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这个词一旦被提及，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还是14世纪肆虐欧洲的大规模鼠疫，不过鼠疫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周期性很强的烈性传染病，即便是在今天，鼠疫依然排在甲类传染病名单的第一位，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从未放松对鼠疫的防疫和检测。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20世纪初发生在晚清的一次大规模鼠疫，此次鼠疫被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此时的晚清政府还没有专门的防疫部门，鼠疫的强传染性和极高的致死率，伴随着背井离乡逃疫的人群迅速扩散，东三省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成为了重灾区，仅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6万多，一时间全村绝户、路陈病患的凄惨场景在东三省处处可见。
此时，一位马来西亚籍医学博士临危受命，他就是伍连德，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科学防疫手段与政府执行力相配合控制大型瘟疫的医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和精准的判断，首次发现并迅速确立的鼠疫的飞沫传播特性，在疫情最严重之时，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便扑灭了这次鼠疫。
由于在鼠疫防治上的重大发现和有效控制，伍连德成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人，也是历史上首位华人诺奖候选人，在填写个人介绍的“国家”一栏时，“CHINA”赫然在上。
在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抵达哈尔滨之前，当时的东北地区就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的灭鼠行动，当时对于鼠疫的认识还停留在“典型性鼠疫”，也就是通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的传统鼠疫。
整个东三省的灭鼠行动决心非常的大，奉天城（今辽宁沈阳）发布悬赏，明码标价一鼠可赏铜币七枚，在这种刺激下一个月的时间奉天城就灭鼠25347只，整个奉天城灭鼠数量超8万只，随后其他二省效仿，远之京津地区也受到灭鼠风潮的号召，甚至远在千里外的汉口也发布悬赏。
但是，伍连德到哈尔滨后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此时正值寒冬腊月，东三省的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此时的跳蚤大多都在蛰伏期，更别说跳蚤在人鼠之间蹦跶了，所以不可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鼠疫，而且在多方了解后，鼠疫最先发现的地区有从中俄边境劝返的猎户，鼠疫的源头很可能不是城中的老鼠，而是来自边境地区的旱獭。
旱獭，属于大型啮齿动物，俗名土拨鼠，生活在草甸中的洞穴中，体长可达0.5米，体重4-5千克，入秋后开始大幅囤积脂肪，皮毛开始蓄绒过冬，秋后便躲进洞中冬眠直到次年3-4月份。
鼠疫发生之前的这些年间，土拨鼠一直以来都被大规模捕杀，一方面土拨鼠的皮毛在欧洲非常受欢迎，越冬土拨鼠皮毛质量堪比貂皮，在1907年至1910年间，土拨鼠的毛皮价格翻了6倍之多，捕杀数量从原本的70万只跃升至250万只，另一方面，晚清政局动荡，天灾人祸导致大量关内人口涌至东北，这些人在东北没有土地，只能依靠打猎为生。有经验的猎人们一直以来都有一条约定成俗的规定，那就是绝不碰带病的土拨鼠，但是新来逃荒的人哪管有病没病，见着就剥皮吃肉，于是1910年10月的一天，几个满洲里的猎人在旅店过夜之后，2名猎人“口吐黑血”死亡，这被认作鼠疫最早的源头。
在满洲里初现鼠疫的同时，在中俄边界的另一端，俄国也出现了华人劳工患病去世的情况，俄国人非常明白出现鼠疫后意味着什么，于是大规模的遣回患病的中国劳工以及接触到的人，1910年10月下旬，大批从俄国回到东三省老家的劳工，使得鼠疫开始以更大范围的传播。
伍连德在分析患者的病情以后，也发现奇怪之处，典型性鼠疫患者大多有短暂的潜伏期，但是此次东三省爆发的鼠疫更加迅猛，根据当时的资料记载，一旦患病“先发烧，后吐血，不敷（足）日即身死”，而且疫情爆发的地方起初多为东三省的交通要道，人员密集流动性大，按照传统鼠疫的医疗方法，患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几名医护人员感染鼠疫，伍连德怀疑这次的鼠疫可能是一种新型传播途径的鼠疫，只差验证的证据。
伍连德在对死者进行解剖后发现，患病死亡的患者心肺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而且在土拨鼠体内也发现了鼠疫杆菌。与此同时，日本细菌学家，“典型性鼠疫”理论创始人，北里柴三郎，在听闻东北发生大规模鼠疫时，便立即和学生一起着手调查鼠疫的起源，他们一行解剖了超过3万只老鼠，可是在这些老鼠的体内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很明显这不是一场由老鼠引发的传统鼠疫，但是日本人不愿接受一个华人发现新型鼠疫的事实，一再否认伍连德“肺鼠疫”的判断。
北里柴三郎
俄国也认为此次鼠疫也还是传统鼠疫，只是还未找到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而已，依然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无论伍连德怎样摆出证据，俄日都给予否定的态度，此时的伍连德才恍然大悟，外国对待积弱的中国的偏见，在医学方面依然存在，没人会相信一个来自落后中国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权威、资历、背景的华人医生说的话。
被逼无奈的伍连德向清政府上奏，请示封锁东北地区，防止鼠疫扩散，这种科学的隔离方法正好正中了清政府不想让鼠疫蔓延至紫禁城的想法，此时的东三省实际话语权还是在俄日手里，清政府能顶住压力支持隔离，让伍连德倍感意外和惊喜。一时间国际上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东三省，特别是伍连德所在的傅家甸，俄日也在等一个机会，如果伍连德防疫失败，那疫情将可能是俄日接管东三省的最好的借口。
伍连德在隔离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用纱布制作的简易“伍氏口罩”，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口罩防疫。熟悉生物学的朋友们肯定清楚，要想控制传染病，传染源、传播途径、隔离易感人群缺一不可，伍连德在这种思路下先是封锁了交通切断了传播途径，然后佩戴口罩保护了易感人群。
对于传染源，因病去世的尸体成了最大的传染源，此时正逢隆冬时节，深埋尸体根本做不到，而且低温更成了鼠疫杆菌的庇护所，所以伍连德为了消灭传染源，直接主张“焚尸”，那是的传统思维还是入土为安，焚烧死者更是难上加难，“焚尸”一提，上下官民共愤。
关键时刻，当时大清实际的当权者摄政王载沣为了解决鼠疫，直接下令支持伍连德“焚尸”。在那年的1月31日大年初一，伍连德号召群众大放鞭炮，一方面是为了给群众一种消灾辟邪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借助鞭炮烟中的硫磺味灭菌。
焚烧过后，哈尔滨全城的感染人数急剧下降，1911年3月1日，伍连德来哈尔滨已经67天，那天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一天，哈尔滨全城24小时内无一人感染，无一人死亡，过后几日也没有再出现鼠疫患者，伍连德随即解除了傅家甸的隔离，此方法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先后解决了哈尔滨、奉天城等地的鼠疫疫情，不可一世的鼠疫，被中国人打败了！
东三省的鼠疫结束了，伍连德的使命还没有结束，1911年他主持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并在他主张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而后伍连德又成功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上海、东北等地卷土重来的肺鼠疫、霍乱。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华民族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也是，这便是民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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