵呢。史书曾己载：唐玄宗在位许多年，对妃子们宠幸恩泽有加，每每多有赏赐，但又不想从国库中频繁提取财物，怎么办呢?有一个名叫王拱的人，探寻到皇帝的心思后，就不择手段，甚至通过向老百姓提前收激税款的方式，将征收到的成万上亿财物进奉给唐玄宗，供他任意取用和赏赐。唐玄宗见了这么多的财物，就问王钅共这些是从哪里弄来的，王钅共说：“这是常年额外进奉的东西，不是通过赋税征收得来的。”唐玄宗听后，觉得王钅共这人很有办法，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于是，就大大地重用了他。
在所有进奉银铤中，以杨国忠名义进奉的最多。杨国忠是谁?他就是唐代美如天仙、倾国倾城的杨贵妃的哥哥。从所见进奉银铤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他进奉的税银就有窟课银、税山银、和市银几种，还有不知道的就更多了。除了做宰相外。杨国忠还兼任四十多个官职，所以，在他的进奉银铤里，往往在他的名字前见有一大堆官衔名称。话再说回来，即使其他人的进奉银铤，也是同样的。
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割据统一市场被分割成了多个区域。在这些区域中，又实行着不同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铜钱的匮乏和劣质线的出现，使货币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实物交换再次抬头。这样，白银作为一种贵金属，在这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五代十国时期的白银流通情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很多，无论是出土的、还是传世的银锭中，都不曾发现有已经被确认为这一时期的银锭，但这并不是说这时期以银锭为主要形式的白银流通就不存在了。五代十国时期的银锭应该同样不外乎三种：条形的银铤、圆形的银饼和船形的银锭。从后世银锭形制的变化中，我们似乎可以获知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时期的银锭已经与唐代有所不同了，与宋代的银锭也存在着差别，处于唐宋银锭发展变化的中间，起到了某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北宋著名的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京城汴京清明节这一天繁华的街景场面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得到，这时期工商业空前的发展。并且，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当时对外贸易尤其兴旺。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白银不仅在使用层面得以迅速扩大，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性也日益明显的提高。在古代，像茶、盐、酒、香料等都属于国家专卖的对象，民间商人要想取得这些货物的经营权，就必须先要到官府卖钞库购买允许经营的凭证——钞引。1955年5月，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出土了一批南宋银锭，其中一件银锭铭文曰：“广州卖钞库鉴验重拾贰两半，霸北街西旧日苏韩、张二郎”，另一件银锭文字也有“卖钞库”字样的题记，这些银锭就是用商人为获得钞引而缴纳货价和税款的白银、或铜铁钱折纳成白银铸造的。
宋代产银的地方并不少见，有数十处。白银一般都被铸成银锭的形式，目前所见大多是船形和束腰的。据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甘肃天水一带发现过一种形状、长度都像尺的宋代银铤，上面还铸有纪年年号。传世的有宋代的赏赐银锭，四川、湖南等地曾有发现，这种赏赐银铤都呈条状，长度不超过7厘米，年号分别为开宝、淳化和天圣，它们的书体风格完全一致，真伪难定。
从发现的宋代银锭中，我们知道，当时的银锭名称上有两种：铤和锭。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淡到当时评论银锭时说：“银之品，有纹如罗甲着，有松纹着，有中洼而郭高着，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宋代的银锭一般中间微凹而四周起棱成郭，中间都有同周边相对平行的纹路，与周密所说的情况差不多，或许是当时的“精银”。宋代的银锭成色之间是有差异的。《居家必用本室宝货辨伪》一书中，将宋代的白银成色分为金漆花银、浓调花银、茶色银、大胡花银、漆花银、薄花细渗银、纸灰花银、细渗银、鹿渗银、断渗银和无渗银等十一种，而我们从银锭戳记中知道，银锭的成色却仅有渗银、真花银、肥花银、煎销花银和花银五种。
宋代的银锭按种类分，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称为贡银(分上供银、进奉银两类)，另一种称为税银。上供银和进奉银，都是地方孝敬皇帝的白银。进奉银一般在南郊节(又称南郊祭或郊祀节)和圣节日时候出现最多。所谓南郊节，是指冬至这一天皇帝在京城南郊圜丘祭祀天神的盛典。所谓圣节日，则是指天子的诞生日。宋代皇帝的生日都有一个美丽的名称，比如北宋神宗赵顼的生日被称为“同天节”，哲宗赵煦的生日被称之为“兴龙节”，徽宗赵佶的生日被称为“天宁节”等。南宋庆元年间，政府对官铸贡银的器形作了明确的规定：要用上等成色，铸成铤形，大铤五十两，小铤二十两，上面镌明字号、官吏职位、姓名等。其实，除了贡银外，南宋所铸的其他官银大多也是按这个要求錾刻文字的。宋代进奉银的数量是巨大的，我们如果翻阅一下史书，就可以知道它在整个进奉财物中所占的比例子。说来也很有趣，我们查找这些上供银或进奉银的来源地时，发现它们大多与宋代的银场有关，如1958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北宋银锭中有一件进奉银锭的铭文明确写道潭州刘阳县永兴银场。并且，这些银场大多在南方。
从目前发现的银锭来看，北宋时以贡银见多，南宋则以税银为多。南宋的税银见有纱价银、经总制银、经总银、经制银、出门税银、出门客税银、京销银等等。所渭经制银，即以白银形式征收的经制钱。经制钱是由南宋时榷茶酒钱、量添卖糟钱、增添田宅牙税钱、官员等请受头子钱和楼店务添收三分钱等五种税组合成的。经制钱最早出现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南宋开始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征收。总制钱的征收开始于绍兴五年(1135年)，同样可以用白银征收。经总制银可能是经总银和经制银的合称。
南宋时期的税银中，以砸“出门税”印的银锭最为著名。在古代，城市不仅筑有城墙，而且建有供进出使用的城门。作为朝廷所在的都城，更建有城门。根据史书的记载，北宋时商人携带货物进出都城城门，都要用实物或铜钱交付税金，即所谓的“国门之税”。南宋时期有可能将这种国门税改称了“出门税”，这是南宋银锭中一个特有现象。南宋时将这种征收来的“出门税”折算换成白银，铸成银锭的形式，并在银锭上砸印“出门税”，以表示它与其他银锭的不同。“出门税”银实际上是一种商税银。就目前所见到的有“出门税”印的银锭，一般都可以将它们的时代定在南宋。在“出门税”银锭中还发现有一件自铭为“出门客人自税”的银锭，这对探讨“出门税”银锭的属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两宋时期的银锭铭文之间是有差别的。北宋时注重银锭的用途，如1958年赤峰发现的北宋崇宁四年银锭铭文说：“京西北路提举学事司进奉崇宁四年天宁节银每铤五十两”。路，相当于今天的省。京西北路是北宋在全国设置的十几个路中的一个，管辖今天河南伏牛山以北、桐柏山以东的地区。提举学事司，是古代专门管理教育文化的高级地方行政官。崇宁是宋徽宗的年号，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天宁节，是指宋徽宗生日这一天。宋徽宗的生日是在十月初十。通过这一解释，我们知道，这件银锭是京西北路主管教育文化的官员为宋徽宗公元1105年十月初十的生日而特意铸造的重五十两的进奉银锭。
南宋时期的银锭铭文除了表达用途之外，还特别注重银锭的成色。表达银锭成色的一些专用名词有錾刻的，也有用印砸上去的，而以后者居多。北宋银锭不见有表示成色的錾刻文字。
北宋和南宋银锭的铭文还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南宋时期的很多税银上都砸有工匠或匠铺的名字，北宋的银锭铭文中却很少见。这也是我们判断银锭属于北宋还是南宋的一个例证。
并且，注意一下银锭铭文的长短，我们还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即北宋至南宋初期的铭文一般都比较长，南宋更多见的是言简意赅、寥寥数语的铭文，这种铭文尽管不能因此一定被说成是南宋后期的，但可以说在南宋时期较为流行，并人多出现在税银之上。
假如我们把有年号的宋代银锭归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按年号的顺序排列，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北宋时期的银锭有两种形制，一种形制与南宋的银锭区别不很大，束腰、两端呈弧形；另一种形制很独特，显得与众不同，很具个性，即束腰、两端呈平直状，这种形制的银锭大概是北宋比较流行的一种，在以后的银锭中不曾再见到这种形状的银锭。所以，在鉴别银锭年代时，关注银锭的形制变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时代，银锭的形制都具有它所处那个时代的特征。银锭形制的发展也不可能会很突兀和跳跃式的，它必定有一个循序渐进、依次发展的过程。
北宋和南宋银锭的发现数量并不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能够确定为北宋的银锭不会超过十件，大量的宋代银锭中大多数是南宋时期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甄别的问题。除了形制需要关注外，最重要的就是对银锭铭文的分析与判断，对于南北宋银锭铭文格式的区别应是重中之重，这在后面会详加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