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6月08日 15:17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曾凡熙核心提示:这四次遇险没有要了曾国藩的性命,却使他最终得以指挥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历史上许多功臣一样,“功高震主“的曾国藩也并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从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开始,清廷便积极对他进行打压,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与其地位相当,以便与他分庭抗礼,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9期,作者:曾凡熙,原题:《曾国藩四次遇险》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而成为军事集团首脑,镇压太平军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险,最终均有惊无险,于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南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他在世时,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骂名。1853年1月,曾国藩以在籍礼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团练大臣,编练湘军,从此成为太平天国最强劲的对手。曾国藩从一介书生,摇身一变而为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指挥湘军四处征战,最终镇压太平天国,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这也使得他的名声威望达到顶点,一度官至直隶总督,成为清王朝最为倚重的汉族官员,死后被清廷追赠为太傅,谥号文正。曾国藩虽然取得了辉煌的个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其中,有四次遇险差点使得他功业未成而命归黄泉。
第二次,湖口惨败。曾国藩从靖港逃回长沙之后,即进行严厉的整军,将在战斗中溃散的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仅留下敢战之士,连他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裁撤之列。长沙整军使湘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在经过添募新勇、修补战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补充后,湘军重新发动攻势,经岳州城陵矶和武昌两次大战,给太平军水师以毁灭性打击并夺得上游重镇武汉。咸丰帝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头脑,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并命令他迅速顺流东下,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湘军经过恶战,亟需休整,但是在咸丰帝的严旨逼迫下,曾国藩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进攻。田家镇一战,湘军再给太平军水师以重创,使其基本瓦解。湘军陆师乘胜连陷湖北广济、黄梅,兵临江西九江城下。太平军方面,由于上游战局恶化,石达开再度受命主持西征军务,督师安庆,与猛将罗大纲共同指挥九江、湖口会战。太平军在九江、湖口防线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湘军寸步难行。1854年12月8日,湘军陆师进攻九江,拉开战幕,但进攻多日没能破城,形成相持状态。1855年1月3日,湘军水师进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带,太平军早已严阵以待。两军经连日作战,均伤亡惨重。太平军用于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毁,石达开立即重筑湖口防线,命人将大船凿沉载江中,“实以砂石,仅西岸留一隘口,拦以篾缆”。但湘军也被太平军的“惊营”战术弄得疲惫不堪,由骄而躁,急于求战。不久,战端重启。29日,湘军水师贸然冲击湖口水卡,斩断用以拦截湖口的竹篾缆绳,一百二十余艘长龙、舢板等轻便船只冲入鄱阳内湖,横冲直撞,焚毁太平军大量战船。石达开抓住时机,令将士在湖口再行设卡筑垒,修筑两座浮桥,桥下填上泥土,构筑炮台,断敌归路,切断内湖、外江湘军水师之间的联系,准备各个击破。同时,他出动小划20余只,围攻外江湘军快蟹大战船。湘军水师作战,必须快蟹、长龙、舢板等大小战船相互配合行动。快蟹、长龙火力猛,舢板机动性强,这样大小相依,火力与机动性相结合,才使得湘军水师战斗力较强。但是长龙、舢板既陷于内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掉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快蟹大船无法应付太平军机动灵活的小划袭击战术,败退回九江大营。石达开决定乘胜对九江城外湘军水师实施第二次打击,以彻底解九江之围。2月11日,石达开乘月黑无光、天色迷漫之际,命令三十余只装满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军水师,另派三十余只小划围攻曾国藩的拖罟坐船,搜获曾国藩的家书、奏章、地图和咸丰帝给他的上谕。危急之中,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驶入罗泽南营”。他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散,念及自己惨淡经营数年的水师竟落得如此下场,既羞愤又心痛,欲仿效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缰绳,众幕僚寸步不离,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才作罢。
第四次,祁门被围。1858年7月,曾国藩在家守制未满,即奉清帝谕令再次出山,先后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将石达开驱入赣南、湘南,远离主要战场。8月,清廷应胡林翼疏请,诏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图安徽。曾国藩提出图皖的战略总方针:“……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根据这一“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战略总方针,曾国藩决定发动安庆会战,与陈玉成决战皖北,以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曾国藩制定了四路进兵的具体计划,并始终贯彻执行之,甚至因不救苏、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责难也不为所动,终于在1860年6月将安庆严密包围。为便于指挥,曾国藩将大营移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门。太平军方面,在二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领导者们即制定了分兵两路合取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称为“二次西征”。根据这一军事部署,太平军决定兵分五路援赣,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国藩的祁门大营。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带2万人“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但是被湘军悍将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李秀成的这一次进攻,对曾国藩震动极大,因为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60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他的身边仅有三千余人,而太平军却是人多势众。当时,曾国藩料定难以活命,连遗嘱都写好了,向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妥善安排了后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被击败后,便退出了羊栈岭,致使进攻祁门的大好战机丧失,使曾国藩绝处逢生,白捡一条性命。不过,曾国藩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太平军在皖南的实力还是要优于湘军。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曾国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危急。后来,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恢复了粮道,暂时渡过了危机。可是,此后不久却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1861年3月起,太平军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多次击败湘军的抵抗,进至离祁门仅仅二十余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陷入绝境。此时,他悲观到了极点,在日记中写道:“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在给儿子曾纪泽的遗嘱中写有“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如此一挫,军心尤为震动”、“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毯”。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绪是何等沮丧。恰在此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威胁着围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曾国藩再一次捡回了性命。至此,太平军的五路援赣战略计划彻底破灭。自到祁门以来,曾国藩就没有一天轻松过。一波三折的战局使他恐惧不已,经常处于一日数惊的境地中。乘太平军撤围之机,他赶紧离开了祁门这一险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从祁门出发,10日抵达东流,将大营设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会遭到太平军的围歼了。
这四次遇险没有要了曾国藩的性命,却使他最终得以指挥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历史上许多功臣一样,“功高震主“的曾国藩也并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从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开始,清廷便积极对他进行打压,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与其地位相当,以便与他分庭抗礼,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曾国藩推行“防河”战略围剿捻军遭到挫折后,清廷便以李鸿章取而代之,谕令他回两江总督原任。而李鸿章接手“剿”捻事务后,仍旧推行曾国藩的“防河”战略并取得成功。对于清廷的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发生,天津的爱国群众打死法国殖民者二十余人,并焚毁了一些外国人的建筑物。曾国藩在处理这次事件时对法国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极为屈辱的条件接受了法国人的要求,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一时间,斥责之声充满朝野,爱国官绅对他的痛骂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当面把他比作秦桧,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曾国藩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本来曾国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让曾国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机会再次对他进行打压,又派李鸿章来接手“天津教案”。李鸿章对曾国藩先前处理的结果几乎没有大的变动,却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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