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峰：洪昇与合肥李天馥父子的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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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记

洪昇与合肥李天馥父子的君子之交

■ 李孝峰

清代著名的戏曲家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以戏曲《长生殿》闻名于世。洪昇的一生，与合肥籍，清初康熙王朝相国李天馥及儿子李孚青交往甚密。洪昇称李天馥为恩师，李天馥对洪昇有知遇之恩。他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千古佳话。洪昇《奉寄少宰李公》《旅次述怀呈学士李容斋先生》：

茫茫六合间，睠顾谁知己。

朝有贤公卿，合肥李夫子。

殷然吐握怀，愿尽天下士。

昇也入长安，栖遑靡所依。

投公一编诗，览罢冁然喜。

揄扬多过情，光价顿增美。

情专爱无倦，高馆延我住。

出则后车载，食则四簋具。

往往坐宵分，篝灯论词赋。

恩遇日以深，漂蓬忘流寓。

由此诗可见洪昇当初投奔李天馥（字容斋）门下的情景，李天馥礼贤下士对洪昇知遇之恩至深，洪昇对李天馥感佩之情，情谊真挚。

康熙七年（1668）洪昇成为国子监生，然而二十年科举不第，白衣终身。康熙十三年（1674）洪昇“抵京师，栖遑无依，投诗呈李天馥，李天馥大为赞赏，留馆于家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洪昇初到京师，没有依靠，连旅店都住不起。当时的李天馥三十九岁已经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吏部新贵，是官阶从四品的京官，显然是普通布衣寒士难以接交的。洪昇投诗显然是想入仕进入官场，需要李天馥的提携。李天馥能将洪昇“留馆”于家中，是洪昇确实有才，洪昇的才华打动了他。

这里的“留馆”需要解释一下。留馆：清制，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期满后，经考试八优等，分别授翰林正式职官，名为“留馆”。《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八回“乡试三场、取中之后还要复试，又是殿试，朝考，留馆。诸君都是过来人，哪一层门槛可以越得过的”。显然“留馆”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毕业，已经被组织部选中，进入体制内还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而洪昇是国子监生，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进士才能进入官僚阶层。他的地位离留馆还差得远，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洪昇，是大学毕业考公、考研还没有上岸。

李天馥之所以将洪昇“留馆于家中”一是李天馥礼贤下士，对地位低级文人和布衣诗人的关怀。二是洪昇的诗作的确超凡得到李天馥的赏识，李天馥对这位国子监学生还是较为看好的。在文学方面李天馥在看到洪昇的诗集后似乎遇到了知音，在李天馥幕中“二人出同车，食同席，谈诗论文，”“宵分不辍”。

《洪昇年表简编》中载可证明：早春，再次赴北京，过扬州，入山东，抵京后，“栖遑无依”，以诗卷投在吏部任职的李天馥，李天馥大加赏识，遂安排馆舍，二人出同车，食同席，谈诗论文，“宵分不辍”。七月，李天馥宴客，洪升赋诗，天馥嗟叹称善。重九，天馥招游，洪升酒酣落帽，浩然长啸，宾各侧目，天馥面对洪升狂态无所介意。出于对洪昇的前途考虑，暂收留洪昇于家，作幕僚或继续深造培养，待日后再做打算。

康熙十四年（1675）李天馥以洪昇的诗示王士禛，（王渔洋、王士祯），“王嗟赏之”。在李天馥的引荐下，洪昇得以拜王渔洋为师，学习诗作。王渔洋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 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

康熙六年（1667年），王士禛在礼部。与汪琬、刘体仁、程翼苍、陈廷敬、李天馥等为文社。宋荦自黄州入京始与定交。从此洪昇与王渔洋交往甚密，也逐渐接触到士大夫名流，如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李天馥儿子李孚青，刑部尚书徐乾学等汉人高层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江苏巡抚宋荦也就是洪昇通过李天馥在文社结识的，后来正是宋荦再一次将《长生殿》搬上舞台。从此洪昇诗名大起，似乎进入仕途指日可待。

清初康熙年间，清廷就有南党与北党之争，南党以邢部尚书徐乾学为首的汉人集团，与北党以相国明珠为首的满人集团，互相抨击，明争暗斗。洪昇由于“素性兀傲”，他的狂傲却难为世俗所接受，引起北党的不满，由于洪昇没有入仕，没有官职，是北党最容易打击的对象，不幸卷入南北党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南北党斗争的牺牲品，失去了仕途的发展，一辈子未能进入仕途。

“康熙二十七年（1688）洪昇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为《长生殿》传唱甚盛。这年的八月，洪昇招伶人演《长生殿》“一时名流多醵金往观”。时值孝懿皇后佟氏于前一月病逝，尤未除服。由于洪昇平时狂放不羁，颇为时俗所妒，加之朝廷中南北党争正烈，洪昇与南党中重要人物高士奇关系密切，而《长生殿》所写兴亡之恨，在明清易代之际，实在是个敏感的题目；安禄山又是胡人，很易引发人的联想。于是北党便抓住这个机会，借洪昇在国丧期间演剧，来打击自己的政敌。给事中黄六鸿以国恤张乐为“大不敬”之罪名，上书弹劾。洪昇下邢部大狱，被国子监除名。南党损失惨重，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观演的一干人等，均被革职。”（以上史实来子网络历史词条洪昇简介）

时人有诗云：“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北党欲兴大狱，康熙为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故示宽柔”，除对与会者作了处理外，《长生殿》剧本虽然犯了当时的忌讳，但并没有对《长生殿》剧本作深究，使得《长生殿》后来得以再次被热捧，从而流传于世。一年后洪昇被释放，在京中备受白眼揶揄，在京城难以立足。落魄的洪昇唯与合肥李天馥父子与之交往甚密。洪昇案发生时，李孚青离京经河北、河南回合肥了，没有参与观看《长生殿》的演出。李孚青与洪昇虽是好友，但没有被牵连。洪昇案发后，有诗记李孚青与赵执信洪昇等人交往甚密。《野香亭集》卷四《题赵秋谷闲斋》：

“相过必终日，相寻即值闲。”

这句话的意思是：每次拜访一定会一整天，每次相处都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开心快乐。“值闲”应该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的化用。可以看出李孚青与赵值信（字秋谷）的真挚情谊。他们没有“在朝”与“在野”的世俗之分。

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月，李孚青知道了洪昇案发，以诗见招洪昇。《野香亭集》卷五《招洪稗村》：

金马门前奉朝清，

慈仁寺外望归云。

游时信带轰碑命，

贫日常挥谀墓文。

东阁貂蝉谁好客，

西湖猿鹤苦思君。

莫询白社诸朋旧，

已似江流九泒分。

洪昇案后，赵执信、洪昇等人备受世人揶揄时，往日的白社诗友，似江水散去，天各一方，“白社”古代借指隐士或隐士所居之处。这里是指他们以前文人结社的文艺沙龙。李孚青虽逃过一劫，对白社的故友表示出深切的挂念。康熙三十年（1691）深秋，洪昇赴京过访，李孚青盛情接待这位落魄的才子，别后李孚青以诗见怀。《野香亭集》卷六《楼后怀昉思》：

楼后古柳共欲秃，

楼前芭蕉失故绿。

栖迟一月未出门，

旦暮楼居如缚束。

古人憔悴走辛台，

经营斗栗妻孥哀。

桂花已过菊花老，

尺素不同边雁来。

读书徒尔夸克栋，

依然不可救饥冻。

旧交官职类东方，

谁能为汝分余俸。

这里的“类东方”应该是用典，类似东方（朔），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旧交官职类东方，谁能为汝分余俸”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旧时接交的官员，在对待洪昇这样一个落魄的书生，不会施以援手，象东方朔一样的滑稽，世态炎凉，谁会再资助你啊。表达了李孚青对洪昇穷途末路的关切与同情。

康熙三十三年（1694）李孚青有诗怀洪昇，《野香亭集》卷九《怀洪昉思》：

夫子竞辞荣，西湖卜筑城。

谁人下车揖，何处摘船行。

亡岂同张俭，狂宁负窦婴。

清宵思故态，一笑绝冠缨。

此时李孚青与洪昇天各一方，遥想旧友洪昇在西湖生活的场景，恐怕没有人能下车与他作揖，当然坐车马的都是达官贵人，此时的洪兄是不是依然傲岸如故，狂态不改，放浪于西湖之上呢。

是年秋冬，洪昇闻李天馥在合肥为母守孝，不畏迢迢路途艰辛徒步从西湖到合肥拜访恩师。“治具移吾床近客,数日款饫菘与葵”在合肥李天馥守孝的茅庐数日，及洪昇辞别归里，李天馥以长诗赠别。《容斋千首诗》（毛奇龄编）七言古诗中有《送洪昉思归里》：

武陵洪生文太奇，

穷年著书人不知。

久工长句徒自负，

持出每为悠悠嗤。

一朝携之游上园，

寂寞无异居乡时。

我得把读亟斗绝，

以示新城相惊疑。

此子竞作尔馨态，

得未曾有开宝遗。

立格动辄讲复古，

无怪不合今时宜。

杜门风雅恣扬挖，

昔之市隐非君谁。

无端忽思谱艳异，

远过百首唐宫词。

斯编那可褒里巷，

慎毋浪传君传之。

揶揄顿遭白眼斥，

狼狈仍走西湖湄。

别后消息顿阻隔，

兹欣展谒庐隈祠。

意致落落殊不恶，

我意独怜狂非痴。

治具移吾床近客，

数日款饫菘与葵。

新句益复异常贯，

求之古贤堪肩随。

居无何忽决计去，

荒山行李难为资。

跨卫匆匆留不得，

目送伫立悲路岐。

李天馥给予洪昇的才华予以高度的评价，“无端忽思谱艳异，远过百首唐宫词”“新句益复异常贯,求之古贤堪肩随。”在李天馥的眼中洪昇的才华胜过百首唐宫词，只不过“立格动辄讲复古,无怪不合今时宜。”不合时宜没有人理解。两人在文学上的见解一致，可谓知音。洪昇狂傲不羁的性格，正是李天馥谨慎、内敛、守成性格的补充。“荒山行李难为资”“目送伫立悲路岐”两句又道出了挽留不住，依依不舍伫立远送的离别场面，考虑到洪昇的落魄境遇“难为资”爱莫能助。对洪昇这样的知音，李天馥懂之、惜之、怜之而又不能助之，深感悲痛。要注意此时的李天馥五十一岁，身居内阁，武英殿大学士正一品朝廷大员，他是康熙朝的政坛领袖、文坛盟主，当时的政治地位、文坛地位极高，李天馥回乡守孝，康熙对诸大臣说“天馥侍朕三十余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足见李天馥的政坛地位。而洪昇此时四十一岁，因为《长生殿》案丢了仕途，落魄于杭州“夫子竞辞荣，西湖卜筑城”。李天馥与洪昇地位的悬殊，李天馥与洪昇的的交往已经是超越贵贱等级的了。完全是兴趣使然，君子之交。

康熙三十八年（1699）李天馥病逝，年65岁，谥号文定。葬合肥东门三里街原开元轮胎厂附近。王士禛再往哭之极哀。李孚青回籍守制，从此绝意仕途。

李天馥1635年生，顺治十五年（1658），24岁中进士。李孚青1664年生，康熙十八年（1679），16岁中进士。洪昇1645年生，康熙七年（1668）国子监肄业，历经20年科举不第，终身白衣。李天馥比洪昇大10岁，洪昇比李孚青大19岁。洪昇和李家父子两代人接下深厚的友谊。李天馥父子都被誉为合肥神童，历史上24岁中进士的，寥寥无几，16岁中进士的更是凤毛麟角。洪昇能与父子神童两代人结为知音，足见洪昇的过人之处，只是洪昇命运不济，20科举不第，实在是明珠暗落民间。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江苏巡抚宋荦命人安排演出《长生殿》，观者如蚁，极一时之盛。洪昇在宴席上“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尤侗《长生殿序》）。自此之后，吴山、松江等地相继演出。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江宁织造曹寅集南北名流为盛会，独让洪昇居上座，演出全部《长生殿》，历三昼夜始毕。自江宁返，行经乌镇，酒后登舟，堕水而死，时为六月初一日（即公元1704年7月2日），洪昇终寿六十。”（网查历史词条洪昇简历）此时李孚青四十一岁正值壮年，十六岁中进士，入翰林，敕授儒林郎，官至翰林院编修。如不是洪昇、赵执信等人的影响绝意仕途，一定前途无量，或许也能官至相国。可惜合肥的李天馥、李孚青父子没有象桐城张英、张廷玉也出个父子宰相，光耀故乡合肥的历史。

探究李孚青淡出官场，要结合清初官场形势分析。清朝满人当权，汉人的优秀士子虽然能进入统治上层，但是斗争也是残酷的。南、北党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加上“文字狱”多针对汉族文人，汉人在官场也是夹缝中生存。李孚青的一帮汉人好友，因为洪昇的《长生殿》案发，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观演的一干人等，均被革职，淡出官场，李孚青侥幸逃过一劫深知官场的险恶。洪昇、赵执信等人的遭遇对李孚青的影响是深远的，是他年纪不大就有退隐之心的外因。

我们再看看李天馥为什么能够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一路仕途平坦，是因为“他不是喜事之人，不是好大喜功的人，而是一个老成稳重谨慎从事的人，是一位品行和学识都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人。这样的人既不会滋事生非，又不会背叛皇帝，更不会做危害百姓的事情。”（《清初相国李天馥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陈颍著））康熙朝处和平年代，满人当权，汉人在朝为官，尤其是身居高位，稍有不当就会招致灭门之祸。“天馥侍朕三十余年，未尝有失”。李天馥侍奉康熙三十年，没有失误与他的性格“老成、稳重、谨慎从事”分不开的。

李天馥的去世，洪昇的落魄，同年中进士、同朝为官的赵执信，二十八岁因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五十年间，终身不仕，徜徉林壑。赵执信为王士禛甥婿，然论诗与其异趣，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所作诗文深沉峭拔，亦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目。赵执信与李孚青交往甚笃。赵执信等同朝为官的文友被革职，使李孚青的精神世界更加的孤独。

身体的欠安，也是他产生了退隐之心的原因之一。1698年，李孚青三十五岁，冬，患恶疾，有诗记之。江淮间传闻李孚青已死。《野香亭集》卷十三《卧病》。《道旁散人集》王尚辰跋。《盘隐山樵诗集》卷七《卧病二首》自注:“戊寅冬,余婴恶疾.....江淮间传余已死”

康熙四十六年（1707）“圣祖南巡，李孚青迎谒邗江，天语温慰”可见康熙对李孚青还是比较看重的。只是李孚青思想已经非常成熟，去意已决，是年冬从合肥移居河南永城，退出官场，后人再无闻达于士大夫阶层。

洪昇，白衣一生，以作品《长生殿》千古留芳，李天馥父子当时高居尊位，后来因为相关研究宣传不足，较少被后人关注，慢慢被后人遗忘。然而只要《长生殿》不朽，研究洪昇，就一定会知道李天馥对洪昇提携帮助，他是康熙朝的政坛领袖、文坛盟主，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文坛声望，不会因为后人的遗忘而磨灭。当年李天馥礼贤下士，成就了洪昇，如今洪昇成以他的《长生殿》闻名世界，正映衬了李天馥的光辉，礼贤下士，慧眼识英才。我们为合肥有这样的父子名人而骄傲。

（本作主要参考：《清初相国李天馥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陈颍著）、《李英世系文史编纂》（李宁主编）、《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章培恒）等。

本文作者是合肥李天馥的族人，李天馥是合肥李英世系第11代，李孝峰是第22代，族谱中的史料文字、诗作《容斋千首诗》《野香亭集》《道旁散人集》引用不作细注）

李孝峰，安徽合肥人，汉语言文学教育，长丰县北城世纪城学校中学高级教师。从教三十年，喜欢业余写作，有多篇文章在《中学生学习报》《合肥晚报》《同步悦读》等媒体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