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
将是吉尔-德勒兹的世纪。
——米歇尔-福柯
估计德勒兹的手势也很迷人，
你看他留了那么长的指甲。】
如果你还困在他人的梦想里，
那么你被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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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到处都是性亢奋：
当官的玩弄着手中的文件，
法官掌管着公正，商人让金钱流通着，
资产阶级操着无产阶级，等等。
已经没必要再用暗喻，
没必要再用变态来表达性欲。
希特勒过去能让法西斯主义者性亢奋。
而今天国旗、人民、军队、
银行也能让很多人极度性亢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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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开始时资本主义是革命性的吗？
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革命吗？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我是这样看的。
资本主义从一生下来就和野蛮镇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很快它就取得国家暴力机器和政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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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不是神的审判，
而是同神及审判作出了结的方式。
没人能因审判而成长，
成长是通过不涉及任何审判的斗争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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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用奇怪，是不是文章发重复了，只是标题重复了而已。之前发过一篇和自杀有关的文章，用的也是这个标题（德勒兹 | 如果你还困在他人的梦想里，那么你被操了）。
吉尔-德勒兹是法国影响巨大的后现代哲学家，1925年1月18日出生在法国首都巴黎，194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致力于哲学研究。1995年11月4日，德勒兹因不堪肺病折磨，在巴黎十七区寓所跳窗自杀，享年70岁。
德勒兹是六十年代以来法国复兴尼采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德勒兹正是通过激活尼采而引发了对差异哲学和欲望哲学的法兰西式的热情。如今，德勒兹的影响遍布人文科学的各个角落，他的《反俄狄普斯》和《千高原》业已取得世界性的声誉。
他的哲学思想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对欲望的研究，并由此出发到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攻击。其着眼点是欲望，他修正了通常的欲望概念。在拉康和弗洛伊德这里，欲望是由于欠缺而引起的一种主体心理状态，因而它是匮乏式的、收缩式的、否定式的。德勒兹则将欲望看成是生产性的，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非中心性的，非整体化的，欲望是和尼采的意志类似的一种创造性力量，它具有革命性、解放性 和颠覆性，它应该充分地施展出来。
德勒兹的政治学是一种欲望政治学，他并不排斥阶级政治，但是，要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阶级政治是不充分的。霸权式的法西斯主义不仅仅存在于希特勒式的政 权政治中，它还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各个角落中，存在于每一个人隐秘的心灵深处，个人身上的自我可能是培育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因为一个固定化的、内敛的完 整主体都可能埋藏着法西斯主义的人格种子，因此，德勒兹的主张是反俄狄浦斯，即反自我，因为自我正是欲望的首要编码机器，这样，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弗洛伊 德。
德勒兹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企图都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无论这种总体性是哲学式的，还是机构式的。只要是禁区、结构、压抑，只要是权威、机构和暴君，德勒兹都难以容忍。但是，德勒兹与这些后结构主义同志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在结构主义如火如荼的六十年代，德勒兹已经是一个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了。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色彩直接来自尼采，而不是来自于索绪尔，他似乎是少见的未受索绪尔影响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这使得德勒兹的身影显得孤立而突兀。即便是福柯，也曾在当时的结构主义阵营中徘徊。未受结构语言学洗礼的德勒兹，确确实实，从一开始就有政治和历史抱负，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尼采式的激进的责任意识和革命意识，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德勒兹的确与众不同，为此，对于“这个法国数一数二的哲学才子”，福柯由衷地表达了他的敬意：“二十世纪将是吉尔-德勒兹的世纪。”
柏拉图主义是以选择性教义的面目出现的，包括对追求者的选择，对对手的选择。任何事物或存在都声称拥有某些品质。需要对这些声明的依据或合法性作出评判。柏拉图提出了理念概念，并认为它是第一位拥有某种品质的东西（具有必要性和普适性）；理念必须能够借助一些考验，根据参与的性质，来确定哪些事物能够第二位、第三位拥有这一品质。这就是审判教义。合法的追求者，是参与者，是第二位拥有这一品质的事物，其追求的有效性得到了理念的肯定。柏拉图主义是哲学中的“奥德修纪”，后者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得到了延续。随后它遭遇了诡辩术，后者既是它的敌手，也是它的极限和它的复身：因为诡辩者追求一切或者说任意的东西，因此它很可能令选择混乱，令审判变质。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城邦之中。由于否认一切帝国的野蛮的超验性，因此古希腊社会，即古希腊城邦（即使是在僭主政治的情况下）组成了内在的场域。充实、占据这些场域的，是朋友社会，即自由的对手，他们的追求每一次都会进入一种竞技之中，并在最多样化的领域中得到实现：爱情、田径、政治和法律。这样一种制度必然会赋予意见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们尤其可以在雅典及其民主制中看到这一状况：本土性、尤其和意见是它的三大本质特征，而且是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尽管哲学可以在精神上批评这些特征，超越并修正它们，但它仍要以它们为根基。古希腊哲学声称自己依赖的是一种雨中的内在秩序，正如韦尔南所指出的那样。它以智慧的朋友而非东方式智者的面目出现。它自荐要“修正”和保证人们的观点。这些特征在西方社会中幸存了下来——尽管之后它们获得了新的意义，并解释了哲学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界的经济中始终存在的原因：“资本”的内在场域，成为每场革命根基的兄弟或同志社会（及兄弟间自由竞争），意见的主宰地位。
然而，雅典民主制中受柏拉图所指责的一点是，所有人在其中追求任意事物的状况。这是他之所以着手重建对手选择标准的原因。他不得不树立起一种新的超验性类型，后者区别于王权或神话的超验性（尽管柏拉图利用了神话，并赋予了神话一种特殊功能）。他不得不创造一种在内在场域自身中得以实现和存在的超验性：这就是理念理论的意义。现代哲学在这个方面一直追随者柏拉图：在以本面目出现的内在之中与一种超验性相遇。柏拉图主义的有毒的礼物，是将超验性引入到了哲学中，是赋予了超验性一种貌似合理的哲学意义（上帝审判的胜利）。这一行为遭遇了许多悖谬和难题，后者恰好关乎意见的地位，友情与爱情的性质，地球的某种本质的不可约简性。
任何反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应都是在广延和纯粹性方面对内在性的重建，内在性的纯粹性禁止了超验的回归。问题在于弄清楚这样一种反应究竟是抛弃了对手选择计划，还是——恰恰相反——如斯宾诺莎和尼采所认为的那样，树立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方法：这些方法涉及的不再是作为超验性行动的追求，而是存在物如何以种种内在（永恒回归，作为某物或某人能永恒归来的能力）充盈自身的方式。选择涉及的不再是追求，而是权力。权力是谦虚的，同追求正好相反。事实上，能够摆脱柏拉图主义的，唯有关于纯粹内在性的哲学：从斯多葛派到斯宾诺莎，或者尼采。
【注】：本文选自德勒兹《批评与临床》第十六章《柏拉图，希腊人》。
译者：刘云虹、曹丹红，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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